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风运动
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和中国大陆的解放,中国共产党威望日增,要求入党者十分踊跃。1949年是党组织快速发展的一年,全年共吸收新党员140万人。到1951年4月,党员总数已从1949年9月的448万余人猛增至580万人;在全国建立了近25万个基层支部,成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大党。新党员给党增添了新鲜血液,但不少人在思想认识上没有达到应有高度,思想作风不纯;当时党员的构成仍以农民居多,文化程度普遍很低。据1949年下半年的统计,在326万多名地方党员中,农民出身的占83%;文盲半文盲占69%,小学文化程度占27.66%。 有人甚至抱着投机心理蒙混入党。一些经历过血雨腥风枪林弹雨考验的老党员则染上骄傲自满的懈怠情绪。有位农民出身的老党员写有一副对联,文曰“土改不忘共产党结婚感谢毛主席”,横批为“革命成功”,向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此话是刘少奇1947年在东北解放区一次干部会议上讲的,形容翻身农民的幸福生活,被广泛引用。不过,人多地少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即便是在幅员辽阔的东北,农民在土改后也很难达到户均30亩地的水平,而且30亩地与一头牛也不匹配。笔者推测,“三十亩地”应作“三四亩地”。 的生活。有些干部革命意志衰退、个人意识膨胀,争名利,闹地位,讲排场。艰苦奋斗讲得少了,贪图享受乃至腐化堕落的现象多起来了。据北京市统计,进城仅一年,已有88名干部因为贪污舞弊受到查处。再就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有所滋长。有些基层干部为完成征粮、收税等任务,竟然粗暴地抓人吊打。在执掌全国政权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内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要做到“两个务必”,是多么及时和重要。
基于防微杜渐的考虑,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宣布:我们的党已成为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为了更好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朱德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5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董必武任书记),代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强调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密切党和人民的联系。5月21日,又发出《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决定》,指出发展党员工作必须采取严格审查的方针和稳步前进的办法。6月上旬,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就整风工作作了具体部署,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全党整风运动自1950年下半年开始,经分批整训,于同年底结束。整风的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整风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整风的主要方式是阅读指定文件,总结工作,查找问题,分析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整个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进行组织动员,查找各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二是结合实际,着力解决问题;三是进行个人思想的总结和反思。
《学习》杂志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主办,是党的喉舌。1950 年,该刊发表一篇署名“申峰”的自我剖析文章。作者是一名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谈这次整风对自己的触动。文章写道:由于我参加革命的动机是抗日,所以,日寇投降以后,认为和平已经到来,革命事业已成功,革命功臣们应该享受一番了。特别在进入张家口以后,看见城市里花花绿绿,高楼大厦、沙发地毯、小汽车、大饭馆、影剧院、女学生等,都吸引人。我想:这些哪种不需要呢?可以说没有一种不需要。抗战七八年,又没有老婆又没钱。要捞到这些,现在不是一个好时机吗?从那时起,脑子里经常盘算着如何达到这些目的。整天满街上跑,找熟人介绍对象,打听哪个合作社挣钱多,就想法入股,或从利润低的转到高的合作社中去。讲修饰,讲穿戴,买双皮鞋,做身呢子衣服,房子里安上个收音机,买辆漂亮的自行车。每天不是盘算这个,就是盘算那个。又嫌机关伙食坏,经常上饭馆。整日里就混混沌沌,不做工作,使工作陷于停顿状态。通过学习,思想觉悟有了提高,认识到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应当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个革命干部应是吃苦在先,享福在后,迷惑于眼前的花花绿绿,就想享受,就是因为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在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开展的这次整风运动,时间虽短,意义重大,为同年冬季揭幕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作了作风整顿和思想准备。
(二)整党运动
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共八个要点,第六条为“整党及建党”。《要点》就此指出:1.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必须加以肯定,并向各级干部讲明白。但是存在着问题,必须加以整理,并对新区建党采取慎重的态度,这方面也要讲明白。2.整党、建党,均须由中央及各中央局实行严格的控制,下面不得自由行动。3.整党,应以三年时间实现之。其步骤,应是以一年时间(1951年)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并训练组织工作人员。同时,进行典型试验。然后,根据经验进行整党,但城市可以在1951年进行整党。整党时,首先将“第四部分人”清洗出去。然后对“第二部分人”、“第三部分人”加以区别,对其中经过教育而仍确实不合党员条件者劝其退党,务使这些退党者自愿地退出,不要伤感情,不要重复1948年“搬石头”的经验。根据党组织现状,当时把党员分为四部分人:1.具备党员条件的;2.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或者有较严重的毛病,必须加以改正提高的;3.不够党员条件的消极落后分子;4.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 4.城市及新区建党必须采取慎重的方针。城市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乡村须在土改完毕始能吸收经过教育合于党员条件者建立党的支部,在头两年内乡村支部一般不要超过十个党员。无论在城市和乡村,均应对于愿意接受党的教育的积极分子,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经过这种教育然后将其中确实合于党员条件者吸收入党。《要点》第八条是“整风”,规定一年一次,冬季进行,时间要短,任务是检查工作,总结工作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借以教育干部。
