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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作风建设问题》

二、密切党群关系,反对官僚主义

2014年06月03日11:21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一)开展土地革命,密切党群、军民关系

在一片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扎根农村,要想恢复和发展党组织,要想扩大红军、筹集军饷,要想打破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都离不开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参与。1927年11月,井冈山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后,每天仅是照例出操、点名,一直不做群众工作;从部队派了一人当县长,其余仍用旧衙门人员。群众对此很不满。毛泽东知道后,组织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由此成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工农兵政权。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冒着严寒,自井冈山转进赣南。由于脱离了根据地,所经之地没有党组织、没有群众基础,红军在流动作战中消息不通,补给困难,伤病员难以安顿;而紧跟其后的国民党军则得到民团呼应。红军不时遭到突袭,处境险恶。在瑞金北部大柏地重创敌军后,总算扭转了战局。但当地民众已事先逃避一空,红军无法采购粮食,连吃饭都成问题。这些经历,使毛泽东等人更加意识到建立根据地、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极端重要性。而若想农民特别是贫农拥护革命,就必须实行土地革命。

毛泽东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明确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必须解决土地问题。上了井冈山后,他开始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湘赣边界是中国大多数农村的一个缩影:地主占有大半土地;贫雇农在人口中占多数,承受沉重的地租剥削,生活困苦。根据地创建后,起初主要组织群众打土豪分浮财。1928年春夏之交,已建立苏维埃苏维埃系俄文音译,意为“会议”或“代表会议”,源于1905年俄国革命,为列宁所发现和肯定,十月革命后成为苏联权力机关的名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被中共沿用,苏区的工农民主政权通称“苏维埃政府”,工农兵代表也称“苏维埃代表”。不过,湘赣边界群众对“苏维埃”原义不甚了了,大多称苏维埃为“埃政府”。“埃”在方言中是“我”的意思。 政权的边界各县掀起分田高潮。赣南、闽西根据地开辟后,也展开轰轰烈烈的分田运动,并及时进行调研总结,使分田方法切实可行。据毛泽东调查,寻乌县农村人口中,贫农占70%,手工工人、游民、雇农占4.3%;兴国县第十区,贫农在人口中占60%,手工工人、游民、雇农占10%。土地革命后,贫农在12个方面取得利益,包括分了田,分了山,取得了政权,等等。中农在土地上不受损失,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多数还额外补分了田地。

土地革命推翻了封建剥削制度,使边界农村真正实现了大变动。广大贫农分到梦寐以求的土地,翻身做了主人,所以发自内心地拥护土地革命,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自觉地将自身命运与根据地紧紧连在一起。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危急形势下,革命火种非但没有熄灭,反而渐成星火燎原之势,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毛泽东在分析土地革命对国共双方军队的影响时指出:“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国民党是反对土地革命的,因此没有农民的援助。其军队虽多,却不能使兵士群众和许多小生产者出身的下级干部自觉地为国民党拼命,官兵之间在政治上是分歧的,这就减少了它的战斗力。”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191页。

从军事角度说,土地革命给红军和苏区带来了极大有利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兵源有了保障,并且逐渐改变了红军原先主要由游民和俘虏兵构成的状况。据毛泽东在兴国县所做的调查,八个农户中,男主人均已参军或表示愿意当红军,其中有两户是兄弟三人都参加了红军或赤卫队;“妇娘子看见分了田,租也不要量了,债也不要还了,心里不胜欢喜,老二的妇娘子便高兴地去乡政府当妇女赤卫队长”。仅有一个农民惦记家中农活等私事,表示“要回家去,不愿当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苏区共动员12000名青壮年参加红军。

二是财政有了保障。红军的给养,起初主要靠剥夺土豪浮财、破城后接收官库,但不具有稳定性、长期性。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后,征收土地税改变了这种状况。1930年,寻乌的税率是10%,不久采用累进税法。兴国县将土地税称为“公益费”,最高额为2.5%。

