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左”的错误的发展

（一）相关背景

关于发起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的背景，还得从1958年说起。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了赶超英国的目标。随后，党相继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三面红旗”的提出和实施，真切反映了举国上下尽快改变落后面貌、实现强国之梦的强烈愿望，但有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的一面，致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风行一时，带来严重后果。党中央和毛泽东初步觉察后，试图纠正“左”的错误，但这一进程很快就受到阻滞。1959年庐山会议从纠“左”转为反右，错误地认定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四人结成了“反党集团”，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右倾机会主义”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歪曲、篡改、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思潮，因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斯坦以完整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而得名，亦称伯恩斯坦主义。 的同义语。该文分析说：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因此，从纠“左”迅速转为反右，并不是态度的摇摆不定。这恰好说明在毛泽东眼里，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

庐山会议后，全党展开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导致把意见分歧定性为阶级斗争的错误进一步蔓延，严重破坏了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助长了个人崇拜和一言堂、家长制现象。在“左”的错误主导下，加之连续三年（1959—1961年）严重自然灾害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国民经济陷入困境，粮食等极度短缺，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给人民带来灾难性后果。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在1960年着手调整政策，并根据毛泽东的倡议，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会上着重讲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问题。他表示，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说话的方法。但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毛泽东批评地方上的有些第一书记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并举“霸王别姬”为例，说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毛泽东还带头作自我批评，表示：“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刘少奇在讲话时认为，目前的困难形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错误引起的。他引用了在湖南调研时当地农民说的一句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还指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是错误的。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这也是不正确的。“左”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们不要做那种脱离实际的、脱离群众的、冒里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蛮干的那种加引号的“左”派。那种“左”派和右派常常是相通的。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

邓小平在会上讲党的建设，强调要坚持党的优良传统。他指出，最近几年，许多同志忙于具体工作，不大谈党的问题，不大注意党的建设。党的优良传统有相当程度的削弱，给工作带来很大危害。首要原因是不少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体会不够；其次是在这几年的党内斗争中发生了一些偏差。由于没有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运动中斗争过火等原因，这几年在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坚持党的优良的传统作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党是一个执政党。进了城，执了政，做官的条件是具备的，这就最容易沾染官气。事实上，我们许多同志确实已经沾染了不少官气。所以，我们每天每时都要注意执政党的特点。认识了这个特点，我们就能更加注意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党的优良传统，除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及时纠正错误等以外，必须注意健全党的生活，包括坚持民主集中制。

在小组发言中，周恩来批评了这几年的浮夸和说假话现象，认为这是党风不纯的表现，强调要坚持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他表示：“我们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尽快恢复起来，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要恢复起来，现在被搁在一边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通通都要恢复起来。”朱德谈到党内斗争扩大化问题。他说，在群众运动中，往往一个偏向来了，掌握不住，越走越偏。“左”的倾向来了，也带群众性，制止不住，要到失败了，吃了亏，才制止得住。反右比较容易，因为资产阶级的东西比较容易识别，好制止一些。“左”的东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他强调，解决党内问题还是要和风细雨，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陈云指出，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

七千人大会的宽松和谐气氛是近些年少有的，对党风问题所作的剖析是深刻的。会议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增强了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的信心。在全党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国民经济逐渐复苏，形势趋于好转。

但是，“左”的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党内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的意见分歧也未完全消除。随着中苏关系交恶等时势的变化，党内政治生活又出现反复。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1958年又提出中苏共建长波电台和潜艇舰队，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致使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逐渐扩大。1960年4月，中共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文，其中写道：“以铁托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适应帝国主义者的需要，提出对于列宁学说（即现代的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实际上文章批判的矛头是指向赫鲁晓夫。苏联随即予以回应，拉开中苏论战的序幕。同年夏，又撤回所有援华专家、撕毁合同、中断援助，导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现代修正主义的判断，直接影响到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判断。