从整风迅速转入整党的部署和动员,同时规定每年冬季仍进行整风,标志着党的建设工作在向纵深推进。
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在会上作报告,分析了革命胜利后党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闭幕当天,作了题为《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总结,强调在中国革命胜利的新形势下,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员的条件必须更加提高,提到尽可能的适当的高度,才能担负起比过去更伟大更艰苦的革命任务和经济文化建设任务。会议通过《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对整党及建党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这次整党运动,是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尤其是那些新近建立党组织和发展新党员较多的地区,旨在普遍地提高党员素质,纯洁党的队伍。由于基层党组织主要集中在农村,所以整党实际上是农村整党。共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做准备工作,第二阶段是全面铺开。
在准备工作阶段,重点做三项工作:一是挑选一批经过考验、对党完全忠实、作风正派,又有整党与建党知识和工作能力的干部,加以训练,然后派到基层组织去进行整党;二是对党员普遍进行一次关于怎样做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的党员都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三是先选择几个支部进行整党的典型试验,从中获取经验,以免在整党中犯错误。
关于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中共中央强调,要通过教育,使党员切实了解下列各点:1.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2.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一切党员必须具有为彻底实现党的这些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3.必须下定决心,终身英勇地坚持革命斗争。4.一切共产党员的斗争和工作,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5.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私人的利益之上,党员的私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即党的公共利益。6.经常地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并及时地加以纠正。7.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虚心地听取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及时地向党反映,并把党的政策向人民群众作宣传解释,使党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领导群众前进。8.必须努力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提高。中共中央指出,上述八项及其他的一些条件(例如历史清楚、对党忠诚等),是每个共产党员所应该和必须具有的条件。
具体整党时,主要以支部为单位,分批进行。先在支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然后进行党员登记、审查,根据不同情况作出组织处理。
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凡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参加过反动党团或落后会道门、在组织上及思想上仍未与之断绝联系的分子,有严重内奸嫌疑的分子,投机分子等),坚决清除出党。对各种有毛病的党员,则本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和治病救人的精神,帮助他们提高觉悟,改正错误和缺点。至于拒绝党的教育或经教育改造无效的消极分子,则采取妥善方法使其退党,或撤销他们的党籍。
1951年12月1日,即整党期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指出:进城两三年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七届二中全会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时候了,否则就会犯大错误。1952年元旦,毛泽东在团拜会上再次号召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强调“‘三反’运动是一个更加现实与深刻有力的整党运动”。群众性的“三反”运动以县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主要在城市、在机关展开;整党运动以县以下基层党支部为重点,主要在农村展开。两者的结合,使整党的氛围更加浓厚。
在追查贪污犯即“打老虎”阶段,一些重大贪污案件浮出水面,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刘青山、张子善案。刘青山、张子善在分别担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天津行署专员期间,利用职权狼狈为奸,假借经营机关生产之名,盗窃国家救灾粮款、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款、地方粮款,克扣治河民工粮款、机场建筑款,并骗取国家银行贷款从事非法经营等,涉案金额高达171.6272亿元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的人民币,并回收旧的人民币,折合比率为1元新币等于1万元旧币。 ,生活极为腐化。刘、张二人均有20年左右党龄,在民主革命时期表现突出,功劳不小,却在和平环境下私欲膨胀、贪污腐化,从人民功臣沦为人民罪人。此案震惊全国, 被称为“共和国反腐第一案”。刘、张被开除出党,1952年2月10日在河北保定公审后伏法,时年均不到40岁。毛泽东对说情者断然表示:“正是他们两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错误的干部。”香港一家报纸惊呼“共产党杀了共产党”。其实,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铲除党内败类的决心。刘青山在伏法前忏悔说:“拿我做个典型吧,处理算了,在历史上说也有用。”张子善的遗言是:“伤痛!万分伤痛!现在已经来不及说别的了,只有接受这血的教训!”
