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泽民论党的作风建设

1989年政治风波平息后，邓小平郑重表示：“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又告诫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这是邓小平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嘱托。

继毛泽东1939年将党的建设喻作“伟大的工程”，时隔55年，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将新时期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的工程”的高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则被确立为党的建设两大历史性课题。围绕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江泽民作了许多重要论述，其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涉及党的作风建设。

（一）“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刚结束，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体察广大群众惩治“官倒”等腐败现象的呼声，迅速采取措施。

1989年7月28日，距四中全会闭幕仅34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宣布在惩治腐败和带头廉洁奉公、艰苦奋斗方面先做七件事；涉及对领导干部的要求，首先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做起。这七件事是：1.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2.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3.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4.严格按规定配车，禁止进口小轿车。5.严格禁止请客送礼。6.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7.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江泽民强调，这七件事要抓到底，不能刮一阵风了事。

8月17日，《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出台。这是中央在新时期第四次就这一问题下发文件。同年底，90%以上的党政机关开办的公司被撤销。

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对当前和今后党的建设作出了具体部署和明确规定，其中第四条专门谈“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克服消极、腐败现象”。

以上事实，说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显示出把党治理好、整顿好的决心。

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根据新的历史时期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的深刻变化，明确提出“我们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强调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

党要管党，首先要管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从严治党，首先要治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江泽民指出：“一个执政党，如果管不住、治理不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后果不堪设想。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为害最烈的是吏治的腐败。由于卖官鬻爵及其带来和助长的其他腐败现象，造成‘人亡政息’、王朝覆灭的例子，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屡见不鲜的。这种历史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注意。”江泽民：《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1996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7页。

在2000年1月14日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江泽民就治党与治国的关系分析说：“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他强调：“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也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好这个方针，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保证。”

江泽民指出，党内存在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有的情况还日趋严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当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组织和领导者治党不严，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他详细分析说：

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班子软弱涣散，思想上、政治上不强，不能正确处理发

展经济和加强党的建设的关系，“一手硬、一手软”，党不管党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

有的领导干部对出现的问题，不仅不能见微知著，而且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还麻木

不仁，甚至包着、护着，该教育的不教育，该批评的不批评，该查处的不查处。有

的搞好人主义和庸俗关系学，面对错误的思想行为缺少正气，尤其是对亲近自己的

所谓“熟人”，能为自己办事的所谓“能人”，有点影响的所谓“名人”，处在重要位

置上的所谓“要人”，以及所谓“有背景”的人和自己的亲人，即使问题严重，也往

往宽容有加，甚至姑息养奸。有的不能正确总结历史教训，把从严治党同“左”的

做法混为一谈，以为“严”就是“左”，对错误的东西放弃了批评和斗争。还有的官

僚主义严重，做官当老爷，根本不了解群众呼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江泽民指出，落实从严治党的方针，必须全面贯穿于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纪律和制度建设的各方面工作；必须严格按党章办事，按党的制度和规定办事。江泽民痛斥说：“从这些年和最近揭露出来的一些大案要案来看，一些领导干部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简直到了利令智昏、利欲熏心、胆大包天、无法无天的地步！”他指出，越是高级干部越缺少有力的监督和管理，这是干部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现在的社会情况和人际关系比过去复杂得多，要有效地监督领导干部确实有难度。但越是有难度，就越要下功夫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

江泽民还谈到纵容甚至庇护亲属违法犯罪的领导干部不减反增的现象，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管住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家都治不好，何谈治党治国？我们是共产党人，决不能搞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以上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2000年1月14日），《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6、497—498、501—502、503—504页。

（二）“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

将党建格局界定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四位一体，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建理论上的一大贡献。江泽民指出：“我们在思想、组织、作风、制度等方面不可能一下子都适应变革的要求。因此，党必须从各个方面抓紧自身建设，增强适应能力，提高领导水平，始终成为领导改革和建设的核心力量。”

江泽民用“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这一生动比喻来强调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并分析了作风建设与其他建设之间的关系。他说：“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是党的创造力、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内容。我们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领导着有十二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的大党，是一个带领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执政党，党的作风状况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大力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党的作风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等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抓住作风建设，就抓住了新形势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抓住了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切入点。”他还强调，抓党的作风建设是一项经常、长期、艰巨的任务，对此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抓党的作风建设，重点抓什么？江泽民指出，必须抓住当前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工作。他据此提出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以上见《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2001年8月21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322、323—324页。