七千人大会后，围绕如何估计目前的困难，如何看待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现象，中央领导层在认识上产生较大分歧。毛泽东批评有些人把形势说成是一片黑暗，看不见光明；批评包产到户是在搞资本主义。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离京调研考察，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刘认为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周恩来、陈云等持类似态度。关于包产到户，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均表示赞成和支持。 而台湾国民党当局扬言反攻大陆，美国侦察机频繁侵犯我国领空，中印边界的紧张对峙，苏联在中苏边境挑起冲突，以及新疆伊犁等地发生边民外逃事件，又增添了局势的紧张气氛。在这节骨眼上，彭德怀两度给中央写申诉信，被毛泽东视为是在不恰当的时机向中央施压。于是，1962年9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没有延续七千人大会的宽松氛围，而是再现了庐山会议的紧张气氛。

八届十中全会重点批判了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因赞成和支持包产到户而受到严厉批判，农村工作部被撤销。对“翻案风”的批判除对准彭德怀外，还硬扯上了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仅仅因为习仲勋关心过小说《刘志丹》的创作。康生硬说该书是为高岗翻案，认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致使习仲勋等人无辜蒙冤。全会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习仲勋等人进行审查。由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指出，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庐山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胜利地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进攻，维护了党的路线和党的团结。公报强调：“无论在现在和在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永远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不断地加强党的团结，不断地提高党的战斗力。”

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难度极大、充满风险挑战的崭新而又伟大的事业，在探索中出现意见分歧是很正常的。而国内外形势的急遽变化，使毛泽东越来越担心党内会出现修正主义，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进而将这种意见分歧视为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必然反映。这种政治上的“左”的思想最初体现在庐山会议，在八届十中全会又有进一步发展，突出表现为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告诫全党警惕并反对党内的修正主义。迫于经济压力，全会在经济领域仍决定纠正“左”的偏差，使经济调整工作在会后得以按原定计划继续进行。为了避免因强调阶级斗争而影响经济工作，毛泽东和党中央还采纳刘少奇的建议，规定这次全会的精神只传达到行政十七级以上干部。不过，全会批判“黑暗风”，已暗含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的批评和不满。

同期，中苏两党的论战也趋于升级。为了批驳苏共中央在公开信中对中方的攻讦，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九篇理论文章（简称“九评”），首次点名指斥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者，对外搞“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对内搞“全民国家”、“全民党”，致使十月革命的故乡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在“九评”过程中，毛泽东和党中央从国际上的反修斗争联想到中国国内的反修防修问题，故而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二）主要脉络

社教运动的重点是农村，且酝酿已久，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整风整社运动。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农业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大多数。鉴于农村的严峻形势，中央决定纠“左”，以农村作为国民经济调整的突破口。而要搞好农村工作，就必须解决作风不实的问题。1960年3月，山东历城县委在一份报告中说：该县在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存在许多缺点，突出表现为“五多”、“五少”：会议活动多，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总结经验少；蹲在机关多，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的组织工作少。县委认为这种官僚主义作风助长了基层干部的命令主义和浮夸作假作风的滋长，采取了四条解决措施。中共中央为此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说“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风气，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要求各地号召整风，仿照历城的办法，克服五多五少现象。

同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以及《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号召放手发动群众，普遍展开一个整风整社的群众运动。“整风”指整顿农村基层干部的作风，坚决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即“农村三反”），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反对干部特殊化，反对干部引用私人等；“整社”指彻底清理一平二调“一平二调”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的主要表现，即在人民公社内部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食堂制（一平），对生产队的劳力、财物无偿调拨（二调）。 ，彻底纠正“共产风”，切实地把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的一系列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起来，把以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稳定下来，使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得到更好更大的发挥。文件还指出，运动搞得彻底的主要标志是：一平二调的遗留问题都已经全部解决；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作风有了显著的改进和提高；群众真心满意，情绪高，干劲足；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面貌。