同年10月,“三反”运动结束。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军队除外)参加运动的总人数为383.6万人,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者120.3万多人,其中党员19.6万多人。全国被贪污的赃款赃物合计6万亿元,已退回2万亿元。全国共有42人被处决,9人被判处死缓,67人被判处无期徒刑。通过厉行“三反”,起到了教育大多数干部、挽救犯错误的干部、清除贪腐分子的作用,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扬清风树正气。不过,运动开展得很迅猛,以致出现过火之处:全国被打出的“老虎”(贪污一千万元以上)最多时达29.2万多人,其中多半是把小贪污、公私不分、失职、浪费算成了“老虎”,或因赃物折价过高成了“老虎”,有的甚至完全打错了;很多地方发生“逼供信”偏向,有少数人因肉刑逼供而致残。
“三反”斗争使中央意识到,党政军机关从事生产易于引发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是目前最普遍而必须解决的问题。1952年3月12日,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处理机关生产的决定》,规定结束机关生产,一般限于本年4月30日以前交接完毕。
同年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计18条。第二条的表述是:“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凡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强索他人财物,收受贿赂以及其他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之行为,均为贪污罪。”
由于情况不同,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的整党起讫时间不一。从全国范围讲,整党运动在1954年春基本结束。共有各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23.8万人被清除出党,另有9万余人自愿或被劝告退党,合计32.8万人。同期共吸收新党员107万人。截至1953年6月底,全国共新建8.2万个党支部,基层支部的总数达到32.8 万个。党员分布也适应了形势需要,城市尤其是工矿企业的党员数量大幅增加。经过整党,既壮大了党员队伍,又纯洁了党员队伍,党员素质得到提高。
此次整党具有以下一些鲜明特点:一是整党与建党相结合,与“三反”运动相结合,做到相互促进。二是参加人数最多,覆盖区域最广。这与中共成为执政党是一致的。三是在整党之前先行试点,然后再全面铺开。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个新课题,如何在执政条件下搞好自身建设也是个新课题。面对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和各种繁重艰巨的任务,党紧密结合中心工作,及时开展整风运动、整党运动。通过整风、整党,推动了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提高了党员的政治素质,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保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保持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进而有效巩固了新生政权,有力推进了以除旧布新为特征的各项建设事业。新中国成立仅两三年时间,娼妓、吸食鸦片、赌博等旧社会遗留的恶习陋俗被荡涤净尽,形成新的社会风气。这与中国共产党重视自身的作风建设是分不开的。
整风、整党虽收到显著成效,但党员总数持续增加据中组部统计,截至1956年6月底,全党共有党员1073.4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74%,其中十分之九是在党的七大以后入党的。 ,形势和任务在变化,老问题尚未彻底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又不断出现。这决定了党风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1956年5月,周恩来赞许浙江昆曲《十五贯》具有现实意义,是改编古典剧本的典型。他说:“《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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