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关背景和酝酿过程
改革开放之初，中共中央围绕作风建设，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其一是重新设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979年1月4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在开幕会上讲话，强调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和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若干准则》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历史经验教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是党的重要法规，是对党章的必不可少的具体补充，对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具有重大意义。《若干准则》共包括12条：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持党性，根绝派性；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关于“不许搞特权”，《若干准则》指出：“在我们的国家中，人们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尊卑贵贱的分别。谁也不是低人一等的奴隶或高人一等的贵族。那种认为自己的权力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思想，就是腐朽的封建特权思想，这种思想必须受到批判和纠正。共产党员和干部应该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
1980年11月下旬，中央纪委召开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专门讨论如何进一步搞好党风问题。座谈会对当前党风情况作出如下基本估计：“经过全党努力，我们的党风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但是，与建国初期相比，党风还没有根本好转，不正之风还相当严重。”胡耀邦在会上讲了四个问题：要正确地评价纪委的工作；要深刻认识搞好党风的巨大意义；要坚定不移地把党风搞好；我们的党一定能够以更高大的形象出现在十亿人民当中。他指出：“我的意见，不要悲观，不要无所作为。也不要存什么侥幸心理；我们有些搞不正之风的人就是存侥幸心理。‘大概不知道吧’，‘大概我们这个党就是这个样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有些人犯错误，总是把历史潮流估计错了。”胡耀邦：《搞好党风的几个问题》（1980年11月26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88页。
1981年2月24日，邓颖超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谈到《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的执行情况，批评有的机关执行《规定》时往往是顾虑多，照顾多，严格要求不够。她强调，“反对特殊化，要从我们每个党员，要从我们领导干部做起，这是要有一点革命精神的”。她还告诫说，对子女的学习、工作、入党、升级等问题，做父母的不要利用职权去插手、干涉或者说情，“领导干部一定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们党风的一个问题”。关于反对官僚主义，邓颖超强调：“反对官僚主义不能靠空喊口号，而要靠行动。用官僚主义来反官僚主义，是反不掉的。”邓颖超：《坚定不移地搞好党风》（1981年2月24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710—711、713—714、717页。
同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有相当篇幅论及党的作风建设，作了科学总结和阐释，指出了在新时期加强党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已见前述。
1982年9月，在胜利完成拨乱反正的情形下，中共十二大召开。邓小平致开幕词，响亮地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出“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胡耀邦作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第六部分为“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明确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党，使党风根本好转”。
报告分析了党的现状，阐述了进行整党的基本考虑。报告指出，即使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伤害，我们党的队伍的主流仍然是纯洁和强有力的。经过这几年的恢复和整顿，党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党的威信正在恢复和提高。但是，由于十年内乱的流毒至今还没有完全肃清，也由于在新的情况下各种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作用有所增长，目前我们党确实存在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党风还没有根本好转。一些党组织领导工作中的软弱涣散现象还严重存在。一些基层组织缺乏应有的战斗力，甚至陷于瘫痪状态。有少数党员和干部，或者对工作极不负责，官僚主义严重；或者生活特殊化，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或者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破坏党的组织纪律；或者顽固地进行派性活动，严重损害党的利益。个别党员和干部甚至堕落到贪污腐化、营私舞弊，进行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从1971年11月至1978年6月，黑龙江省宾县燃料公司经理兼党支部书记王守信等人共贪污、侵吞物资折价50.7万元。王守信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大贪污犯，1980年2月伏法。这一案件在当时引起很大震动。 还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极少数残余分子窃据着某些领导职位，伺机兴风作浪。报告表示：“这些现象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威信。我们决不允许夸大也决不害怕揭露党的这些阴暗面。”强调“党风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
报告提出，为了使党风根本好转，中央决定从明年下半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这无疑是我们党的一件头等大事，必须十分慎重地对待，十分周到地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报告强调：“我们要通过这次整党，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切实纠正不正之风，大大加强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
1983年10月11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整党的指导性文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确定从同年冬季开始全面整党。《决定》共包括九部分：整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整党的任务，对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整党的步骤和基本方法，组织处理和党员登记，必须防止走过场，整党工作的领导，巩固和发展整党的成果，各级党组织要坚决地、创造性地执行本决定。