领导干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及享乐主义、骄奢淫逸歪风，最遭广大群众诟病和痛恨。人们的总体感受是：现在交通、通信发达了，但干部离群众却远了。江泽民对此作了深入剖析。他说：

搞形式主义，要害是只图虚名，不务实效。比如，有的干部做工作，不去认真领会中央精神，也不去了解下情，习惯于做表面文章，喊口号；有的沉湎于“文山会海”，应酬接待，不能深入基层；有的热衷于沽名钓誉，哗众取宠，应付上级，应付群众；有的搞各种名目的所谓达标活动，形式上热热闹闹，实则劳民伤财；有的只说空话套话，不干实事；有的报喜不报忧，掩盖矛盾和问题，以致酿成恶果。现在发生的一些严重的突发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有些是让人想都想不到的事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作不落实、不扎实、不切实。工作部署了，没有抓到底，口号提出来了，没有落实，结果流于形式，浮于表面，没有实效。这种风气如果不纠正，不仅会导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无法落实，而且必然会出乱子，甚至出大乱子。官僚主义作风，要害是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有的干部无所用心，有的作威作福、欺压群众，引起了干部群众强烈不满。对官僚主义作风，我们不仅要认识它的危害性，而且要深刻认识它产生的根源。官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官本位”意识。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有了官位就什么东西都有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种“官本位”意识，流传了几千年，至今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也自觉不自觉地做了这种“官本位”意识的俘虏，于是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现象出来了，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骗取荣誉和职位的现象出来了，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不思进取、一切为了保官的现象出来了，以权谋私的现象出来了。当前，“官本位”意识的要害，就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只对自己或亲属或小团体负责。其危害极大。因此，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意识，必须狠狠批判和坚决破除。《在新世纪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2000年10月11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132—133页。

坚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骄奢淫逸，要作为当前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不是小事。他们的生活作风如何，实质上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的体现。

现在，一些干部精神空虚、萎靡不振，贪图享乐、骄奢淫逸的思想滋长起来。有的沉湎于花天酒地、饱食终日，有的到封建迷信活动中去寻找精神寄托，有的在各种诱惑面前随波逐流，有的经不起金钱、美色等诱惑，腐化堕落，甚至跌入了犯罪的泥坑。一些干部的蜕化变质，甚至叛党投敌、出卖情报，大都是先从生活作风方面被打开缺口的。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现象。加强领导干部生活作风建设的问题，比以往更加突出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2001年8月21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329页。

在1999年1月11日的一次讲话中，江泽民举例说，最近，云南昆禄公路“豆腐渣工程”的暴露、辽宁沈四高速公路青洋河大桥的塌陷、重庆綦江县人行桥因粗制滥造而垮塌等事件，看了以后令人震惊。

党风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其根源在哪里？江泽民认为，这是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的。他分析说：“我们党长期执政，使党内一些人产生了贪图安乐、不思进取的思想。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了新的环境，物质诱惑的因素增多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文化和我国历史遗留下来的封建残余思想侵蚀着一些同志的精神世界和我们党的肌体。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革时期，很多方面的制度、体制、规范还不健全、不完善。有的地方和部门对思想政治建设抓得不紧，一些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没有解决，经受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2001年8月21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323页。

江泽民还具体分析说，我们党历来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但为什么这两股歪风还是成为一种“常见病”、“多发病”，甚至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症呢？根子就在一些领导干部的工作指导思想不对头，干工作不是或不完全是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而是为了给自己出名挂号，打个人的小算盘。因此，他们处理不好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关系，一味迎合上面，只注意应付上级，不注重对下落实，不能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一致起来。《在中央军委常务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9月28日），《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51—652页。

江泽民强调，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要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他语重心长地说：“我曾经说过，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好好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这些问题，我们每个领导干部都应该经常想一想。我们共产党人是全心全意为党和国家的事业、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有什么个人的东西不能抛弃呢？”“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对我们党是一大祸害。全党上下，全国上下，必须狠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歪风。”《在新世纪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2000年10月11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132—134页。

如何狠刹这些歪风、使党保持好的形象呢？江泽民指出，要在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从思想教育和制度规定两个方面入手，提出一套管用的教育办法和制度规定，让全体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体遵循。

