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抗日根据地与党的作风建设

1937年8月下旬，即全国抗战爆发不久，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立了全面抗战路线，决定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八路军、新四军独立开展游击战争，有力策应了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并深入敌后开辟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极大威胁了日寇在占领区的统治，牵制了日寇攻势。在中国军队顽强抵抗下，日寇兵力损耗较大，其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言成为梦呓。1938年10月占领广州、武汉后，日寇战线越拉越长，已无力继续发动大的攻势。抗日战争逐渐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抗战大势则从国民党主导的片面抗战卢沟桥事变十日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由于政治上的局限，国民党无力也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抗战，而是实行单纯的政府抗战，故为片面抗战。 向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抗战过渡。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

日寇兵力不足，虽侵占中国大片国土，但只能控制城市和交通干线，无法对广大农村和小城镇实施有效统治。挺进沦陷区开展游击战争因此拥有广阔的空间。不过，在山区、平原和河湖港汊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其条件之艰苦、环境之险恶是异乎寻常的：与日寇相比，八路军、新四军总共才5万多人，兵力对比悬殊，武器装备也极为简陋；长期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必须要有后方作为依托，而在陌生环境中，在优势日伪军包围下，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事件下，创建抗日根据地很不容易，在根据地站稳脚跟也不容易。若想扩充兵员、壮大武装，若想巩固并扩大抗日根据地，关键是发动和组织民众，赢得广大民众的拥护与支持，即开展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这就牵涉中国共产党以怎样一种作风开展工作、打开局面的问题。

（一）深入发动群众，大打人民战争

早在全国抗战爆发之前，毛泽东就指出了动员全国人民投身抗战的重要性，号召全党重视动员和争取群众的工作。1937年5月，为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讲话。关于干部问题，着重谈了在新形势下干部应该具有的素质与作风。他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好的干部。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毛泽东强调：“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巩固及其任务的完成，民主共和国在中国的实现，丝毫也不能离开这一争取群众的努力。”这对全党加强作风建设、发动群众开展全面抗战，起了很好的动员作用。毛泽东本人正是这样做的，他在这段时间忘我工作，研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并将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通过读报了解国内外形势，潜心研究军事等问题，及时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这使得他能够见微知著，对时局具有敏锐洞察力和科学预见。

1938年春，毛泽东在延安作题为《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条分缕析，批驳了“亡国论”、“速胜论”，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国民党将领白崇禧大为折服，将该文精神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两句话。但白崇禧并不能真正参透其中的精髓。毛泽东在讲演中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著名论点，蕴涵着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毛泽东分析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强调，要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尊重士兵、尊重人民，是搞好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的根本态度。在政治上动员全军全民起来奋斗，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是坚持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并争取最后胜利的最基本条件。

毛泽东对青年寄予厚望。1939年5月1日，他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撰写《五四运动》一文，希望全国青年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他满怀激情地说：“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全国青年们，努力啊！”三天后，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讲演，从中国革命的高度阐述青年运动的方向，盛赞延安的青年们不但本身团结，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他说，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他们的政治方向、工作方法是正确的，所以说，延安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

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英勇杀敌收复失地，大声呐喊唤起人民，汇成一道道抗日的铁流。巍巍太行，冀中平原，大江南北，五指山下，到处都活跃着抗日健儿的身影。在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内，群众被广泛动员和组织起来，除青壮年踊跃参军外，还成立了各种抗日群众组织，诸如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农会、武委会、文建会等。这就使侵华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聂荣臻深有感触地说：“人民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就有了足以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人山’和‘人海’。”《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572页。 到1940年，共产党领导的正规部队已从5万多人壮大到近50万人，另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华北、华中、华南开辟了16块抗日根据地，加上陕甘宁边区，总人口接近1亿。

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使日军如坐针毡，无法稳住占领区局面，其有生力量不断被消耗和削弱。1940年8月20日至12月初，八路军在华北发动大规模攻势，陆续有105个团约20余万人参战，主要破袭正太、平汉等铁路干线，拔除铁路两侧的日军据点，并展开反“扫荡”作战，共计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生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史称“百团大战”。此役有力打击了日军气焰，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用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所谓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诬蔑之词，大涨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