关于整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决定》在十二大报告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阐述。《决定》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得到了初步整顿，党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健康力量在党内已占强大优势，但是，还来不及针对党在思想、作风、组织各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整顿；对党员的教育还进行得不普遍、不充分；十年内乱的流毒还没有肃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和侵蚀有所增加，我们为抵制、克服这种侵蚀而进行的工作和斗争还不够有力。由于这些原因，目前党内仍然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在许多方面同我们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不相适应。
《决定》将整党的任务概括为16个字：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决定》指出：“整顿作风，就是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纠正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反对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决定》列举了在有些党员和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腐朽现象，指出这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严重地损害了党在人民中的形象，削弱了党内外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共产主义的光辉前途的信念，挫伤了他们的政治、生产、工作、学习的积极性。《决定》强调，这次整党必须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坚决扫除这些歪风。
邓小平在会上作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着重谈了整党不能走过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两个问题。
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简称“中指委”），胡耀邦为主任，万里、余秋里、薄一波（常务）等五人为副主任。中指委在中央领导下工作，主要任务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督促检查，指导宣传。
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整党是夺取现代化建设伟大胜利的重大步骤》的社论，进行宣传和动员。10月21日，中指委发出第一号通知，标志着整党拉开序幕。
（二）主要脉络
此时，全党约有四千万党员，其中有九百多万干部，有近250万个基层和基层以上的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全体党员要无例外地积极参加整党。整党的具体步骤是：从党的中央机关到基层组织，自上而下、分期分批地整顿；每个单位党组织的整顿，也要自上而下，先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后党员群众。
《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规定，整党的基本方法是：在认真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纯洁组织。所谓“文件”，指整党学习文件，包括中央编印的《党员必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简编》、《毛泽东同志论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以及《邓小平文选》。在这四本书中，《邓小平文选（1975—1982）》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共收录邓小平1975年至1982年的重要讲话、谈话47篇，其中有37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1983年7月12日，中共中央为此发出《关于全党学习〈邓小平文选〉的通知》。其余三种书均由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编辑，其中《党员必读》共收录新时期以来的10篇重要文献，包括《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二大文件，以及新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简编》共辑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的讲话18篇，中共中央文件7篇；《毛泽东同志论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系专题汇编，共选录《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23篇文章。《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明确指出：“缺乏阅读能力的党员，由县级和县级以上的党委负责组织和培训力量，向他们宣讲《党员必读》和《邓小平文选》的主要内容。所有党员都要通过学习整党文件，提高对党的性质、纲领和任务的认识，提高对党员标准的认识，提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认识。”
按照原先的设想，此次整党用三年时间，分两期整顿完毕。不过，全国以精简机构为主旨的机构改革仍在进行当中，鉴于地、县两级党组织完成机构改革的进度不一，开展整党的时间有先有后，中央及时调整，将省市自治区以下党组织的整顿由一期（批）改为分两期（批）进行。因此，整党实际上是分三期进行的，前后实际用了三年半时间。
三期整党，均围绕中央规定的四项基本任务进行，同时注意从每期整党单位的实际出发，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在突出解决的重点问题上各有侧重。
第一期从1983年11月开始，1985年初基本结束，整顿中央一级、省市自治区一级和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一级的领导机关中的党组织，约有101万名党员参加。1984年元旦，中指委发出第六号通知，要求各单位执行边整边改方针，立即动手解决一些能够解决的问题，以便使党内外群众及时看到整党的实际成效，推动整党工作的顺利发展。根据这一方针，各单位着重消除“左”右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使领导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整顿作风方面，一是纠正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歪风，着重抓领导干部子女就业和工作分配问题，住房分配问题，遵守国家财政纪律问题等；二是纠正官僚主义作风，着重解决群众最关心、意见最大的事情。在整党过程中，中指委先后发出11个通知和其他文件，成立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0个口的整党工作指导小组，并和中央军委派出有850人组成的90个整党工作联络员小组。
第二期从1984年冬开始，1985年底基本结束，整顿地、县两级以及相当于这两级的厂矿企业、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党组织，约有1002万名党员参加。为更好地贯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委发出第十二号通知，指出这一期整党应突出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切实增强党员的党性，纠正新的不正之风，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促进我国政治、经济的大好形势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所谓“新的不正之风”，指党政干部违反规定经商办企业，乱发奖金、实物和补贴，乱涨价，倒买倒卖紧缺物资，以及挥霍公款公物请客送礼，行贿受贿，等等。具体方法是进行检查，采取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加以纠正。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现象。“三反”运动期间，中共中央于1952年2月发布《关于统一处理机关生产的决定》，决定终止党政军机关经营企业。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又出现较大反弹，而且出现了党政干部参与经商的新现象。198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其中规定党政干部或回到党政机关，或辞去党政职务。但这股不正之风并没有完全刹住，有的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仍采取各种手法继续经商、办企业，有的党政领导干部还继续兼任企业职务。1986年2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指出“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以权谋私，损公肥私，危害很大”，共作了十条规定。其中第五条规定：“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在党政机关及所属编制序列的事业单位工作的，一律不得离职经商、办企业；不在党政机关及所属编制序列的事业单位工作的，不准利用领导干部的影响和关系经商、办企业，非法牟利。对违反规定的，要严肃处理。非法所得，一律没收。”这是中央第一次就干部子女及配偶经商、办企业的问题作出明文规定。