在加强思想教育、扬清风树正气方面，党中央抓得很紧。1990年3月5日，江泽民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弘扬雷锋精神”正式发表，推动了学雷锋活动的蓬勃开展。七天后，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该文件开篇写道：“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文件就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作了具体指示和规定，其中强调：“全体共产党员和党员干部，都要带头学习雷锋，一切为群众着想，做人民的公仆。”同年10月，江泽民在抚顺接见“雷锋团”官兵代表，赞许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学雷锋，勉励他们继续在学雷锋活动中走在前面。党的十四大召开后，全国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其中指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从严治党，搞好党风；共产党员要在全社会发挥表率作用，党的领导干部要在全党发挥表率作用。为加强协调，中央专门成立了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这标志着精神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江泽民十分重视进行综合整治，提出三个“一起抓”，体现了辩证思想和开阔视野。他指出，抓好作风建设，关键要落实到解决问题上。解决的办法要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对涉及全局、情况复杂、一时难以解决的深层次问题，要持之以恒、常抓不懈，结合党的思想、组织、制度建设一起抓，结合党纪、政纪、法纪建设一起抓，结合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建设一起抓。纠正不正之风，要敢于动真格的。

（三）“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这是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讲的一段话，将党的作风建设与群众路线的关系分析得很透彻，言简意赅，反映了认识上的深化。

江泽民指出，当前影响党的群众路线贯彻落实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二者都是严重脱离群众、为群众所痛恨的不良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已成为影响我们事业发展的一大祸害。

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然会出乱子。而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客观上加大了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难度，也凸显了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1999年4月25日，发生“法轮功”人员万余人围堵中南海新华门事件。江泽民严肃指出：“今天的事情，值得我们深思。人不知、鬼不晓，突然在党和国家权力中心的大门口周围聚集了一万多人，围了整整一天。其组织纪律之严密，信息传递之迅速，实属罕见。可是，我们的有关部门事先竟毫无察觉，而从互联网上就能迅速找到‘法轮功’在各地的组织联络系统，这还不发人深省吗？”他告诫说，“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敏感期已经来临”，“这次事件的发生，也说明了我们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软弱无力到了什么程度”！《一个新的信号》（1999年4月25日），《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319、320页。

参加“法轮功”非法组织的人员，有相当多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军人，更多的是下岗职工等城乡困难群体。所暴露出的问题涉及思想政治工作，也涉及群众工作，即如何为群众排忧解难、与群众打成一片的问题。群众通常从自己接触到的干部来看党的形象。干部作风不好，就会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降低党和政府的威信和公信力。群众有情绪、有怨言，就会跟着非法组织走，以致被人利用，采用极端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法轮功”人员围堵新华门事件，以及呈上升趋势的各类群体性事件，便是这种体现。社会上离心倾向增加，各种风险、危险就会骤然加大。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国家的前途命运，正是主要从这个角度说的。这实际上涉及如何赢得民心、把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的问题，也就是人心向背的问题。

江泽民一再谈到人心向背问题。2000年12月26日，他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强调指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必须高度关注党同群众的关系问题、人心向背问题。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政风廉洁，从来是赢得民心，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繁荣的重要一环。这是对兴亡规律的一个重要经验总结。中国历史上一个个王朝的覆灭，世界历史上一个个不可一世的大帝国的崩溃，当今世界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的下台，都与人心向背的变化有很大关系。江泽民举了不少例子：秦始皇横征暴敛、民怨沸腾，秦王朝传之二世就灭亡；唐玄宗沉醉于声色犬马，外戚揽权、吏治腐败，引发安史之乱，致使唐王朝由盛转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和在台湾失去政权，以及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下台等。江泽民是江苏扬州人，他还谈到隋炀帝因穷奢极欲造成百姓苦不堪言、揭竿而起，最后被迫在扬（时称“江都”）自缢，并援引了晚唐诗人罗隐“君王忍将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一语。他恳切地说：对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实例，我们应该明鉴啊！

江泽民痛斥了以权谋私现象，告诫全党要特别警惕“既得利益”的错误倾向。他指出：

我们党公开声明，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正是由于我们党始终坚持了这一条，所以我们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我们党处在执政地位并长期执政，党内有一些人逐渐产生了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他们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看成是自己的所谓“既得利益”，不是用这些职权和条件来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用来为自己捞取不合理的、非法的私利。他们甚至把这些东西看成是谁也碰不得、动不得的私有财产，想方设法地要去维护和扩大这种所谓“既得利益”。这是十分危险的。历史事实说明，不少剥削阶级的政党或政治集团在执政以后，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攫取本阶级、本集团和执政官员个人的私利，并极力维护和不断扩大这种私利，结果形成了一个欺压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因为这样，他们终究要受到人民群众的反对。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绝不允许搞剥削阶级政党及其统治集团所追求的那种既得利益，也绝不能成为那样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果走到了那一步，我们党就必然要失败。我提出这个问题是要说明，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来说，党内一些干部是容易产生所谓“既得利益”的思想倾向的，希望全党同志都始终保持高度警觉，自觉同这种错误的思想倾向进行斗争。以上见《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2000年12月26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183—184、185—187页。