12天后，中共中央又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将农村的歪风概括为“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对生产瞎指挥风。毛泽东有个判断，认为全国农村有三分之一地区的形势不好，“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湖北省委选择问题严重的沔阳县通海口公社进行摸底、试点，然后分批推广；以重点纠正共产风为第一阶段，以纠正“五风”为第二阶段，以扩大整风整社成果、全力夺取1961年大丰收为第三阶段。这一做法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

在第二阶段，湖北省委工作队进村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揭发问题，同时召开整风会议，引导干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结果发现，通海口公社由“五风”引起的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发展到极为严重的程度。以这个公社的官路管理区为例，总支副书记杨远辉用打、骂、捆、吊，甚至抄家、关黑牢等手段，处罚过142人（有12户被逼外逃），包括在大冷天把65岁的老头打下水；有个社员向管理区揭发他弄虚作假，被扣上“组织造反”的帽子，罚“充军”一个月。总支书记郭珍孝被社员揶揄为：“炊事员随身带，吃饭把小灶开；身穿绨布衣，脚穿金绒鞋；坐在办公室，活像郭秀才！”管理区副主任谭中顺是“重活溜，轻活吼，夜班搞两头，日班抓三手”。“两头”就是开始布置布置，最后赶上吃夜餐；“三手”就是早上安排，中午检查，晚上总结。社员给四大生产队支部书记邓继德的“画像”是：“邓继德特殊化有名堂，说堂就有好几堂，副业队是他的小食堂，田间战棚是他的爽心堂，生产队是他的白虎堂，会议室是他的一言堂。”社员还归纳了“五比”：“社员白天睡觉是睡懒觉，干部白天睡觉是劳逸结合；社员吃东西是好吃鬼，干部吃东西是打牙祭；社员玩一下是东游西逛，干部玩一下是检查生产；社员说闲话是夸白话，干部说闲话是商量工作；社员批评干部是调皮捣蛋，干部整社员是典型批判。”干部家属受到特殊照顾，处处高人一等，被社员讥讽为“一人当官，拖带满屋”。全公社共有78个生产队、442个小队，两年来各级干部有920人贪污，899人挪用公款，占干部总数的30%左右。干部多吃多占的现象最为普遍。公社机关用在请客送礼、招待上的物资数目很大，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许多东西多被干部占了。特殊化风、命令风导致当地干群关系恶化，成为“猫鼠关系”，大大降低了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群众将那些错误严重的干部看作“新的剥削阶级”、“新地主”、“新恶霸”。湖北省委分析认为，这种现象的总根子还是“共产风”，“共产风”否定了三级所有制，刮走了一切的管理制度，一切权力都在干部手里，加上这两年政治思想工作削弱了，干部工作上有偏差，混进来一些坏人，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在革命队伍中有很大程度的滋长。围绕集中整治干部特殊化风和命令风，工作队放手发扬民主，连续掀起三个高潮：一是揭开命令风的盖子，大抓作风兑现；二是揭开特殊化风的盖子，大抓经济兑现；三是揭开干部政策方面的盖子，大抓组织兑现。这次整治“五风”持续20多天，湖北省委认为这是一场深刻的民主教育和阶级教育的群众运动，密切了党群关系，提高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中共中央批转湖北省委〈关于沔阳县通海口公社整风整社第二阶段的总结报告〉》（1961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109—123页。

除湖北沔阳县通海口公社外，广东中山县坦洲公社也对整风整社运动的基本经验作了总结。1961年春，中共中央相继下文，号召各地参照这两个地方的做法进行整顿。在毛泽东力推下，全党兴起调查研究之风，深化了对国情的认识，推动了农村政策的调整。6月15日，中央发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共10章60条（简称“农业六十条”），其中的一处重大修改是取消了供给制。中央同时强调，农村的整风整社工作必须进行到底，不能草率结束。

