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57年全党整风运动

（一）背景及酝酿

中国共产党经受住执政初期的考验，交上了一份出色的执政成绩单。新中国成立仅七年时间，党带领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努力恢复国民经济，同时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并通过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大陆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而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作出正确结论，指出目前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满怀豪情地宣布，社会主义革命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说，这次大会的任务，就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于是，我国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任务来得如此之快，中共中央在倍感振奋、充满憧憬的同时，深感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充分肯定七大以来的工作，指出11年来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各方面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他同时指出： “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毛泽东强调：“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这实际上提出了整风的任务。

邓小平在中共党的八大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也谈到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性。他指出，党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正确地实行群众路线，我们就能得到成功，反之我们的工作和人民的利益就会遭受损失。由于我们党现在已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以及由此对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都比以前大大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邓小平分析了官僚主义倾向的种种表现，指出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是长期的斗争，必须采取一系列具体的措施。他谈了五点，其中指出：“各地区各部门党的组织，必须运用过去整党工作的经验，采取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每隔一定时期，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工作作风的整顿，特别着重检查群众路线的执行情况。”这同样提到了整风问题。

围绕执政党建设，中共八大还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国内外的一些突发事件，促使中共中央进一步思考并下决心整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既揭了盖子，有利于破除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又捅了娄子，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震动和混乱。出于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不满，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离心倾向和内乱苗头。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地区因工人要求未得到满足，引发流血冲突。10月，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发生持续数周的大规模骚乱，提出实行多党制、退出华沙条约。

中国国内也出现不安定因素。同年9月起，由于城市粮肉、日用品等供应短缺，以及学生就业、复员转业军人安置遇到困难等原因，全国相继发生不少罢工、罢课、游行请愿事件。石家庄某校部分毕业生因就业愿望落空，竟然组织示威游行，并张贴令人瞠目的标语，诸如“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农村也不消停，有些地方闹缺粮、闹退社，发生殴打干部、哄闹事件。知识界批评党和政府的声音也多起来了，其矛头之一是针对干部作风，有些意见提得还很尖锐。国内少数人闹事的起因是什么？如何看待闹事的性质？采取何种方法解决？这成为党中央、毛泽东尤为关注的问题。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严肃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泽东表示，中央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他强调，“我们主张和风细雨”， “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4—326、327、328页。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分析说，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闹得对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并改正；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闹得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我们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不能步步后退，毫无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毛泽东表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要以匈牙利领导人为鉴戒，多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搞清楚群众的情况。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3、354、357、358、361页。

同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后经整理修改，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刊发于6月19日的《人民日报》。经过长时间思考，毛泽东就相关问题作了详细阐述，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他明确指出，我们的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包括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此时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毛泽东分析说，发生少数人闹事，主要原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再就是对群众缺乏思想政治教育。我们不赞成闹事，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他强调，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这番重要论述承续并发展了党的八大精神，很有思想高度，同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胸怀——面对党群关系不和谐的一面，主动并侧重查找自身原因，明确提出克服官僚主义，并为此酝酿党内整风。

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召开吸收160名党外文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首先听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录音。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党内外代表举行了6次座谈，12日又在会上讲话，一再谈到整风话题。毛泽东表示，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整风主要是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整风的方法同延安整风一样，先研究、学习一些文件，每个人在此基础上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缺点和错误的方面，发扬优点和正确的方面。党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和错误也还不少，因此要进行整风。毛泽东以自信的口吻说，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毛泽东对党外人士寄予厚望。他说，建设新中国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谈到改造和团结知识分子的问题，毛泽东分析说，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解决思想问题，要采取“放”而不是“收”的方针，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毛泽东表示，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

毛泽东在这两个会议上的讲话经传达后，在党内外引起热烈讨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又分赴各地，就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进行思想动员。在济南、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他强调：“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经过数月酝酿和吹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在党内外产生强烈反响。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时机成熟了。

（二）整风运动的展开与反右派斗争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内称毛泽东同志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指示》阐明了整风运动的重要性必要性、指导思想、主题，以及具体要求、方法步骤等。《指示》指出，几年以来，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次整风运动以毛泽东所作的两个报告作为指导思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主题。各级党委必须组织对这两个报告的学习，据此来总结和改进工作。整风首先从县级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党的组织以及大的厂矿和大专学校的党的组织开始，并且首先从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开始。

