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延安整风运动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不过，此时在中国共产党内，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尚未完全树立起来，以教条主义为主要形态的主观主义仍有不小影响，且有重新滋蔓之势，主要代表依旧是王明。

1937年11月29日，在共产国际工作了六年的王明乘苏联专机抵达延安。毛泽东亲自冒雪到机场迎接，兴奋得将帽子抛向空中，口呼“乌拉”，并在致词时称王明“是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不过，毛泽东很快就失望了。王明因背景特殊，在延安颇受追崇，四处作报告。他熟悉马列经典，演讲时引经据典口若悬河。在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形下，王明唬住了不少干部和进步青年，被视为“马列主义理论家”。当时延安有个较为流行的说法，叫“王明的理论，博古的口才，毛泽东的实践”。其实，王明缺乏在国内的实际工作经验，讲得很空洞。不久，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强调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矛头直接针对毛泽东提出的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保持独立性、坚决反对投降主义的主张。由于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不少与会者表示附和，就统战工作做了自我批评。事实上，苏联当时担心自己两面受敌（德、日），希望中国战场能拖住日本，故唯恐国共合作破裂。但如果中共放弃斗争，一味对国民党妥协迁就，就会沦为国民党的附庸，其反制作用和自身力量的发展壮大就会落空，也就很难出现和维持全面抗战的局面。后来国民党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血的事实证明王明是错的。除意见对立外，王明还有宗派主义毛病，闹独立性，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有心争当领袖。因此，王明的回国反而给党的工作造成干扰和混乱。

好在有毛泽东等人的坚持，好在共产国际在了解情况后，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党的领袖，并由王稼祥回国传达了这一指示，这才使中共稳住阵脚。1938年9月末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认识上达成一致，及时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所造成的困扰。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强调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就抓住了要害：党内反复出现、带来严重危害的“左”倾和右倾错误，其思想根源都是主观主义，其共同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即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或书本出发，或照搬外国经验。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强调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毛泽东表示，希望这次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他说：“在担负重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然而，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后，王明随即将他1931年撰写、集中反映其“左”倾错误路线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他在自序中表示：“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这释放了两个信号：一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排斥毛泽东所讲但老祖宗和共产国际没有说过的“新话”；二是有意掩盖“左”倾错误使党蒙受严重失败的历史，为自己辩白。这使毛泽东愈发意识到清除党内主观主义影响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很显然，不解决思想作风、思想路线问题，全党就很难真正实现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也就无法有效应对日趋严峻复杂的抗战局面。但是，在路线问题上掰扯清楚并非易事：一来党在过去长期为主观主义统治，遵义会议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历史问题作结论，“左”的传统在中共党内仍有不小影响；二来王明等人自称执行的是“国际路线”，而中共党内长期存在对共产国际近乎盲目崇拜的情结，人们的认识一下子不容易转过弯来。

毛泽东很注意策略，从总结党史上的经验教训入手，以统一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为重点，耐心等待时机成熟。1940年12月，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回顾党史，指出苏维埃后期“左”的政策是路线错误。但这没有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1941年3月、4月，毛泽东着手将自己过去写的几篇农村调查报告结集出版，特意写了序和跋。他在序言中说，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他批评了“钦差大臣”现象，指出：“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旧事重提，矛头直指王明等教条主义者。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第一句话就是“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明确提出了整顿党的作风即整风问题，对主观主义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都是极坏的作风。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实事求是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即运用马恩列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强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这篇讲话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指导性文献之一。7月和8月，中央相继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成立调查研究局，由毛泽东挂帅，开始组织具体的调研工作。

同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重点讨论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毛泽东自1940年秋开始主持编纂党的重要历史文献，此时从中挑出86件，以散页形式发给大家阅读研究。1941年12月，这些文献汇编为《六大以来》选集本，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在延安出版，时称“党书”。 有文献作依据，党史上是否存在“左”倾路线错误以及路线斗争的是非，就一目了然了。会议因此得以顺利召开，就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基本形成共识，为延安整风运动定下基调。不少人在会上对自己在历史上所犯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唯独王明丝毫不作自我批评，在遭到众人批评后，称病不肯到会。他声称抗战以来中央的路线是错的，要到共产国际打官司。而此时苏联正全力抗击德军的入侵，已无暇顾及中共事务。

