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中国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走上创建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的道路。不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着重分析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无论是巴黎公社革命，还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在中心城市发起的。俄国是当时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但若从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算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俄国也已搞了40多年。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产业工人在五四运动前夕仅有200万人左右。因此，在这样一个东方大国进行武装革命，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新课题，无法也不能照搬现成的答案或经验。

然而，中国共产党当时在理论上还不成熟，加之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致使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党内十分盛行。这导致中国革命历经曲折，甚至一度陷入绝境。作为党内正确态度的主要代表，毛泽东同志从实际而不是本本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深刻分析国情。这种作风使得他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得出了科学结论。

（一）革命中心：城市抑或农村？

在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重心是开展工人运动。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进入大革命时期后，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认识不断深化。这与他注重独立思考、重视调查研究社会现状，是分不开的。

当时，受共产国际影响，党内总体上存在着轻视农民运动的错误倾向，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或只注意工人运动；尽管感到党的自身力量不足，但又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指出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随后，他在广州番禺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明确提出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土地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大革命失败前夕，毛泽东在湘潭等五县做了32天考察，据此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歌颂农民群众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封建旧秩序的伟大功绩，批驳了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各种责难。这为他后来在实践中沿着这一思路探索中国革命新路，打下了良好基础。

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发起的数次武装起义，均以中心城市南昌、长沙、广州为目标，在国民党优势兵力的围攻下相继失败。大城市不好打，打下了也很难守住，在起义队伍严重折损的情况下，下一步该怎么办？毛泽东提出，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偏远山区寻找落脚点。他率秋收起义余部南下，选择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作为立足点，在此创立了党领导下的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这一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井冈山的影响不断扩大，成为一面旗帜。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及湘南起义农军开赴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联合组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同年12月，彭德怀等率领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700多人辗转开抵井冈山，进一步壮大了根据地力量。1929年1月，迫于给养困难，加之国民党调集重兵来犯，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以开辟更大发展空间。

经一年多征战，毛泽东等人率部成功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为当时国内面积最大的红色根据地。红四军也不断壮大，扩编为红一军团，不久又与红三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拥兵3万余众，是当时国内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工农武装力量。

为消灭朱毛红军，1930年11月至次年9月，蒋介石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先后三次发兵“围剿”，兵力逐次增加，分别为10万、20万、30万人。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沉着应战，相继粉碎敌军三次“围剿”。红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在战争中发展壮大。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原先被分割为赣南、闽西两块，此时则连成一片，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15座县城，横跨20多个县境，总面积达5万余平方公里，总人口250多万。经过几年艰辛实践和浴血奋战，毛泽东和他的战友逐渐确立了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在农村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路，终于一步步走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新路。

走出这条新路实在太不容易了，可谓历经艰辛——红军在复杂陌生的环境中站稳脚跟并发展壮大不容易；红军内部不时有意见分歧，统一思想不容易；开辟出根据地，打破敌人的军事进攻、经济封锁不容易。而最大的阻力和危害，莫过于来自上级甚至中央的教条主义指示。

1928年3月，就在井冈山根据地逐步打开局面的时候，中共湘南特委的代表周鲁来到宁冈，传达中央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发动城乡武装总暴动的指示，以及给予毛泽东处分的决定，批评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命令他率主力开往湘南配合暴动。井冈山根据地因此被敌军占领一个多月，遭受不小损失。

同年6月末，中共湖南省委派来巡视员杜修经，命令红四军进兵湘南，配合当地武装实现湘南割据。毛泽东写报告陈述不能冒进湘南的理由，请求省委收回成命。不久，敌军“会剿”井冈山。杜修经不顾根据地安危，仍将主力调往湘南，结果遭受挫败。8月，敌军趁机以优势兵力进占湘赣边界各县城和平原地区，土豪劣绅乘势反攻倒算，致使根据地元气大伤，史称“八月失败”。

