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
关于“第五个现代化”的讨论如火如荼。日前，笔者参加第七届中英政党对话期间，伦敦市长首席经济顾问发表演讲时说，“中国还在以管理封闭经济的体制在管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西方的主要忧虑”。这比简单指责中国不民主显然智慧得多，给中方代表留下深刻印象。在回应环节，我答曰，感谢先生的提醒，不过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正在推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环顾世界，各国都需要改革、都在改革，改革的成效关系国家制度竞争力；可改革性，本身就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表示，西方希望中国改革成功，以便从中国的成功中找到启发，因为西方走不出自我循环了，需要外来智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早就预言——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熔于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人类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可惜当今西方世界尚未有反思企及汤氏的高度，走出危机后更使得西方好了伤疤忘了疼，使得此轮全球金融危机被称为“浪费掉的危机”。
加拿大华裔学者梁鹤年先生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书的前言中说，近代以来，国人往往学西方是指望“洋为中用”，其实首先应明白“洋为洋用”，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故此不能只研究西方的成功，更应研究西方的失败。因为“成功的条件往往是独特的，不能抄袭；失败的原因则往往是共通的，可供参考”。笔者在《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中也提出类似看法，主张即便学习西方，也应学习其代表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嫩芽部分，因为“物壮则老”（老子语）。
要让此轮全球金融危机不成为“被浪费的危机”，中国该树立何种态度呢？这就是重新反思东西方关系。启蒙运动期间的东学西渐、鸦片战争以来的西学东渐，到改革开放后再次西学东渐，如今改革2.0版本则迎来了东西互鉴、甚至南北互鉴时代。无论东方、西方，无论北方、南方，都在探索可持续发展模式，没有谁能假定自己总站在历史的正确一面，代表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未来。
反映到国家制度选择层面，西方发达国家也面临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改革难题。这使得第五个现代化不只是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全球化的现代化。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各项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各项制度要定型。这就为中国新一轮的改革赋予国际竞争力的时代内涵。中国第五个现代化，一如既往将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下进行，而是在更高标准的全球化开放背景下展开，既要西学东渐，也在东学西渐，开启东西互鉴新时代。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