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江泽民也强调：“所有党员干部必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而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随着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防止内部分化、防止敌对势力争夺人心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在这个问题上掌握着主动权。党风不好，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要避免这种危险，就必须搞好党风，进而搞好党群、干群关系。因此，江泽民从政治高度来看问题，将脱离群众视为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将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视为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他再三强调，抓党的作风建设，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归结到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归结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上来，归结到关心群众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来。一定要结合新的实践，将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等优良作风发扬光大。他一再提醒全党，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的政治优势，是我们治党治国的传家宝，任何时候都丢不得，丢了要吃大亏。

（四）“在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与腐败现象，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前者是作风问题，后者属违法犯罪，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继续发展，私心贪欲膨胀，势必会走向腐败。相比之下，腐败造成的危害更大，影响更为恶劣。江泽民说过，对腐败问题，不仅要从经济上看，而且要从政治上看。他所强调的正是人心向背问题。

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首先抓反腐败的问题，在惩治腐败等方面做了七件事。从这次全会到十六大的13年间，反腐败斗争的总体形势可概括为：所面临的挑战更大、压力更大，开展得更有力度、更加深入。

所谓挑战更大、压力更大，主要体现在：继党的十三大提出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后，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给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同时客观上扩大了权力对经济活动影响的空间。党内受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影响的人多起来了，而且这股风同样来得很猛。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见微知著，不断推进新形势下的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四大之后，江泽民每年都在中央纪委全体会议上讲话：1993年，对反腐倡廉的几项突出工作进行部署；1994年，提出反腐败斗争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并提出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九点意见；1995年，强调为了防止腐败，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的素质；1996年，着重研究新时期纪检监察机关的责任、反腐败工作格局、党内监督和加强党委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等问题；1997年，重申要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坚决反对奢侈浪费；1998年，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拒腐防变，在反腐倡廉中起表率作用；1999年，提出全党必须维护和加强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群众工作纪律；2000年，强调全党要进一步贯彻落实从严治党的方针，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2001年，提出要按照中央确定的工作格局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强调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2002年，强调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通过及时总结实践经验，党对反腐败斗争的认识更加深化，思路更加清晰，措施更加有力。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明确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既要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又要一个一个地打好阶段性战役。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江泽民强调：“要把反腐败斗争同纯洁党的组织结合起来，在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1996年3月12日接受《瞭望》杂志记者采访时，也明确表示，反腐败斗争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

出于纯洁党的组织的考虑，江泽民再三强调发展党员不能单纯追求数量。他说：“党的组织工作，要重视党员的素质。发展党员要重视质量，千万不能单纯追求数量，不能搞滥竽充数。滥竽充数的党员放在党内比在党外更危险。”江泽民：《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1989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9页。

江泽民一再强调，开展反腐败斗争，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包括加强教育，健全法制，强化监督，深化改革。出于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的考虑，江泽民积极推进体制创新和制度改革。他指出，为了杜绝干部直接插手微观经济行为、产生权钱交易的现象，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势在必行。他还指出，各级政府部门要进一步转变职能；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加快财政制度改革；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福利待遇要逐步实现规范化、制度化。

基于监督是关键的理念，1997年2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重申和建立党内监督五项制度的实施办法》。五项制度包括选派省（部）级干部到地方和部门巡视；党的地方和部门的纪委（纪检组）发现同级党委（党组）或它的成员有违反党的纪律的情况，有权进行初步核实，并直接向上级纪委报告，等等。

基于法制是保证的理念，江泽民十分强调法治。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口号，并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1996年2月28日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继续加快立法，切实履行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监督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工作的职责。

基于教育是基础的理念，江泽民在2001年1月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他强调，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来说，牢固树立并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是极端重要的。对于教育干部的工作，江泽民抓得很紧，号召大家要加强学习，提高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千万要防止把升官发财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不能搞“两张皮”。“我们大家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航船上”，这是江泽民常讲的一句话。这句话说得很重，实际上带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意思。他一再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忧患意识，首先要忧党；要正确地对待和使用权力，自觉地为民尽责、为国竭力、为党分忧，齐心协力，各司其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把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江泽民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体现了“三个代表”要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中产生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