第三期从1985年冬开始，1987年4月基本结束，重点整顿县以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包括县以下企事业单位和城市街道的党组织，约有2800万名党员参加，是整党工作中涉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一个阶段。具体又分为区、乡级整党和村级整党两个批次。按照中指委的指示精神，这一期整党的突出重点，是解决区、乡、村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严重以权谋私和严重违法乱纪问题，并切实加强农村领导班子的建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派出宣讲员和联络员63万人深入农村帮助整党。
三期整党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具有“以上启下、以下促上”的特点：上一期为下一期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下一期反映出来的上面的问题，又促进上一期整党单位回过头去进一步解决。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整个整党过程都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听取党员群众和下级党组织的意见，以及党外朋友和党外群众的意见；要处理好整党与生产、工作的关系，保证整党与经济等工作两不误，相互促进。
1987年5月26日至30日，全国整党工作总结会议在北京召开。薄一波代表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作《关于整党的基本总结和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报告。历时三年半的整党工作宣告结束。
（三）主要成绩与经验
这份总结报告有两点具有标志性：一是开了在集中教育活动结束后专门进行总结的先例党在以前搞过多次整风或整党，仅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以少量篇幅对整风运动作了总结，仍不是专门性的总结。 。以后开展的集中教育活动均延续了这一做法。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估，既总结成绩和经验，又指出问题、总结教训。这种格式也被以后的总结所沿用。
关于整党的主要成绩，报告指出，这次整党是有成绩的，有不少地方、部门和单位的成绩还比较显著，而且一期比一期整得好些，各级党组织和整党办事机构做了大量的认真的工作，广大党员和党员干部积极参加整党，广大党外群众和朋友热情支持整党。总的说来，全党在思想、作风、纪律、组织四个方面，都比整党前有了进步；党内存在的三个严重不纯的状况，已经有了改变。同时，积累了一些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重要经验。这些都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加强和发展，奠定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基础。
报告同时指出了所存在的问题：整党工作发展不平衡，有一部分单位包括一些高、中级党政领导机关，没有全面完成整党的四项基本任务，有的甚至走了过场，以致影响和损害了整党工作在群众中的声誉。整党搞得比较好的单位，在党风和其他方面也还遗留了一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经常的党的建设中继续加以解决。
接着，报告对照这次整党所规定的四项基本任务，逐一进行估价。关于在整顿作风方面取得的进展，报告归纳了三点：1.各地努力查处了一些党员干部和党员严重违法乱纪、严重以权谋私和严重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案件，基本上刹住了党政机关干部经商办企业等新的不正之风，党风有了不同程度的好转。2.促进了各级领导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官僚主义有所减少，为基层服务的思想得到加强，许多地区和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决建设、改革和群众生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密切了党群关系。3.在农村整党中大都进行了清理财务的工作，党员和干部带头归还长期拖欠的公款、公物，带头为群众办实事，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
报告同时指出，应该清醒看到，党风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和阴暗面。由于各种“关系网”、派性残余、封建遗毒和以言代法的干扰阻碍，有些败坏党风和党的形象的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的重大问题，还没有揭露出来；有的虽已揭露，但没有严肃查处。至于组织、人事工作方面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问题，相当一些单位在整党中没有认真触及。
关于这次整党的经验，报告与过去相比较，总结了两点：
这次整党没有采取大轰大嗡、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成功地避免了过去政治运动中盛行的一套“左”的做法。在三年半整党中，始终注意坚持对广大党员进行正面教育，着眼于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同时，始终强调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激励并引导党员干部和党员努力学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方法。这些都促进和保证了这次整党既解决党内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又不像过去的一些政治运动那样，留下很多后遗症，没有引起社会局势的动荡。对于属于思想认识的问题，坚持采取教育疏导的方针。解决党员中的错误思想，主要采取启发自觉、积极帮助纠正的方法，并且实行“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的政策。解决一些党员、党员干部之间存在的隔阂和不团结问题，采取广泛开展相互谈心、交心的方式进行。对于处理危害党的利益，有严重问题的党员，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纪国法为准绳，力求所做的结论和处理决定，经得起历史检验。坚持只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不整党外朋友和群众。所有这些处理党内矛盾的方法，实践证明是正确有效的。“左”的错误从50年代后期产生到“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泛滥，前后达20年之久，流毒很深。这次整党能够有效地防止和避免过去常用的大轰大嗡等“左”的做法，的确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这次整党始终注意了正确处理整党工作同改革、经济工作的关系，总的说来，做到了互相结合，互相促进。在历史上的多次整党中，往往就是因为处理不好两者的关系，结果影响和干扰了经济工作及其他业务工作的发展。这次整党吸取了这个历史教训。各级整党工作都坚持贯彻执行整党促改革、促经济的根本指导思想，注意结合改革、经济工作的实际，适应它们的需要，努力通过党的思想、作风、纪律和组织的整顿，为改革和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排除障碍，增加动力。随着改革和经济建设的深化而暴露出来的一些消极现象，如新的不正之风、“一切向钱看”的思想以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等，则给整党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针对这些现象，我们在整党中更注意了加强对党员的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党员觉悟的提高，反对和抵制各种腐朽思想和不正之风的能力的增强，从思想政治上有力地保证了改革和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也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它对今后党的整顿和建设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关于整党工作的教训，报告也着重谈了两点：