百团大战使日寇大为震惊。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叫嚣要在四个月内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发起更大规模的“扫荡”。1941年至1942年，日军纠集伪军反复“扫荡”，一次出兵在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达27次，千人以上到万人的达132次，实行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到处制造无人区；同时在占领区实施“清乡”和“治安强化运动”，在双方拉锯区（即“游击区”）大修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以阻遏八路军深入。华中抗日根据地也遭到日军大规模进攻。在日寇大举进犯下，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降到五千万以下，兵力也有不小折损。敌后抗战进入最困难时期。

面对日寇的疯狂进攻，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主力部队在战局不利时分散到地方，待局面好转再重新集结作战。优秀电视连续剧《亮剑》，真实再现了晋西北军民在反“扫荡”中浴血奋战的历史场景。华北根据地军民还因地制宜，创造了不少有效的作战方式：在山区开展麻雀战，在平原进行地道战、破袭战，普遍运用地雷战，在水网地带展开游击战；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锄汉奸、策动伪军反正、宣传和动员群众，使敌人闻风丧胆。反映这类抗战题材的优秀影视作品很多，如《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回民支队》、《狼牙山五壮士》、《苦菜花》、《鸡毛信》、《小兵张嘎》、《烈火金刚》、《浴血太行》、《烽火雁翎》、《新儿女英雄传》等。《东进序曲》、《历史的天空》、《新四军》、《沙家浜》等影视作品，则反映了南方新四军艰苦卓绝、彪炳史册的抗战经历。一个个鲜活的英雄形象，一幕幕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的悲壮画面，一段段军民团结共赴国难的感人情节，生动诠释了这段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历史，展现了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和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

1943年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形势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也度过最困难时期。各地抗日武装恢复乃至扩大原有的根据地，并逐渐发起局部反攻，开辟新的根据地。1944年，共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收复大片失地，包括攻克20余座县城。到1945年春，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达18个（一说19个），人口约9550万人，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在战略上形成对日军盘踞的中心城市和交通线的包围；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正规部队发展到91万人，另有民兵220万人。

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钳制和消灭大量日军，歼灭大部分伪军，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有力策应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没有敌后战场，抗日战争就难以长期支撑并取得最后胜利。没有党的群众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也就不会出现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形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敌后战场和人民战争。

（二）充分保障民主，努力改善民生

沦陷区人民饱受日寇铁蹄的践踏与蹂躏，不甘做亡国奴，有着强烈的抗日愿望。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拥有深厚的民意基础。不过，要想在敌后站稳脚跟，使民众心悦诚服地聚拢在党的旗帜下抗战，单靠抗日这一口号是不够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共提出三项基本要求，即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全民族抗战，共产党是倡导者和坚决执行者；至于后两项要求，则在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内得到贯彻和体现。

1937年9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同年11月至次年1月一度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下辖23个县，人口约150万，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总后方。在政权建设上，边区起始便实行普选。凡年满18岁者，不分种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宗教信仰，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村级基层政权，系直接选举产生。鉴于农民大多不识字，无法填写选票，便采用“掷豆子”方法，在几名候选人身后各放一只空碗，选民投谁就把豆子掷进谁的碗内。各级议会（1938年11月改称参议会）和政府、司法机关，通过间接选举产生。1939年初，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选出正副议长、边区政府正副主席等。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提出要把边区建设成为“抗战的堡垒”和“民主的模范”。朱德感慨地说，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1940年3月，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规定政权机关的人员构成采用“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员的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1/3。这与国民党搞独裁统治形成鲜明对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政治的诚意，以及政治上的胸襟与自信。中共中央强调，党在政府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和优势，是靠政策的正确、党员的模范作用和人民的拥护来实现的。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意见的开明绅士李鼎铭被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在党外人士中产生不小反响。

