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影响着中国经济，同时中国经济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经济。在这里探讨一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
讨论中国经济的走势，首先需要了解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三年前，在分析国际经验的基础之上我们提出了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以后，将会出现增长放缓，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从过去两年的实际情况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增长阶段的转换期，在这一背景下2013年中国经济能够取得7.7%的增长速度，应该说很不容易。
关注这个数字的背后，中国经济结构已经或正在发生着具有中长期意义的转折性变化。通常认为，中国经济是以投资和工业为主，较多依靠外需的结构。但是，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2012年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开始超过投资，虽然2013年有所反复，但是大的变动趋势已经确定。2013年第三产业的比重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过去一些年，中国外贸出口增幅经常是保持在20%以上，但最近两三年已经相当困难了，目前已经回落到5%-10%的增长区间。而且，这样一个调整，主要不能归因于外需的变化，而是出口竞争力在下降，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投入增长速度也在减缓。2012年，中国16周岁至60周岁以下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下降，这样我们已经看到与过去30多年大不相同的经济增长结构，就逐步转向以消费、服务业为主，更多地依靠内需，更多地从要素效率提升获取动力。
问题是，目前这种增长的走势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从大的背景来看，中国经济目前仍处在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这个中高速的“底”在何处？现在还没有探明，或者说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还没有找到。所以，我们认为还可能有一个探底的过程。
从已经公布的今年前两个月的统计数据来看，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这一点请大家也不要有过多的忧虑，因为中国经济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我们仍然要努力实现已经确定的7.5%的增长目标。与此同时，我们的眼光应该放得更远一点，力争在今后一两年内能够完成增长阶段的转换，进入一个新的稳定增长的轨道或者状态。对于稳定的轨道或者状态，我给出一个概念，叫做中高速稳定增长期。当然，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其含义是中高速增长的“底”已经探明，比如说7%左右，而且这个速度能够稳得住，能够持续比较长时间，比如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在个增长的新常态下，应该力争实现“六可”的目标，具体来讲是，“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如果我们可以进入这样一个状态，就能够比较容易实现2020年中国政府已经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预定目标。
无论从短期的稳增长还是通过加快转型进入中高速稳定增长期，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认为会遇到三个方面的重要挑战。
第一个挑战，如何有效把控和化解转换过程中的财政金融风险。当前的风险集中在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和影子银行等领域。他们之间相互交织、相互传导，形成了一个风险传递的循环。
第二个挑战，如何有效提升非贸易部门的效率。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更多地表现在以服务业为主的非贸易部门。我们有一项研究显示，与欧美、日本等15国相比，中国的非贸易部门的效率要更低，特别是在那些行政性垄断的非贸易部门、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领域，资源配置扭曲状况尤为突出。如果这些扭曲得不到纠正，中国非贸易部门乃至整个部门的效率提升就很困难；如果得到纠正，这些部门的效率提升还会有很大空间。
第三个挑战，如何拓展新的增长领域，并促进多种形式的创新。这些领域既可能是由于潜在需求被发掘而催生的，像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的新增长点，也可能是由于新技术出现而出现的，比如网上购物、光伏发电等等；还可能是应对既有突出问题寻求新的增长模式而引发的，比如节能、节水、清洁能源、减排等绿色产业。加快创新是拓展新增长领域更重要的途径。近年来，中国已经出现了创新区域资源集中的趋向，促进了部分创新区域和创新城市的发展。随着与全球技术距离的缩短，以往中国作为技术的模仿者、追赶者的角色将逐步改变，而部分领域与先行者并驾齐驱甚至领先的可能性在增加。
要应对上述挑战的关键是深化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出了部署，当前的重点是要加以落实。应该以稳增长、促转型来倒逼改革，加快推出针对性强、时效性强的改革措施，或者说是一些快变量改革的措施，对增长和转型起到切实的推动作用。
第一，要分类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建立明确的惩戒机制。在条件具备的城市发行地方发债，规范和重建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和融资能力。最近，中国已经出现了若干起金融违约事件，当务之急是建立起有关当事者切实承担风险和责任，推动改革和重组，又有利于防控全局性风险的违约处理机制。要加快全国不动产信息的联网，明确全面开征房地产税的时间表，增加住房的有效供给，稳定房价预期，并逐步改变地方政府的收入模式。
第二，以破除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为重点，加快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在这个领域，放宽准入上应该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既要放小，又要放大。具体来说，在行政性垄断比较突出的基础产业领域，应该放进去一两个大的竞争者，能够产生有效竞争。比如，在铁路改革中，要拿出几个区域或者几个比较大的项目，让外部投资者包括地方政府和民营投资者去组建新的铁路公司。在电信领域，允许以民营资本为主发起形成大的电信运营商。在石油领域，在上海自贸区建立国际性的石油交易中心，放宽放开原油和成品油的进口，允许地方炼油厂做大做强，同时开放上游勘探市场，包括页岩气的勘探市场。
第三，以服务业为重点加快对外和对内开放。应该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着力推进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对外开放。与此同时，更要加快服务业的对内开放，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首先应该允许国内资本进入，尤其对民营资本要打破各种隐性壁垒，形成平等的进入、竞争、使用生产要素的条件。必须吸取一些国家制造业空心化的教训，毫不动摇地发展制造业，重点是加快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关键是企业要成为创新主体，通过竞争形成一批创新型行业的龙头大企业和大量创新型的中小企业。要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应用之间的相互融合，更好地通过市场竞争和需求导向的办法来配置政府研发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使之更好地在创新发展中起到引导和支撑作用。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是作者3月22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年会上所作的演讲，本刊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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