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别仇官，体谅官之苦

相对于西方官员，中国官员累身亦累心。所谓累身，在于中国官员比西方官员承担了更多更大的责任，这与政治制度和政府职能划分有关，同时与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有关。

西方政治制度与权力运行，奠基于自由主义经济。既然是“小政府”，且受制于契约与分权制衡，政府就不需要承担太多经济和社会责任。中国政治制度突出为集权，且形成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施政理念，由此政府承担了很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职能。西方的文化源头是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化和罗马法，这些都在强化人们的独立意识和各利益体遵循契约关系，故而依赖性弱，独立精神强。中国作为农业经济社会，农业生产高度受制于自然，单个家庭力量无法抵御自然，故而形成了对家族和乡里的依赖，进而是对政府的依赖。中国的社会转型又加大了这种依赖，比如，过去许多事务通过乡规民约即可解决，社会转型后，旧的乡规民约被打破，新的社会运行规则尚未确立，结果就是一切事务都要求政府帮助解决，这也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很难真正完善的重要原因。

上述种种导致了中西差异。美国总统到戴维营休假，政府仍然正常运转，共和、民主两党顶起牛来，美国政府还可以关门。中国官员显然没有这么轻松，且不说国家领导人感叹“时间都去哪了”，就是一个市长、县长也难找到集中休假的时间。大多数官员都在 “五加二，白加黑”地忙碌工作。

其实，中国官员更累的不是身，而是心。累在身有处讲，累在心无处诉。心累主要缘于文化传统、体制制度和价值观念。

文化传统方面，官本位导致官员承载了强大的社会和心理压力。中国传统文化虽让我们骄傲，但也沉积了大量腐朽因子，比如不鼓励甚至压制科技创造，导致中华文明发展迟缓就是其一。再一个就是不良官场文化扭曲官员心理的同时，也扭曲了社会价值观，它让官员外表光鲜，但所谓光宗耀祖的同时，官员们也产生了无限的焦虑与痛苦，甚至形成双重人格。因为，当全部价值落于官位，也就异化了官位，即不求贡献于社会，只求不断升官，这实际成了套在官员头上的无形枷锁。今日中国，官员大军一直在膨胀，甚至出现了副局级县委书记、正部级副部长这样的怪胎，皆源于官本位。如此，怎能不累心？

在体制方面，因为中国官场历来潜规则重于显规则，这些易将官员引入痛苦的深渊。理论上讲，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中国共产党，应当形成一个优于封建时期的官场生态，但结果未能如愿。由于长时间依赖政治力量，或者说是信仰信念的力量，就有意无意放松了法规制度建设。西方与我们不同，他们更强调和遵循法规制度。

在价值观念与精神追求方面，由于政治信仰缺失与价值观紊乱，致使官员在功利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有数据表明，中国贪官95%以上牵扯到情色问题，其间既有人性的原因，同时缘于精神空虚，需要靠发泄来缓解精神压力。人需要精神和物质的平衡，精神弱化，物欲必增。一定程度上，官场开始比俗而非比雅。由于制度漏洞导致大量官员存有“原罪”，中央反腐风暴一劲吹，这些官员心理压力之重，可想而知。

别仇官，请体谅官之苦吧！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