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强：网络暴力问题研究新进展

　　网络暴力作为不同于现实暴力的“软暴力”，指的是在网络场域发表具有攻击性、侮辱性的言论、图片、视频，通过人肉搜索揭露当事者的隐私，对未经证实的信息进行先入为主的道德评判，甚至介入现实，侵犯当事者人格权益的网络失范行为。比如，“史上最毒后妈事件”“非洲牛郎门事件”等等。当前，我国面临的网络安全挑战日益复杂多元，侵犯个人隐私、损害公民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事件时有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一定程度上，网络暴力问题研究事关网络强国建设，事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也事关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安全有序运行。

　　网络暴力的生成机制
　　现实动因说。有研究者认为，社会转型过程中风险的无序释放是催生网络暴力的现实动因。经济社会脱序发展，道德功能弱化，社会焦虑蔓延，“仇富”“仇官”心态，利益调整不公造成的阶层隔阂，相对剥夺阶层累积的愤懑情绪、郁积的心理抗争，在网络放大效应下，进一步离散了社会认同，催生出网络暴力。还有研究者认为，现实社会意见表达渠道不通畅，弱势群体利益无保障是产生网络暴力的现实基础。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弱势群体，极易在网络空间中产生“群体极化”效应，网络成为“弱者的武器”。透过网络暴力现象的表面，看到的往往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
　　网络特征说。网络的隐匿性、交互式、开放式等技术特征，使得网民失范行为的“责任成本”较低。有研究者认为，网络的隐匿性，使现实社会金字塔式的身份、等级、层级结构全部消解于网络节点之中。网民主体、暴力场域实现同步隐匿，网民只需“脱域”介入，即可进行情绪宣泄、满足好奇直至认同重组，最终将弗洛伊德笔下按照“唯乐原则”活动的“本我”完全释放。随着Web2.0应用的快速普及，交互式传播时代来临，据此有研究者认为，面对网络热点事件，网络“把关人”处于“摁起葫芦浮起瓢”的尴尬状态。同时，网络的开放式参与，释放了人们深层心理中被语言压抑的叛逆意识，人们可以在网络上自由地解构语言规则和编码规范，这种解构重组后的语言暴力，成为网络暴力的一种重要形式。
　　网民结构说。2014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我国20—29岁年龄段网民在整体网民中占比最大，学生仍是中国网民中最大的群体；收入结构中，月收入2001—3000元和3001—5000元的上网群体规模最大。据此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网民呈现年轻化、学生化、低收入化的结构，这种结构决定网民使用网络的娱乐化、情绪化，面临社会问题时，更容易非理性表达。还有研究者指出网络推手在网络暴力事件生成初期，起了重要作用。普通网民摇旗呐喊、参与围观式的“扒粪”，使得网络暴力终成原然之势，并据此认为网络暴力是“集合行为”的道德审判。
　　规制缺位说。主要是网络法律规制缺位、网络伦理规则缺位。有研究者认为，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中国逐步由伦理社会进入法理社会，与现实法律规则体系的“事后建构”同步，网络法规更是缺少前瞻性延伸建构。此外，网络社会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网络伦理规则跟进。网络立法缺位、网络伦理规则缺失的交互作用，造成网络行为失范引致的网络暴力频发。

　　网络暴力的社会影响
　　当前，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网络暴力侵犯了民众基本权益，异化了网络自由表达权，绑架了新闻舆论，深化了阶层区隔，激化了社会矛盾。学术界对网络暴力社会影响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侵权论。有研究者指出，网络暴力侵犯民众基本权益，瓦解社会信任，不利于社会整合。网络暴力直接侵犯当事者的隐私权、名誉权、肖像权等权利，间接销蚀现有法律程序和法律体系的正当性。网民通过人肉搜索进行调查取证，事实上造成了“多数人的暴政”，不利于公民政治文化和法治文明建设。
　　异化论。有学者认为，网络暴力的形成，进一步异化了网络自由表达，催生出网络民粹主义。人肉搜索式的网络暴力，经过网民群体认同、网民情感动员以及网络话语垄断，形成草根性、非理性和批判性为特征的网络民粹主义，扭曲了民意，消弱了党和政府权威，消弭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利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不利于网络民主建设。
　　矛盾论。还有研究者认为，网络暴力具有风险的“溢出叠加”效应，容易进一步造成阶层区隔，激化社会矛盾。同时，网络暴力扭曲了网民的心理结构，网民在参与围观、点击的过程中，无形中也被这种暴力文化消费了，从而助长社会非理性情绪，滋生以暴制暴的社会心理，为潜在社会矛盾的激发进行了心理“蓄势”，不利于社会稳定。

　　网络暴力的消解路径
　　注重化解现实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有研究者认为，政府要注重制度设置的公正性，积极构建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促进转型社会风险的有序释放。同时，借助网络暴力的社会晴雨表功能，及时开展社会风险评估，防止制度性社会排斥，更加注重维护弱势群体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实现民生问题民权化和民权问题民生化的互联互动。只有从社会层面解决各类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才能消解网络暴力的现实动因。
　　完善适用网络社会的法律体系。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社会呈现“泛道德主义”的文化心理结构，极易出现伏尔泰所说的“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地走向罪恶”的局面。缺少适用网络社会的法律法规制约，“道德民兵”就会进行先入为主式的网络巡视，进而通过网络群组的认同放大，走向网下的现实介入，侵犯他人权利。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指出，“网络构建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的操作与结果。”新的网络社会形态呼唤新的法律体系。
　　健全网络互动规则和信息技术伦理建设。有研究者强调，网络“标题党”通过议程设置，变相推动网络暴力。通过构建网络互动规则和网络新闻传播伦理，才能规范网络互动和网络传播。还有研究者认为，现代信息技术伦理的核心是从观念和道德层面规范技术发展准则，使之不损害人的基本权益。在提高民众信息伦理和规则意识的基础上，超前预示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并制定可行的技术伦理准则，以规避可能出现的网络社会问题。
　　构建网络社会治理体系。有研究者强调，需要从政府、社会、个人、技术四个维度，构建网络社会治理体系，形成治理网络暴力的合力。要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和网络表达机制，培育民众理性思考能力，弘扬社会公德，防止网络技术异化。
　　学术界对网络暴力问题的既有研究，及时回应了网络暴力现象，取得了很大的研究进展。但中国网络暴力问题研究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从理论深度看，既有研究多是案例式、描述式的浅层解析，可以进一步加深理论分析。从学科上看，既有研究局限于新闻学、传播学、法学等学科，可以开展社会学特别是网络社会学的深层研究。从研究方法看，缺少深度的国际比较研究，应将问题置于国际视野下。从研究内容看，缺少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交互分析，可以加大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的互动关联研究。今年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开局之年。深化网络暴力问题的理论研究，提供具有现实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有利于培育网上核心价值观，扩大网络传播正能量。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