然而，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作报告，仍强调中国党应以城市为中心。在共产国际影响下，“左”倾观点在党内十分盛行。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错误估计了形势，指出目前已处在大决战的前夜，并坚持“城市中心论”，否定了毛泽东等人的探索与实践，认为“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中央据此制定了举行全国总暴动、集中兵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奉命赶到长汀，传达中央精神。毛泽东、朱德提出质疑，但不占多数，只好接受。在执行过程中，他们相机行事，没有贸然强攻南昌。后来奉命攻打长沙，激战16日不下，便果断撤兵折回江西，于10月初攻克吉安，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中央“左”倾冒险错误带来的损失。

毛泽东之所以有主见有创见，与他重视调查研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密不可分。而跌宕起伏的革命实践，加深了他对脱离实际、一味盲从的危害性的认识。1929年末，毛泽东起草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阐释了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是一切从主观出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包括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种形态，基本特征是主观和客观相分离，认识和实践相脱离。 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的危害性，指出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毛泽东强调，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

毛泽东本人正是这么做的。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后，他挤出时间在宁冈、永新两县进行农村社会调查。1930年5月攻占赣南寻乌寻乌，当时作“寻邬”。 县城后，又在当地接连开了十多天座谈会，着重调查富农问题和城镇的商业状况，据此整理成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同月，毛泽东写出《调查工作》一文。该文后来散佚，30年后重新找到，公开发表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体会作了理论总结，主旨是反对红军中盛行的教条主义风气。当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一概念，而是称为“本本主义”。文章开篇就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并严肃批评了时下的一些现象。文章说，许多同志成天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许多巡视员乍到一地，就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10年后，毛泽东旧话重提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从这番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的憎恶。

《调查工作》一文指出，如果某个问题不能解决，就应去调查这个问题的现状和历史；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就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开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该文还就开展调查的方法与技巧，作了简要阐述。

文章明确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文章分析说，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这种心理。共产党内讨论问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一味盲目地执行上级指示，而不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态度是很不对的。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作怪。“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该文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即强调理论联系实际。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即强调立足国情，进行独立思考和研究。他表示，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那种认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再好没有，党的六大的“本本”保障了永久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红军机关中的一些现象：有一部分人安于现状，饱食终日，坐在机关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对人讲话一向是那几句老生常谈，使人生厌。毛泽东大声疾呼：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这篇光辉文献，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同人民群众关系的根本态度、领导方法和思想认识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929年末，由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党的各级会议一经形成决议，“通过群众路线去执行”。关于群众路线的内涵，毛泽东在其著述中多有论述。 ，独立自主。

1930年10月，毛泽东又在兴国调查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并首次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如何让农民讲真话？关键是和对方做朋友。毛泽东在这方面颇有心得。据他自述， 在兴国请农民来谈话，对方起初很疑惧，脸上没有笑容，也不多讲，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他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他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这使毛泽东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在《兴国调查》的“后记”中写道：“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绝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缘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毛泽东：《兴国调查》（1930年10月），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183页。

在毛泽东倡导下，注重社会调查在红军中渐成风气。1931年4月2日，毛泽东起草关于调查农村人口与土地状况的通知，末尾写道：“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的这些精辟论述，以及他和战友们的不懈探索与大胆实践，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没有这种作风，要寻找到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是根本不可能的。

（二）关于红军建设和军事战略

在敌强我弱的背景下，将工作中心放在农村，必须创建工农武装来保卫和扩大红色根据地，必须采取正确的军事战略。在红军建设和军事战略方面，毛泽东同样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

率领秋收起义余部撤退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毛泽东针对部队现状，主持了改编工作：1.将原先一个师的编制缩编为一个团。2.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班、排设小组，连设支部，营、团设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全团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3.推行民主制度，在连以上成立士兵委员会，提倡官兵平等。三湾改编明确了党指挥枪的原则，着眼改变旧式军队习气和农民的散漫作风，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组织基础、制度基础。