该文件有些具体规定和要求，折射出此次整风的特点或创新之处。《指示》强调，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开会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多进行个别的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斗争大会。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欢迎非党员自愿参加整风运动。在整风期间，提倡各级领导干部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并且逐步形成一种永久的制度，以彻底改变许多领导人员脱离群众的现象。5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规定了四条细则，要求从各级党的少数主要干部首先做起。 各单位整风时应组织领导小组，由党委第一书记亲自负责。整风计划应该贯彻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并且必须使整风运动的进行同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防止关门整风、妨害工作。

此次整风是整顿三风，与延安时期整顿三风相比，用反对官僚主义代替了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三风的排列顺序也有变化。毛泽东起初讲“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此时的正式表述为“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这反映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整顿三风之轻重缓急的认识：官僚主义是众矢之的，所以被放在首位；高岗、饶漱石事件发生后，凸显了增强党的团结、防止分裂的重要性，所以反宗派主义被放在第二位；党内存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现象，但在思想路线上并无异议，反主观主义因而被放在末位。总之，反官僚主义是这次整风运动的重中之重。

4月3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就全党整风运动进行吹风和动员。毛泽东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5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标志着整风运动的全面展开。

次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在我国历史舞台上代替敌我矛盾而居于主要地位。要在全国采取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使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变得容易发现和容易顺利解决，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感觉到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会更容易地脱离旧时代的影响，更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社论强调，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也就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便完满地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人民日报》接着又相继刊发《同群众同甘共苦》、《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等文，为整风运动鼓与呼。

开门整风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创的做法，当时邀请党外群众（主要是农民）帮助整党。这一次是通过统一战线的方式，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帮助整风。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尚属首次。5 月4 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内云：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指示》说，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议好，他们暂时不要表态，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

根据这一指示，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13 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5月15日至6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25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各级党政机关和高校、科研机构、文艺单位的党组织也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群众意见。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迅速进入高潮。

在党的号召和鼓励下，党外人士畅所欲言，所提意见虽然尖锐，但大多比较中肯。例如，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认为党群关系“敬而不亲，亲而不密”；民主建国会副秘书长谭志清、民盟中央常委闵刚侯批评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批评“以党代政”现象，但对党组（党委）领导制度表示肯定；民革副主席张治中建议从思想认识、制度、生活和交往等方面，改善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无党派人士张奚若批评党内有四种偏差，一是好大喜功（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二是急功近利（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用速成的办法去做），三是鄙视既往（轻视历史的继承性，一切搬用洋教条），四是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将来还没建立起来，就把过去打倒）；民革副主席熊克武提出要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抓紧制定民法、刑法和各种单行法规，等等。

另一方面，某些意见明显流于偏颇。有人甚至借机宣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一些党外人士对此予以回应，说了公道话。例如，无党派人士、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认为，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如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他表示：“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也持这种态度。5月25日，他在民革中央座谈会上发言，批评一些人提的意见有摆脱共产党领导的意思，结果在会后收到一封匿名信。该信辱骂他“为虎作伥”、“无耻之尤”，劝他“及早回头”，“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又说如果共产党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卢郁文后来在公开场合宣读了这封信。他质问道：“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在20多年后追忆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94页。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这股思潮十分关注和警觉。5月14日，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提出目前不要反驳，各地报纸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两天后，又发出由毛泽东执笔的指示。该文说，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90%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该文同时指出：“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该文重申暂时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静观事态的发展。

反共言论果然在继续发酵。一些党外人士的言论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如认为共产党搞“党党相护”、“党天下”；有人甚至提出“轮流坐庄”。5月19日，在“大鸣”、“大放”氛围下，北京大学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引发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辩论”。有学生在演讲中说，现在是“封建的社会主义”。局面日趋失控。

毛泽东迅速作出判断。他认为，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是共产党的右派，而在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1%到10%，两者互相呼应。最近这段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多数党外知识分子提出的批评合理或基本上合理，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但“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 ，他们怀着敌对情绪”。毛泽东形容目前的态势是“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表示“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以上这些话，见于6月12日印发党内的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该文标题原为《走向反面》，系毛泽东于5月15日开始起草的，经过多次修改。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卢郁文收到匿名恐吓信说起，认为这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社论说：“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如此。”以此为嚆矢，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拉开序幕。