在纠正“五风”过程中，安徽少数农民突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自发搞起包产到户，效果明显。在省委支持下，很快在全省推广开来。其他一些省份也不同程度地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这一新实践有效解决了户与户之间平均主义的劳动分配问题，所以受到农民欢迎，但也有人担心这会瓦解集体经济、引起两极分化，由此在党内形成意见分歧。八届十中全会继续高举三面红旗，批判“单干风”，否定了包产到户，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强调：“要在农民中，在各级干部中，经常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自此，农村整风整社运动过渡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严禁打人的通知》，便使用了这一概念。不过，从总体情况看，各地反应不够迅速和主动。这说明大家在认识上并不一致。2月11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3月1日正式发布），确定以“五反”运动作为在城市中开展社教运动的方式。至于农村社教运动怎么搞，会议没有拿出具体方案。湖南、河北主要是宣讲、学习八届十中全会的文件，纠正“单干风”。毛泽东在会上介绍了两省的做法和“经验”，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要求各地总结自己的经验，认真研究这两个省的做法。

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城乡社教运动开始在全国广泛开展起来。整风整社运动、城乡社教运动之间有延续性，譬如均重视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反对官僚主义等歪风，但又有着明显区别：前者是纠“左”，而后者则向“左”的方向发展，运动的范围也从农村扩大到了城市。

1963年2月中旬起，河北保定地区在开展农村社教运动时，普遍进行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工作，起到了整顿基层干部作风等作用。中共保定地委在写给省委的报告中说：“事实再一次证明阶级和阶级斗争确实是存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激烈的。在生产队开展‘四清’实际具有农村‘五反’性质。这是又一次反击资产阶级向集体经济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接着，毛泽东又对一些汇报材料作了批示并转发，肯定了各地的一些成功经验，如浙江仿效山西昔阳县组织干部参加生产劳动，东北地区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河南进行农村社教时注意分步骤、试点，实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

以他的批语和这些材料为基础，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草拟指导全国农村社教运动的文件并进行讨论。他指出，农村社教运动的要点有五，即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强调农村“四清”、城市“五反”是挖修正主义的根子，强调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必须与阶级斗争相结合。5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正式下发，共谈了十个问题，既有关于理论或认识问题的阐释，又论及农村社教的政策、方法和相关规定（诸如先进行试点，再分期分批推行）。关于“四清”，文件将党的方针概括为16个字：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文件引用毛泽东对浙江材料的批语作为结束语，强调如果不抓阶级斗争，不要很多时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文件强调：“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认为“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这一番话，反映了农村社教运动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以及毛泽东内心的深深忧虑和美好愿望。

这份文件对全国农村社教运动起了指导和推进作用。不过，该文件把阶级斗争形势和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估计得过于严重，以致对实践产生消极影响。在试点中，各地普遍出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斗争过火、打击面过宽，以及工作队包办代替、将基层组织和原有干部抛在一边等问题。于是，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就相关具体政策制定一个文件。经反复讨论修改，1963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该文件与先前下发的《决定（草案）》同为十条，分别简称“后十条”、“前十条”。“后十条”在纠偏上作了具体规定，如强调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强调搞运动不能耽误生产，但指导思想上“左”的色彩更加浓厚：重提毛泽东归纳的社教运动的五个要点，并强调“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11月14日，中共中央就印发和宣传这两个文件发出通知，强调“要使全国人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1964年3月22日，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

城市“五反”运动也在不断推进。1963年5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其中谈到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关于过思想关，周恩来表示：“要坚持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不然，你的思想就会生锈，就会受到腐蚀。”关于官僚主义，周恩来列举了20种表现，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1964年3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华北局和中南局的两个文件，要求各地继续抓紧进行“五反”运动。

与此同时，中苏论战也进入白热化。1964年7月14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九评”中的最后一篇文章，题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该文指出，除了无产阶级政权遭武装镇压而失败外，人们对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往往不注意不警惕，“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由于党和国家的领导蜕化变质，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走上所谓‘和平演变’的道路”。这说明，这个沉重的话题是毛泽东等人此时的一个心结。在同年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着重谈了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问题。他估计说，我国有1/3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刘少奇赞同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为了推进社教运动，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主持；另着手根据新的经验，对“后十条”加以修改，也由刘少奇主持。

