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年末，国家审计署公布我国五级政府债务审计结果，包括或有债务在内的地方债是17.9万亿元，相当于GDP的1/3；如果把或有债务按以前经验实际需要负担的部分折算，地方债为12万亿元。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或有债务按面值计入，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是56%；如果只是按折算的部分算是41%。今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把地方政府性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推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3月13日，李总理在答中外记者问时说：“审计结果已如实对外公布，表明债务风险是总体可控的，政府的债务率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以下，大多数债务还是投资性的。但我们不能忽视其中存在的风险，正在加强规范性措施，包括采取逐步纳入预算管理，开正门、赌偏门，规范融资平台等措施。”一时间，我国地方债成为国家层面的“负担”、国际社会的“担忧”。
按照比较宽的口径算，我国政府性债务超过了50%，无疑是一个新高水平。对政府债务的理解，历来存在不同观点。古典学派主张“守夜人政府”，认为举债将会给整个经济带来负面效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主张扩大政府职能，增加支出减缓经济周期波动，支持政府举债。地方债规模不断积累，出现了70年代的滞胀，公共选择学派提出政府追求预算最大化；发行债务偿还旧债成为现实压力下的最优选择，但“要附加一些限制条件，确保只对将带来利益的项目采用公债筹资方法”。至于债务水平，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欧盟的占GDP的60%原则似乎得到了各国的肯定。即使按这一原则，我国目前在安全区间也是没有问题的。况且，2010 年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100%，其中日本约为240%，也没有伴随着“狼来了”的债务危机。所以，“目前我国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有的地方也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的判断是成立的。
从全球范围来看，地方债是一个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出现的经济现象，在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历史上地方政府债比公司债出现早好几个世纪，文艺复兴早期的意大利城市就从主要的银行借债。美国的城市借债则起源于19世纪。第一张官方记载的市政债券，是纽约市1812年发行的一般责任债券。1840年代，许多城市有地方债；到1843年，美国城市有2500万美元的债务。伴随着几十年的快速城市化进程，美国市政债出现爆发式增长。现在，美国8万多个地方政府，约5.5万个发行市政债券。美国的地方债伴随着美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一路走来，在成就美国当今世界大国地位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地方融资平台实质上也是一种公私合作平台。公私合作平台（PPP），又称公私合作伙伴，在西方被广泛用于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上世界七八十年代，西方各国由于宏观经济混乱而导致债务增加，政府为了鼓励私人部门投资基础设施引入PPP。从1990年到2009年，欧盟近1400个项目是通过PPP实现的，价值2600亿欧元。我国的地方融资平台，以政府出资和公共资源为依托，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承担特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融资与建设任务。这是在特定背景下逼出来的“公私合作平台”，与政府直接办公司相比是一个进步，为地方政府在原有体制下有所作为提供了一种尝试，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需要的是规范，扬长避短；尤其是在我国目前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否定地方融资平台和地方债是非理性的，也是危险的。
在利用地方债和地方融资平台的同时，也要采取切实措施防范债务和金融风险。第一，必须控制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和资金成本。控制融资平台资金来源的增加，降低杠杆化率；控制融资平台支付的利息，比如与基准利率挂钩；用市场手段解决道德风险问题。第二，建立一个可持续的财政制度框架。必须建立一个能监管所有融资平台的全国性体系；评估地方政府资产；编制中期，比如5年预算，包括未来的利息和资本偿还；在适当时候放开发行省级地方政府债券；调整央地关系，适时开征财产税，为地方政府奠定可持续收入来源。第三，整合资产和筹集更多资金。能产生收入的基础设施可首选作为债券化试点；鼓励私人部门承担基础设施建设；一些地方政府可以出售一些非战略性资产；发行中期债券使债务展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