整党的实践证明，一个地方、部门和单位的整党搞得好不好，成效如何，其关键是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否端正，指导思想是否明确，作风是否过硬，能否作出表率，能否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央整党决定的各项规定。第一期整党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参加这期整党的是中央和地方的高级领导机关，本来应该在完成整党的四项基本任务上为全党树立良好的榜样。但是，不少部门和单位的领导由于受到孤立强调“端正业务指导思想”的影响，没有能够全面理解和掌握整党决定的基本要求，加上缺乏以身作则的自觉性等等，结果把很大的精力放在讨论本部门本单位的经济、业务工作发展的具体目标和具体规划上，而放松以至严重忽略了思想、作风、纪律和组织的整顿，没有能够为所属的下级单位的整党起到应有的表率作用。在这期整党的后期，出现了几股新的不正之风，而且迅速蔓延开来，未能很快制止，应该看到与这种情况是有关的。这是这次整党中的一个很大的教训。当然，第一期整党中，也有相当多的单位的整党工作搞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例如，军队高级领导机关的整党就走在前列，由于指导思想明确，领导得力，取得了明显成效。如果第一期整党单位都能在全面完成整党的四项任务上真正为全党作出表率，那么整个整党工作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整党的实践还证明，任何时候都要从实际出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央整党决定明确指出：目前党内“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一些党员和党员干部还没有从过去‘左’倾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歪曲四项基本原则，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持抵触态度，有的甚至阳奉阴违、公开抗拒；一种是一些党员和党员干部经不起历史挫折的考验和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他们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背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左’和右的错误倾向，都是同党的性质、纲领和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不相容的。”“要坚决地改变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软弱无力的状态，要自觉地正确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坚决地抵制和克服‘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还鲜明地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并有针对性地尖锐指出：“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整党决定和小平同志的这些论断，都是符合实际，非常正确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唯物辩证法的首要要求就是观察和处理问题要具有全面性。在对待“左”和右的错误倾向问题上，同样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全面性的要求。既要坚持有“左”必反“左”，又要坚持有右必反右，而决不可以偏废，决不可以带有主观随意性。对哪一种错误倾向忽视了，都不可能稳定国家和社会的大局，都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反对精神污染斗争的曲折就是一个明证。……这是这次整党中的又一个沉痛的教训。……“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都是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治国之本，改革、开放、搞活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是四项基本原则在新时期的正确运用和新的发展。它们是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是相互统一，唇齿相依，缺一不可的。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就必然会滑向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搞不下去；不改革、开放、搞活，四项基本原则就会失去同实际结合的活力，也坚持不好。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才能保持两个基本点的统一，保证它们的全面贯彻执行，从而也才能保证和促进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报告指出，希望通过一次整党把党内存在的问题都解决，是不现实不可能的。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总任务，就是要把党建设成为能够胜任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健康发展并取得胜利的坚强核心。这当然不是短时期所能实现的，必须依靠全党同志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三年半整党只是在这方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面临的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还很多。因此，整党结束以后，各级党组织决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情绪，必须把整党中尚未解决或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继续解决好，认真搞好从集中整党向经常性的党的建设的过渡。根据这次整党的经验，报告就进一步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提出了五条建议，第三条为“抓紧党的作风建设，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以上引自薄一波《关于整党的基本总结和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198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1987年6月1日。
这次整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开展的第一次集中教育活动，在步骤、方法上既借鉴了以往经验，同时又推陈出新，具有较鲜明的时代色彩。整党不同于专门的整风，范围更广，包括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四个方面，彼此是相互关联的；其他三个方面取得成效，会对整顿作风起到推进作用。此次整党的实践便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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