通过先行探索与实践，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地方。在边区的示范和带动下，各敌后根据地也纷纷实行民主政治，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敌后抗战，中国共产党依靠的主体力量依然是农民。如何既保障贫农的经济利益，同时又不排斥地主、富农，不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相冲突，是一个两难问题。中共中央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在抗战之初便废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随后决定实行减租减息政策。1939年冬，各根据地相继开始实行减租减息。减租采用“二五减租”之法，将原来的租额减少25%；减息的办法是规定年利率一般为1/10，上限不得超过一分半；其余杂租、劳役和各种高利贷一概取缔。减租减息减轻了贫农所承受的封建剥削，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极大调动了其生产和抗日的积极性；同时又兼顾了地主以及富农、中农的利益，有利于联合他们一致抗日。贫农交租，地主纳税，则使粮饷不致有涸辙之忧。

中国共产党关心民间疾苦，重视倾听群众呼声。1940年冬，时值华北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展开报复性“扫荡”，国民党政府却不顾大局，完全停发八路军的粮饷、弹药、被服，并调集几十万大军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切断外界对边区的一切援助。1941年，为解决边区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供给问题，中共中央发行了500万元公债，并将当年征收公粮的总额定为20万石，比上年的9万石增加一倍多。这引起边区民众的不满。某日，边区政府在雨天开会，在座的李县长遭雷击身亡。有个农民就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毛泽东经调查，得知有些老百姓因公粮太多不高兴，便阻止保卫部门将此事作为反革命事件处理，并抱着反省的心态研究政策。李鼎铭提议精兵简政后，中共中央欣然采纳，于1941年12月发出精兵简政指示，并明确规定各根据地脱离生产的人员不得超过总人口的3%。毛泽东将之称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陕甘宁边区先后三次精简。所谓精兵简政，就是本着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对官僚主义这五个目的，压缩主力部队充实地方武装，精简指挥机关人员充实连队，同时压缩政权机构，将精简下来的干部充实基层。通过精简庞大的机构，各抗日根据地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顺应了困难时期的战争环境，同时减少了消费性支出，从而减轻了财政压力，休养了民力。各敌后根据地依照中央指示，也纷纷落实精兵简政。

1943年11月，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的会上，毛泽东从作风角度讲了一番话。他郑重指出，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么，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么，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毛泽东说：我觉得，在无论哪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都有一部分缺乏群众观点因而脱离群众的同志。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组织起来》（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3—934页。

在军政、军民关系上，陕甘宁边区起初有不和谐的一面：部分官兵对地方党委和政府不够尊重，存在违犯群众纪律、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有些政府人员与群众则忽视拥护军队，甚至把维护人民利益与拥护军队对立起来。为密切军政、军民关系，1943年初，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倡导下，边区政府发布《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发布《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是年春节期间，陕甘宁边区开展轰轰烈烈的拥政爱民、拥军优抗“拥军优抗”是“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简称，后来改称“拥军优属”。 运动，主要内容是：举行军民联欢，部队宣布拥政爱民公约，听取群众意见和批评；政府隆重慰问驻军，看望抗日军人家属和残废军人等。同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根据地嗣后普遍地、无例外地每年举行一次“双拥”运动；军队和党政方面彻底检查各自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并彻底改正。“双拥”工作从此蔚然成风，形成常态化、制度化，内容更加丰富，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军政、军民团结，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实行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分别涉及民族、民权、民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动员、组织群众投身抗战所遵循的途径和原则，即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是全民族抗战的主体力量，紧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集中民智，体恤民情，关心民瘼。在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人人各得其所，社会面貌一新。根据地人民通过切身体验，深化了对党的认识，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纷纷汇聚在党的旗帜下，从而掀起人民战争的惊涛骇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敌后战场，并对沦陷区和大后方的人民产生极大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引领下，我国实现了自近代以来空前强大的政治团结，有力支撑了全民族抗战局面。这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国民党没有做、做不成的事，中国共产党做了，而且做得很出色。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国共两党在作风上的区别，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

自全国抗战爆发后，毛泽东等人反复对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进行理论阐释，用以指导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贯彻执行，同时又通过新的实践和思考来深化认识，及时进行新的理论概括。

1941年春，毛泽东编印昔日在中央苏区搞的几个农村调查材料。在为此所写的序跋中，毛泽东重申要重视调查研究、了解下情，并特别强调在接触群众时应有的态度。他说，当年参加调查会的基层同志和普通农民“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他还指出，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即如何联系和动员群众反对敌人，是现在抗日时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这说明毛泽东既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又重视结合新形势进行新的思考。