“后十条”是在毛泽东主持下制定的，而“后十条”修正草案主要体现了刘少奇的意见。两相比较，修正草案的阶级斗争火药味更浓了，主要体现在：将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定为“主要解决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和开展对敌斗争”；认为敌人对干部拉拢腐蚀，实行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断言一些基层干部已经蜕化变质，“成为阶级敌人的代理人和保护人”。从具体内容看，修正草案吸收了一些新鲜经验，但某些条文的改动对“后十条”是颠覆性的。例如，原先规定工作队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进行帮助和指导，但决不能包办代替；修正草案则提出“组织坚强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并强调“把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刘少奇推广“桃园经验”，要求领导干部下去蹲点，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还要求各省集中工作队的力量打歼灭战，各地委先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同时进行，以形成声势。这打乱了一些省份的部署，所以修正草案没有发布前，党内已有不同意见。1964年9月18日下发后，农村社教运动被推上一个新台阶，但“左”的错误也得到进一步扩张。至1965年春，全国共抽调大约150万名机关干部和高校师生参加工作队，并且下乡后包办代替，将当地干部晾在一边。在从敌人或蜕化变质分子手中夺权的名义下，各地纷纷展开夺权斗争，致使原先的大多数干部被赶下台，引起后者的抵触情绪。刘少奇要求各地克服“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倾向，并赞同湖南在问题严重地区实行“一切权力归贫协”的做法。农村气氛紧张，局面渐趋失控。城市社教运动也出现乱批乱斗现象。这显然不是毛泽东所希望看到的局面和结果。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目前社教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在会上发生争执。刘少奇认为，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或者说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要通过社教运动来解决这些矛盾。毛泽东认为，这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的提法才概括了问题的性质。这一分歧被写进会议讨论纪要。该纪要经毛泽东审定，在会议闭幕当天，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为题下发全党，将这种分歧公开化，实际上是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中央在通知中指出，过去发出的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该文件宣布统一提法，今后全国城乡的社教运动一律简称“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1965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在这个运动中，要根据社会主义的彻底革命的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在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这四个方面进行清理和基本建设，正确地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在人民群众中进行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 ，取消“五反”的名称。该文件肯定了个别新做法（例如，在基层组织瘫痪的地方，实行一切权力归贫下中农协会），但更多的是对过去一些提法和做法进行纠偏。譬如，废止了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的规定，提出要依靠大多数群众和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文件大量使用了“要”、“不要”之类的表述：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在运动中，自始至终要抓生产和分配；要从当地情况出发，实事求是；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不要像小脚女人，不要束手束脚；要深入细致，不要大轰大嗡；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不是搞人海战术，不要在一个县、社、队集中人数过多的工作队；对那些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有些坏干部是会有集团的，但不要把集团划得太多，划得太宽；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该文件最后说：“罗列一大堆表面现象，拼凑一大堆枯燥无味的条文，使人得不到要领，是烦琐哲学。”其矛头直指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后十条”修正草案等文件。话已经说得很重了。毛泽东后来将刘少奇主持城乡社教运动的工作概括为“形‘左’而实右”。

“二十三条”下发后，大批基层干部获得解放，理顺了一些关系，农村局面有所改观。城乡社教运动进入新阶段。

在社教运动之前尤其是在运动期间，为纠正党员干部队伍的不正之风，中共中央陆续出台了一些具体规定和政策，或发布重要指示。

1960年11月9日，中央就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特需供应作出指示，提出“对党外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可以稍宽，对党内干部必须从严”，如果听任某些干部在规定之外利用职权或“走后门”来取得额外供应，就会腐蚀干部的思想，就有出现“特殊化”的危险。

1962年3月20日，中央下发通知，规定所有计划外的工程一律停止施工，“特别是楼、馆、堂、所，不论已经建设到什么程度，必须立即停止施工”。

1963年1月15日，中央转发对德州市委第一书记常玉等人腐化堕落、违法乱纪案件的处理报告的批语，指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严重事件；要求各地选择典型案件，在一定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不登报），教育党员干部，“要使每个党员明确认识，我们党处在执政的地位，党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不是更低，而是更高，不是更宽，而是更严”。