中国共产党原本希望通过党内整风，以和风细雨的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改善党群关系。在整风过程中，中共体现了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诚意，体现了发挥报纸的舆论监督作用的诚意。批评不同于恭维话，听起来难免刺耳。而中共表现出了宽广胸襟，认为党外人士的批评基本上是善意、合理和正确的，有益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但是，有人借机对党发难，使局面日趋失控，打乱了整风进程。于是，形势急转直下：从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转为共产党帮助党外人士整风；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为处理敌我矛盾；从和风细雨般的座谈，转为纷乱一时的“大鸣大放”，此时又转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政治运动。这种转变与初衷相违，但又在情理之中。

中共中央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这一年（指1957年，引者按）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地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决议》同时指出：“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全国计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造成许多悲剧。这是个人及家庭的不幸，也是党和国家的不幸，是时代的悲剧。1959年，中共中央发出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至1964年，先后五批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帽。197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就右派案件进行复查。截至1981年底，仅有5人维持原案，其余均予改正。这体现了党正视历史、改正错误、一切向前看的态度。

这次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主动发起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一次有益尝试。整风进程因反击右派被打乱后，1957年7月，中共中央确定将整风分为四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

1958年5月，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作报告时，对整风运动作了总结，指出整风运动“已经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战线上收到了伟大的成效”。他的总结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整风这条总纲带动了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发展为全民的整风运动，而全民的整风高潮，又进一步推动了全民的生产和建设高潮。2.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我国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带有决定意义的斗争。由于这个斗争的胜利，就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形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思想大解放，从而深刻改变了我国阶级力量的对比。3.清除了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叛徒，这是党的事业的一个大胜利。4.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各民族之间的友爱和团结出现了新的面貌。5.劳动人民中间的政治空气，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以后发生了深刻变化，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社会主义积极性都大大地提高了。6.随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展开，在我国出现了人与人的关系的深刻变化，许多工作人员的命令主义作风有了很大改变。刘少奇强调说：“在整风运动中展开的这样广泛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尖锐的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和随之而来的这样平等的人与人的关系，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是不能设想的。”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1958年5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7—252页。

同年夏，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结束。

正如刘少奇所总结的，这次整风运动意义重大。不过，整风、反右表面上看是并行的，实际上反右占据主导，多少冲淡了整风。同时，整风的外部环境在前后大不一样：反右派斗争兴起后，党外人士人人自危，先前畅所欲言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有些单位或领导干部甚至借机整人，把针对单位或某个领导人的批评意见视为右派言论，将当事人划为右派。整风的外部环境变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受到不小冲击，党接受党外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力度大为削弱，致使整改、批评反省、提高打了折扣。总的来说，整党运动进行得不够彻底，有点虎头蛇尾。

面对工作重心从革命向建设的转移，面对新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相当多的干部和党员缺乏精神准备，思想仍停留在社会主义革命甚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习惯于用过去干革命、搞阶级斗争的思维来看问题，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一心想扭转这种“左”的倾向，一再告诫全党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并鼓励党外人士提出批评意见，其态度是真诚的。1957年3月10日，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座谈时，毛泽东说：“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反对官僚主义也是这样。‘三反’的时候，有许多部长就是中央给他们端了梯子接下楼来的。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该接受教训。”毛泽东起始就强调“和风细雨”，希望能形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右派的挑衅性言论刺激了毛泽东，促使他作出新的判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等人深知红色江山来之不易，矢志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强国富民之梦，对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十分警觉，这种态度也是真诚的。就全党而论，在反右、批右时，许多人潜意识中觉得越“左”越革命越保险，更何况不少人的思想跟不上形势的变化，原本就具有“左”的倾向这种“左”的倾向与王明有共同点，都是犯了教条主义，思想僵化。区别在于前者把过去的经验教条化，后者把外国（苏联）的经验教条化。 。从这个角度说，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错误判断，混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导致反右派斗争出现严重扩大化，是全党上下合力造成的。而党内的这种情绪很容易影响到一般群众。从这个角度说，掀起反右派斗争后，全党全国都有一种向“左”转的偏向。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他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也有类似表述，并附和毛泽东，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做法。刘少奇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由于在群众中放手地进行了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展开了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辩论，由于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放手地开展了对于我们工作中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论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社会主义积极性都大大地提高了。”这为此后“左”的错误的发展埋下伏笔，为日后兴起更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开了绿灯，增加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