1941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演说时，批评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保存着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排斥、蔑视党外人士。他说：“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这就是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他坦诚地说，希望党外同志了解我们的主张，了解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

次年2月，毛泽东以整顿党的作风为题，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再次针砭这种现象，强调对待人民群众要有正确的作风，即“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说，马恩列斯总是谆谆告诫我们，党中央也总是叫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所以，一切脱离群众的行为并没有任何根据，而是宗派主义思想在作怪，属于主观主义，与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

1943年6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将党的群众路线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并将它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统一起来。该文说，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地相结合，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相结合，而彻底粉碎主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

同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招待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毛泽东引用民谚阐释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上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其他中共领导人也有不少论述。1943年4月，周恩来为给南方局干部作报告，草拟《领导与检查报告大纲》。该文后来被辑入《周恩来选集》上卷，题作《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文中说，领导者的任务之一是面向群众，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面向群众，要做到四个要求：与群众接近和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要与他们打成一片；倾听群众意见；向群众学习；教育群众，不做群众的尾巴。文章强调：“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绝不是命令；只有在多数已经同意而少数不同意的情形下，必要时可用多数的意见强制少数执行。领导群众和结交朋友，领导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

朱德在延安接受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采访时，动情地说：“我们的力量和权力来自人民……我们的一切办法也都是人民创造的。由于依靠人民，我们就击败了敌人，战胜了一切困难。我们只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如果脱离群众，我们早就失败了。”［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57页。

刘少奇经常借用古希腊神话巨人安泰的故事，强调党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极端重要性。他说，群众和无产阶级是共产党的母亲，如果我们脱离了母亲——群众，就会同安泰一样，随时可能被人勒死。

以上这些重要论述，科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中进行革命活动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揭示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已具有较为成熟和完整的理论形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抗战烽火的洗礼下，党在政治上、理论上正走向成熟。

（三）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

艰苦卓绝的抗战，需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均体现了这一作风。

当时，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政工作人员，每人每月的伙食费和津贴费平均为银币5元。八路军、新四军待遇菲薄，衣单食薄，弹药难继，医疗简陋。1941年起，由于日寇野蛮反扑，加上有些地方发生严重灾荒，各敌后根据地面临空前的经济和财政困难。陕甘宁边区作为后方，情况相对好些，但仍十分吃紧，“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2页。 。延安还遭到日寇的数次大轰炸。国民党试图困死边区，认为边区的困难是不可克服的，一心坐等边区“塌台”。在艰难竭蹶之中，中共中央没有束手待毙，而是号召各根据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即通过发展经济来改变财政状况：一面组织和帮助人民发展生产，一面建设公营经济，发展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陕甘宁边区率先行动起来，军队、党政机关、学校按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组成一支数万人的劳动大军，掀起大生产运动。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毛泽东在杨家岭附近的山沟开垦了一块菜地；周恩来、任弼时在中央直属机关纺线比赛中被评为“纺线能手”。边区地广人稀，具备开荒的条件。朱德最早提出“屯田军垦”的建议。1941年3月，在朱德实地考察后，王震率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九旅进驻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挖窑洞作为营房，自制工具开荒种地。短短几年，南泥湾变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的好江南”。到1944年，该旅已做到“耕一余一”，即耕种一年庄稼，可保证全旅两年的粮食自给，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模范。机关、学校也通过搞生产，实现了物资的大部自给。如此一来，老百姓的赋税负担大为减轻，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军民的物质生活都得到改善，边区原先经济落后的状况得到改变。各敌后根据地陆续开展大生产运动，边生产边战斗，也不同程度地收到了成效。

精兵简政属于节流，大生产运动属于开源，均对根据地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度过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起了巨大作用。毛泽东把根据地处在极端困难时期比喻为“黎明前的黑暗”，将军队不靠发饷实现自给称为“奇迹”和“创造”。他指出：“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末，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组织起来》（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28页。