1964年2月15日，中央下发《干部选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目录》（草案），要求各地各部门从目录中圈定若干本书，在一定时间内组织地委书记以上干部阅读；8月18日，又作出关于县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决定。

同年5月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严格禁止楼馆堂所建设的规定》，指出“在中央三令五申之后，有些地方、有些部门还进行楼馆堂所的建设，这是严重的错误”；指出此举不但同我国的经济状况很不适应，而且严重地脱离群众，违反勤俭建国的原则，破坏党和人民政府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7月24日，又发布补充规定。

5月18日，中共中央就当前工作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发出指示，指出：有极少数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发生一些歪风，主要表现在不是学习解放军和大庆油田的艰苦朴素、深入实际、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而是追求表面的华而不实的轰轰烈烈，滋长起一股形式主义和浮夸作风；不少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不下去蹲点，进行调查研究，而喜欢靠没有准备的会议、烦琐的表报和冗长的文件来指导工作，爱开那种多、大、长、重、空（即次数多、规模大、时间长、内容重复、内容空洞）的会议，爱发那种又多又烦琐而毫无用处或者很少用处的表报、文件。每个会议不分有无必要，都要层层传达，好些表报、文件还要层层加码。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衙门化的作风，决不是革命的作风。

同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在全国各行各业开展的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运动中，形成了学解放军、学大庆、学大寨的热潮；各级领导机关、各种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就是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的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怕鬼、不信邪，戮力同心艰苦奋斗，顶住压力战胜困难，使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郑重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人民日报》1965年元旦社论激情豪迈地说：“一年来，我国人民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一九六一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农业和工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突出地显示我国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的增长。我国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

然而，“左”倾错误使这一发展势头蒙上阴影。“二十三条”纠正了此前社教运动中一些“左”的做法，但总的来说，仍在指导思想上发展了“左”倾错误理论。它把十几年来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概括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并说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他们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一个“整”字，道出了决心和肃杀之气。这为后来大揪党内的所谓“走资派”提供了理论依据。

此外，在国际冷战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分裂的背景下，我国周边环境急遽恶化，党中央被迫积极备战。这对我国的经济布局和工业发展造成很大掣肘，同时也更加强化了毛泽东等人的阶级斗争、反修斗争意识。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均因提出与主流思想不协调的政策建议，受到错误批判直至免职。思想文化领域的气氛也越发紧张，毛泽东严厉批评文艺界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作品太少，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哲学社会科学也展开过火的政治批判。例如，1964年，戚本禹等人认为忠王李秀成在被俘后所写“自述”是一份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打着揪“叛徒”、彰“气节”的旗号，发起对李秀成的大批判。著名学者罗尔纲认为李秀成是“伪降”而遭批判，学术问题被无端上升为政治问题。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孙冶方“生产价格论”、翦伯赞“历史主义”的批判，均折射了这种紧张氛围。

“二十三条”规定：“从一九六四年秋冬算起，三年左右，搞好全国三分之一的地区。六七年内，全国搞完。”这是毛泽东对“四清”运动设计的时间表。不过，“二十三条”发布后，毛泽东对此反而谈得少了。这个运动主要解决城乡基层的问题，而毛泽东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中央出了问题。他越来越觉得，单靠“四清”运动，已无法解决国内所有的紧迫问题，必须调整思路和对策。

社教运动前后历时三年多，对克服官僚主义等现象、解决干部作风问题，起了积极作用；在净化社会风气、解决城乡基层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上，也起了一定作用。对于运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偏差，中共中央及时总结经验，注意纠偏，并一再强调不要因运动耽误生产，从而减少了负面影响。但是，由于片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直至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场运动的大方向是错的，客观上为随后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二十三条”中“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语，后来被原封不动地写进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