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一年多后，毛泽东相继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对斗争实践进行总结，其中谈到了建军思想。他指出，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红军的构成以俘虏兵其中大多是被国民党作为壮丁抓来的穷人。 、游民居多，且物质生活菲薄，战斗频繁，却能维持不敝、奋战而不溃散，就在于红军废除了雇佣制，士兵经过政治教育都有了阶级觉悟；在于党的作用，尤其是“支部建在连上”；在于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了烦琐礼节，经济公开，使俘虏兵的精神得到了解放。

在为中共红四军九大起草的决议案中，毛泽东对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刻总结，着重强调要肃清红四军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包括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思想，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决议指出，这些不正确思想的来源，与红军及党员的构成有关，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同时也与对这些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有关。这份文献高度重视党和红军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对于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红军打造成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

时隔数日，即1930年1月5日，针对林彪在对时局估量上流露出的悲观情绪，毛泽东给他写了回信。该信批评了单纯流动游击的错误观念，阐明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性；针对有人认为农民势力超过工人将不利于革命的说法，重申“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信中强调看事情要看它的本质，指出目前的革命力量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末解释了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以充满诗意而又大气磅礴的笔触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该信还指出，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认清了这一点，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就会明白处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的小块红色区域何以能够存在和发展。这与《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的表述基本一致。而事态的演变与毛泽东的分析十分吻合：1927年10月至1930年11月，先后爆发了李宗仁与唐生智之间的宁汉战争，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蒋桂战争，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之间的中原大战，自顾不暇，给苏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机会。这封信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题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军事战略方面，毛泽东及其战友也从具体实际出发，重视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据此制定相应的战略战术。

在1936年12月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内进行的，具有许多不同于苏联内战的特点。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内战的经验具有世界意义，但不能机械地运用这个经验，否则便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中国革命战争有四个主要特点：经历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第一、第四个特点，规定了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弄不好还可能失败。“围剿”和“反围剿”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以上这些，都是毛泽东从战争实践中得出的深刻认识。

在敌强我弱的情形下，怎样才能打破敌人的“围剿”？红军在井冈山主要采用游击战。1928年5月，毛泽东、朱德总结出了作为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16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在这一军事原则指导下，红军接连打破敌军对井冈山的多次“围剿”。

赣南、闽西根据地创立后，交战更加激烈和频繁。蒋介石调10万人马发起第一次“围剿”时，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方针，即退却到根据地内，依靠人民支持、借助有利地形，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在运动战中歼灭敌军。在朱德、彭德怀等人支持下，他耐心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结果，这一作战方针运用成功了，红军仅用一周时间便打破“围剿”。

第二次“围剿”时，敌20万大军采取“稳打稳扎、步步为营”战略。而苏区领导层发生严重意见分歧，有人主张放弃根据地，也有人主张分兵退敌。庆幸的是，毛泽东等少数人的意见最终占据上风。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结果，红军“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再次获胜。

仅隔一个月，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围剿”，采用“长驱直入”战略；投入兵力达30万，约十倍于红军。毛泽东、朱德仍采取诱敌深入方针，指挥红军避其主力，打其虚弱。在地方武装和民众配合下，逐渐变被动为主动。经三个月内六次鏖战，红军最终获胜。毛泽东后来总结说：“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

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等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胜利。然而，有留苏背景、得到共产国际代表支持的王明等人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进入核心层，推行“左”倾教条主义。他们错误估计形势，在军事上搞冒险主义，提出夺取一二个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他们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说成是“游击主义”，声称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等新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苏区中央局据此决定攻打赣州城，毛泽东反对未果。1932年2月4日起，中央红军围攻赣州城，激战33天未下，伤亡三千多人。嗣后，红军兵分两路。毛泽东率一路转入外线，连克敌军力量薄弱的闽南龙岩、漳州两城，缓解了军事上的被动局面。

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50万人马，发动第四次“围剿”，分三路进逼。在毛泽东遭教条主义者排挤、被迫离开前线的情况下，周恩来、朱德等顶住压力，坚持以往的成功经验，指挥红军诱敌深入，两次集中优势兵力伏击歼敌，终于打破这次“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