《富国的逻辑》，于是今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实践中，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民主制度，民主政治并没有得到稳定，最典型的例子是俄罗斯民主化改革。在俄进行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后，俄罗斯在一段时间内赢得了西方国家的高度赞美，普京执政后开始纠正激进民主化的弊端，一旦如此俄罗斯又被视为走回头路而受到西方的一片责难。
前文我们引述过戈尔巴乔夫针对全人类利益的讲话，在他以及他的接班人叶利钦的领导下，一个庞大帝国解体了。当时，他们幼稚地认为资本主义代表了全人类利益，只要实行私有化，其他制度都会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当叶利钦的总理年轻才俊盖达尔率领一帮经济学家对俄罗斯进行私有化改造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历史是如此痛恨，似乎斯大林靠粮食为生，他们宁愿以土为食。青年改革派，尤其是盖达尔，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自由主义导师的忠实信徒，他们认为，只要将私有化、市场化彻底贯彻，私有制就会像变戏法一样创造出无穷的财富来，俄罗斯就能走上繁荣富裕的康庄大道。自信使他们能够看到俄罗斯的光明前途，却让他们对残酷现实熟视无睹。后来他们被称为“麦肯锡式”的革命者，即像管理咨询顾问一样对国家规划下达命令，而实际对内部的具体情况却一知半解。这种专家在任何改革社会中可以说比比皆是。邓小平曾评价苏联的改革，在没有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就进行政治改革，那么经济改革又由谁来推动呢？青年改革派没有被困难阻吓，他们找到了西方代理人来告诉他们如何实现私有化——西方国家为此成立一个新的援助机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私有化操刀手副总理丘拜斯甚至将私有认股权证的发行权交给西方投资银行。在奉行强盗资本主义政策的坚定意志方面，改革者对侵吞国有财产的行为抱以完全宽容和容忍态度，甚至丘拜斯说：“他们不停地偷窃、偷窃、偷窃，他们什么都偷，而且不可能被制止。但是，让他们偷吧，把这些财产拿走，以后他们就会变成这些财产的所有者和优秀的管理者。”这是何等幼稚的改革者，他难道不清楚，路径依赖如何能让贼突然变成勤奋的创业者？
在这样的改革者领导下，俄罗斯很快就在西方机构的建议和援助承诺下进行了彻底改革，国有资产证券化后虽然分给了国民，但很快资产被少数国外资本和国内寡头控制，经济一落千丈，而国有财富被大肆洗劫。当时俄罗斯改革派对美国已经达到顶礼膜拜的程度，美国经济学家帮助叶利钦修改总统令，美国律师参与制定俄罗斯的法律条款和政府规定，美国财政部指导俄罗斯如何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这样，伴随着市场的完全自由开放，金融资本通过在俄罗斯设立大量金融机构并吸收卢布存款，评级机构唱衰企业状况，俄罗斯人不计代价地出让自己的证券，结果，整个国家的资产被人民自己完全自愿、兴高采烈地卖掉了。伴随着卢布和美元自由兑换的金融政策，卢布很快就陷入了崩溃境地，而金融机构仅用借来的钱就完成了所有者转换，美元成为了真正的帝王，几年时间俄罗斯卢布兑美元贬值上万倍，西方资本与俄罗斯国内腐败势力结合，以极小代价获得了巨额的资产。
另外，完全自由市场化没有考虑人们的心理因素（也许美国设计者正是考虑了人们的心理因素），在完全放开的外汇市场上，人们对经济的悲观预期成为自我实现的原因，不仅国外资金在撤离，就是俄罗斯本国公民也在将所有卢布换成美元，所以，在国家层面不管如何投放外汇都无法阻止本币贬值。这是一个市场，却是可以因为情绪波动而彻底混乱的市场。到1998年，俄罗斯经济彻底崩溃，偌大一个国家反倒不如比利时的经济状况。
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实际上是青年改革派在西方理论的指导和切实帮助下，对俄罗斯正常发展的一次扼杀，这些改革者根本称不上是政治家，难得俄罗斯会推出这群孩子气的青年主持国家改革。他们空有理论，没有方法；空有热情，没有诚恳与实干；空有理想，而所作所为又背弃信仰。这是俄罗斯不成熟民主的恶果，虽有了民主的形式，但实际发展战略、国家计划却掌握在国际资本手中，掌握在对手的甜言蜜语里。布热津斯基在讲述老布什的这段历史时坦率地讲道：
“尽管叶利钦受到欢迎，俄罗斯混乱的政府被美欧当作民主小兄弟来拥抱，但俄罗斯社会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贫困。到1992年，经济已经恶化至堪比大萧条时期。更糟糕的是一大堆西方经济‘顾问’——其中相当多的是美国人——在‘私有化’俄罗斯的工业，尤其是能源资产国有化过程中，经常同俄罗斯‘改革者’们同谋，牟取私利。混乱与腐败使得人们嘲笑俄罗斯官方和美国把俄罗斯称作‘新的民主国家’。腐败的遗产在布什政府下台后很久仍困扰着俄罗斯的民主发展。”
这不是俄国老共产党员的评价，也不是中国政府的结论，而是美国前国家安全助理、现仍为美国高级智囊的布热津斯基实事求是的结论。而对此，中国一些精英仍在为如此失败的改革叫好、呐喊。我们难以理解，到底是因为无知，还是因为自己的立场已经完全被西方资本俘获而无法分清事实。
当然，对俄罗斯的民主化操作结果美国是不会承认的，一旦发生与幻想不符的现实情况，西方国家会立即表白，似乎通过言语谴责就能与这种强盗资本主义脱离干系，表明他们要的不是这种民主和经济状况，他们的理论和思想没有得到真正理解和切实贯彻，他们并不承担这种“劣质民主”的道义责任，所有混乱和倒退都与他们无关，这就好像自己的大脑不承认自己的手曾偷过东西一样。无论西方如何谴责，最终受益的都是西方国家，外国公司和本国少数特权阶层以极低代价受让了优质资产，寡头资本家又向西方国家转移了大量财富。西方社会指责这些人是强盗，但并没有说不与强盗做生意，也没有阻止强盗将赃物转移，更没有为那些受到强盗掠夺的民众提供帮助。将在历史中为二战胜利付出巨大代价的一个骄傲民族肢解后又残酷地掠夺了它的一切，却期望这个民族不觉醒不反思，仍然拜服在西方民主的动听说辞下，扭断自身的尊严和信心，这可能吗？普京是这种觉醒的代表，他将民主与爱国主义统一起来，务实处理国内经济政策。在混乱经济与混乱民主状态下，他打击寡头、整顿秩序、重振经济，这不正是这个国家需要的吗？
西方却逐步将普京视为民主的敌人，在选举过程中极力鼓动反对派进行民主运动，希望通过类似“颜色革命”的运动实现领导人的更替。美国大使甚至在竞选期间接见反对派代表，如果在美国竞选期间外国大使到美国支持反对者或者占领华尔街的领导者，美国会认为这是友好举动吗？这是对反对派明确的支持，是对他国民主进程的鲜明操控。西方国家以实际行动给俄罗斯民族上了生动的一课，俄罗斯是有记忆的，不会再轻易相信脱离社会现实的所谓民主给他们带来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