三是为用人民战争粉碎敌人“围剿”创造了条件。红军有人民提供兵员、粮饷;敌军大举进攻时则退却到根据地来,而且通常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占有地利人和,能得到赤卫队配合,便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等。离开了根据地、离开了人民的支持,再好的战略战术也难以实施。赣南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红军主动退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敌军进入根据地后,在山区找不到向导,耳目不灵,补给困难,被拖得精疲力竭,无心恋战。第三次反“围剿”时,红军主力在宁都县黄陂一带陷入重围,遂从敌军蒋光鼐、陈诚两部之间仅10公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而过,顺利跳出包围圈。由于根据地人民严密封锁消息,敌军毫无察觉,等扑空后掉头再追时,红军已从容休整了半个月。

基于对人民力量的充分认识,毛泽东吸取部队在茶陵不做群众工作的教训,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他明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打仗、筹款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重大任务;离了这些目标,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他分析说,如果军事领导政治的思想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犯革命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这些思想,被毛泽东写进古田会议决议,对丰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对形成红军打到哪里、革命火种便撒到哪里的局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红军是党领导下的武装,代表了党的形象。做群众工作,首先要树立军队的好形象,这样才能接近群众。旧军队祸害百姓,在民间声名狼藉。毛泽东十分重视整肃军纪,注意搞好军民关系。在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前,毛泽东便宣布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1928年1月攻克遂川县城后,他及时发现问题,宣布了六项注意:1.上门板;2.捆铺草;3.说话和气;4.买卖公平;5.借东西要还;6.损坏东西要赔。后又增加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形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和宗旨。 同年8月行军途中,有些战士饥饿难忍,吃了农民田里的苞米。毛泽东就地对部队进行群众纪律教育,并插竹牌说明情况,埋了两块光洋作为赔偿。1932年4月打下福建漳州后,红军打土豪出了纰漏,把戴礼帽、穿西服、穿大褂的,戴眼镜、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当作土豪。毛泽东赶紧召集会议,指出其中很多人是华侨;搞错的原因,一是没有认真地调查研究,二是听不懂本地话。杨成武当团长的那个团抓了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只有五六个是土豪,就给人家赔礼道歉,请吃饭,然后都放了。进漳州的途中吃了华侨资本家的香蕉、甘蔗,也都赔了钱。起初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1930年5月逼近寻乌城时,许多人听信“红军见草不留,扫把都要过斩”的欺骗宣传,吓得跑乡下去了。时间一长,群众通过耳闻目睹了解了红军,便开始亲近红军。红军用具体表现,赢得了民心。

(二)建立民主政权,纠正不正之风

发动和组织民众的最好办法,是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根据地开辟后,在县、区、乡成立苏维埃政府,具体方法是:先选举工农兵代表,再由代表大会选出政府的执行委员会。不过,在井冈山时期,群众没有被真正发动起来,名副其实的代表大会很少,基本上由一哄而集的群众大会选举出执行委员会,以致大权揽于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分析说,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深植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由于没有代表大会做依靠,执委会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意见,滥用经费、贪污等现象较普遍。毛泽东还指出,为图省便,党把许多事情直接做了,导致政府缺乏威权。他认为,党的主张必须通过政府来执行,要避免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

早在1926年8月,中共中央就向全党发出《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强调必须高度警惕腐化分子混入党内的现象,“应该很坚决的(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制定的反腐倡廉文件。治理贪污腐化现象,就必须遏制官僚主义作风。通过开调查会,毛泽东了解到,兴国第十区苏维埃区政府由18人组成,有6人原先以赌钱为业,另有裁缝兼赌钱、纯粹裁缝、医生、道士、破产大地主、中农、劳动妇女各一人,富农二人,不明家世的读书人三人。该区第一乡乡政府由10人组成,6个贫农,2个中农,1个富农,1个外边来的读书人。政府人员的弊病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官僚主义,摆架子,不爱接近群众。群众来问事情,高兴就答一两句,不高兴就不理睬,还说对方“吵乱子”。二是没收了反动派的东西,不发给贫民,拿了卖钱。三是调女子到政府办事。以貌取人,长得不好看,会说话会办事也不要;长得好看,不会说话不会办事也要。乡政府的人下村开会也一样,漂亮的女子就和她讲话,不漂亮的就不搭理。四是强奸民意。政府委员由少数人定,代表大会选举只是形式。毛泽东指出,这些坏事是土地革命初期的状况,原因之一是区政府成分不大好,将来都要改变的,这些坏事是不对的。毛泽东:《兴国调查》(1930年10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41—246页。