会后，中共中央成立中央学习组，延安及各根据地成立高级学习组，任务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和六大以来的决议。于是，整风学习在高级干部中普遍开展起来，为随后在全党范围开展整风打下了基础。毛泽东认为，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作斗争并加以克服，需要进行全党动员。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共自抗战以来发展了70多万新党员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提出了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的任务。同年底，党员总数从抗战初期的4万多人猛增到50余万人。党的组织已走出狭小圈子，党已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党。 ，大多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迫切需要对他们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该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改名为《整顿党的作风》，并删去“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等句。 的报告，接着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进行整风动员，阐明了整风的任务、方针和意义。这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嚆矢。4月3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5月下旬，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成立，毛泽东任主任，康生副之，成为领导整风运动的具体机构。6月8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遂从延安延伸到各敌后根据地，从高级干部扩大到全党范围。

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反对主观主义放在了第一位。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他分析说，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都是主观主义，现在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道理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马恩列斯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关于宗派主义，毛泽东指出，这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其残余在党内依然存在，首先就是违背民主集中制，为个人利益、局部利益闹独立性；再就是山头主义、闹各种不团结。他强调，要正确处理好党内的各种相互关系，同时处理好与非党人员的关系，铲除宗派主义残余，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关于党八股，毛泽东认为，它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他列数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诸如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等，号召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

关于整风运动的意义，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2页。

整风的具体方法，主要是学习整风文件，按照整顿三风的要求，对照检查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情况，进行自我批评或相互批评，提出努力方向。对犯过错误的人，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进行和风细雨式的批评教育。毛泽东说，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只要他不讳疾忌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中共中央共把22个文件列为整风学习的必读文件，包括中央相关文件，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以及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相关论述，而以毛泽东著述最多，计6篇，排序也在前面。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毛泽东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已在全党确立下来。在延安，机关停止一些不紧要的工作，学校停止一些课程，将学文件作为中心工作来抓。按照规定，对文件先浏览后精读，要写笔记，开讨论会，还要进行考试。中央党校的4道考题事先由毛泽东审定，第一道考题是：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教条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写笔记是硬性要求，内容以自我反省、解剖思想为主，须接受单位的抽查。女作家丁玲写有两本学习笔记，分别冠名《脱胎换骨》和《革面洗心》。《解放日报》还陆续刊发一些反省文章，起了示范和动员作用。

文艺界人士是延安令人瞩目的一个群体，大多来自上海等大城市，有爱国热情，思想活跃，多才多艺，但与延安的政治环境融合得不够紧。1942年5月，延安召开了为期21天的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讲话并作总结，系统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指出革命文艺的根本方向是为人民、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强调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会后，延安文艺界切实整风，深入基层，创作出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鲁艺的新歌剧《白毛女》便是其一。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这从组织上确认了毛泽东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既成事实，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为中共放开手脚地解决党内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便利。国民党却以为这是一个机会，鼓噪解散中国共产党，并调重兵准备突袭陕甘宁边区。事实再次证明王明的抗战路线是错的。中共中央沉着应对，打退了这股反共浪潮。在上述有利背景下，整风运动进入最后阶段——在高级干部中反省和总结党的历史。大批敌后干部也被抽调来延安参加整风学习。不少人须长途跋涉，途中还得穿越日伪封锁线；有人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

同年9月7日至11月末，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揭批王明在十年内战期间和抗战初期的路线错误；博古等人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一些过去挨整的人对那些犯过“左”倾错误的干部有过火行为，在毛泽东干预下得到及时制止。毛泽东强调，只有弄清路线是非，全党才能真正团结；党内斗争要避免历史上的错误方法，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王明称病，始终没有参加会议。随着讨论的深入，党史上的盖子都揭开了，问题都摆出来了，大家的思想和认识大大统一。

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同时展开，巩固了党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日寇已呈颓势，党领导的人民力量不断增强。毛泽东仍保持清醒，担心骄傲懈怠情绪会在党内滋蔓。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毛泽东十分赞赏，将该文作为整风文件看待，指示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并在各解放区印单行本。4月12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是七大的筹备会，断续开了11个月。1945年4月20日闭幕当天，在反复讨论、酝酿和修改的基础上，全会原则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抗战之前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了结论，重点分析了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上的表现及其社会根源。《决议》宣布：“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延安整风运动至此顺利结束。

延安整风运动前后历时三年多，规模空前，部署周密，特点鲜明，富于创新，开创了在党内开展大规模集中教育的先例，独创了在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在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通过整风学习，妥善解决了党内的历史遗留问题，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来了一次大扫除，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使全党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实现了团结和统一，变得更加成熟和坚强。

延安整风运动也有失误。为纯洁队伍，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提出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审查，但对国民党特务的渗入作了过度估计。不久，胡宗南试图进攻边区。延安在备战声中加紧审干反奸。7月15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作题为《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掀起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结果，延安地区在十多天里就清查出1400多个“特务”，造成许多冤假错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这一教训说明，“左”的倾向在党内影响很深，对“左”倾错误的防范和斗争是长期性的，远非一次整风运动就能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