为了使党和抗日民主政权在老百姓当中有威望、有公信力、有亲和力，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廉洁政治建设。政权机关是选举出来的，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人员构成实行“三三制”原则，体现了党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诚意。实行精兵简政的主旨之一，是反对官僚主义。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严肃指出，从事经济和财政业务的工作人员，必须克服存在着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等。在修改审定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时，毛泽东亲自增写了第八条，规定“厉行廉洁政府，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党对高级干部的要求和管理尤为严格。黄克功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老党员，战功显赫，1937年10月因逼婚未遂、枪杀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被处以死刑。

中共领导人严格自律，重视防范旧的官场风气。1940 年秋，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简称“马列学院”，1941年8月改建为中央研究院。 请毛泽东作报告。学院位于城北蓝家坪，与杨家岭隔着延河，相距约四五公里。延安此时正处于最困难时期，学院为无车无马而感到尴尬，便派邓力群等四人步行去接。四人走到延河边，与走得很急、鞋面蒙有灰尘的毛泽东相遇，不禁愣住了。毛泽东问明来意后，连说“要不得”，并风趣地说，应当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邓力群等四人都笑了。毛泽东也笑了，一个劲地摇头，说：那才不像话嘛，对不对？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上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不了什么，我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毛泽东恳切地说：“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西安当时是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中心，国民党要员、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讨小老婆多达八九个。

延安作风体现了延安精神。概括地说，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团结和统一的精神。这种作风和精神塑造了延安形象，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国难深重之秋，无数爱国进步青年怀揣理想，从四面八方长途跋涉来到延安。中共中央出于培养人才的考虑，创办了不少学校，除马列学院、陕北公学外，还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这些青年乍到延安，对当地自然风光感到很新鲜。而最令他们感怀的，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和融洽的人际关系，特别是看到共产党领袖身穿粗布制服，谈笑风生地在街头与战士、老乡唠家常——这一幕是他们之前难以想象的。因此，尽管延安物质生活极为贫乏，但年轻人的精神世界十分丰富。一曲《抗大校歌》（1940年2月1日），时常回荡在延水河畔、宝塔山下，唱出了青年人的理想和追求：“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活泼、严肃，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抗大校歌》创作于1937年底。关于“新社会”的确切含义，当时尚没有统一、清晰的说法。1939年至1940年间，毛泽东相继撰写《〈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创造性地提出并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光明前途。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毛泽东将陕甘宁边区作为这一理论的“试验区”。边区的各项政策和建设，均体现了新民主主义的原则。1940年3月初，毛泽东在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明确表示：“边区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次年11月6日，又在边区参议会上指出：“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我们希望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不但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并且在全国也实行起来。”从土地革命时期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红色根据地建设，再到抗战时期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建设，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培养了各个领域的大批人才，对日后建设新中国产生重大影响。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扬言要取消边区、取消共产党及其武装，毛泽东义正词严地质问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风，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1940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18页。

陈嘉庚是著名爱国华侨领袖，对边区的新面貌新气象深有感触。1941年6月，他从重庆来延安访问。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招待他：蔬菜全是自己种的，老乡送来的一只鸡是唯一荤菜。而蒋介石在重庆设宴招待他，竟花费800块大洋。两相比较，陈嘉庚唏嘘不已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得天下者必共产党也。”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也感慨良多。1945年7月1日，他与其他五位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应邀来延安访问，当天受到的宴请规格是四菜一汤。数日间，黄炎培四处参观访谈，包括与毛泽东促膝长谈，观看秧歌剧《兄妹开荒》、平剧《三打祝家庄》等演出，感受到了延安的崭新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在返回重庆后整理出版的《延安归来》一书中，黄炎培说中共政治作风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他所讲的“平凡”，指贴近老百姓。黄炎培慨叹道：“中共今天的局面，是从艰苦中得来的。他们是从被压迫里奋斗出来的。他们是进步的。他们在转变。”“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黄炎培：《八十年来》（附《延安归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124、147、158页。 这些评论有助于打破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使国统区人民了解延安的真相。

陈、黄二人的结论，是通过比较国共两党作风得出的。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有大段文字专门作这种“比较”。他说：“中国人民从中国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获得了明显的比较。……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