1931年11月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后,毛泽东在政权建设上投入更多精力,经常下基层深入调研。纠正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是他的一个重要着眼点。

1933年8月,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提倡群众化的方式。他指出,动员群众发展合作社、购买公债等,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另一种是不努力宣传、不顾群众情绪的命令主义。

当时,中央苏区号召“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但是,对于基层的具体工作情况,许多上级工作人员并不了解,只知道发出命令与决议。许多地方的苏维埃机关敷衍塞责或强迫命令,同群众的关系十分不好,大大阻碍了苏维埃任务与计划的执行。毛泽东认为,如何动员群众执行各项任务,不是脑子里想得出来的,必须下基层收集各种新鲜经验,并推广这些经验——“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1933年11月,毛泽东选了两个点进行调查,分别是江西兴国县长冈乡、福建上杭县才溪乡。他总结说,无数基层同志创造了许多动员群众的很好的方法,与群众打成一片,工作收到很大成效;长冈乡便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毛泽东还欣喜地发现,农民的民主意识显著增强。才溪乡选举苏维埃代表时,预先在每村张贴160多名候选人的名单。很多群众在各人名下注意见,写“好”、“不好”,也有写“同意”、“消极”;有一人名下注着“官僚”二字。有20多人被墙报批评,主要是只顾自己生活,不顾群众利益,工作消极。正式开选举大会时,选民很踊跃,连老人也撑着棍子到会。结果,前任代表中有23人落选、50人连任,新当选代表41人,合计选出91名代表。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的以上两个调查报告被印发给与会代表。在大会作报告时,毛泽东指出,为发展国营经济和帮助合作社经济,我们在群众拥护下,发行了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依靠群众解决资金问题,是目前唯一的和可能的方法。他强调:“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在进行会议总结时,毛泽东着重谈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群众生活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真正看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我们就完全能够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

毛泽东举例说,汀州市政府一度对缺柴、缺盐、缺米等群众实际问题完全不理,从不讨论;由一百多个代表组成的市工农代表会议几次开会,都只讨论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代表们后来就不高兴到会了,会议也召集不成了,扩大红军、动员运输队因此也就极少成绩。江西的长冈乡、福建的才溪乡,是相反的情形。长冈乡青壮年男子百人中有80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人中有88个当红军去了。公债也销得很多,长冈乡全乡1500人,销了5400块钱公债;其他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什么理由呢?举几个例子就明白了。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一间半屋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3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马上捐米救济他们。1933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里的公略县办了米来救济群众。这样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他们和汀州市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是绝对的不相同。我们要学习长冈乡、才溪乡,反对汀州市那样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者!

毛泽东郑重提出,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群众生活上的一切问题,都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只要我们和群众在一起,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那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接着,毛泽东充满豪情地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6—139页。 15年后,历史印证了毛泽东的这一预言。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工作方法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么,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以上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即坚持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

在毛泽东等人大力倡导下,密切联系群众以及艰苦奋斗、任劳任怨、清正廉洁的作风,逐渐在根据地树立起来。“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这首传唱一时的兴国山歌,表达了民众对苏区干部的赞誉之情。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生死与共,使党和红军获得牢固的群众基础和不竭的力量源泉。这是红色政权在险恶环境下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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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实习生、朱书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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