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中国特色的“城市病”

前些时笔者到加拿大访问,导游是位来自中国的移民。他调侃:用不了多久,中国人将把加拿大人都赶到山里去。他讲的现象,在中国移民聚集的国家中带有普遍性。中国人喜欢热闹,因而多居住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而西方人喜欢安静,且亲近自然,因而往山里跑。因此反向流动的结果,就是一些城市逐渐成为中国人的天下。

这让我想起中国正处在爆发期的城市病。交通拥挤、房价高企、空气质量下降……城市病在中国的城市中蔓延,特别是一些特大城市尤甚。此外,不仅中国,根源于工业革命的城市病其实遍布世界。

但是,稍加分析后便发现,中国的城市病很有特色,这就是自中央至各级地方政府所在地,严重程度依次递减,反向就是依次递增。西方国家的城市病与政府所在地有关系,也无关系。比如美国的华盛顿,澳大利亚的堪培拉等首都城市,规模都不大,欧洲一些国家的首都规模大,这是历史造就的,但首都之外的城市就与地方政府的存在没有多大关系,也就是不存在依据政府层级递增或递减现象。

为什么存在这样的差异?很重要的是资源调配权或利益分配模式不同。西方走的是自由主义经济道路,政权特点是小政府大社会,既然政府调节和分配资源的能力很有限,也就不会影响经济发展,所以真正决定城市规模和发展能力的,是资源、地理交通、新科技发明,等等。也就是说,汽车发展起来,就产生了底特律,反之则亦反;好莱坞发展起来,极大地推动了洛山矶的城市发展,等等。

中国是大政府小社会,或者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的政府拥有巨大的资源掌控能力和分配权力,并且这种能力与行政级别高度关联,这就形成了等级越高的政府所在地的城市,获得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就越大,发展就越快,对人才和资本的吸附能力就越强,如此形成反复强化的效果。甚至还可以说,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手段驱使人口流动,也可以通过政府机关驻地变动,调动城市发展。这种现象大致可以用“晕轮效应”、“虹吸现象”来形容。由于强者恒强,也就演化出北上广深这些超大城市的严重城市病。

当然,导致中国特色城市病,还有文化和价值观的原因。比如中国人爱热闹。

上述方面的原因决定了,要改变中国特色的城市病很困难,因为我们不可能走西方小政府大社会的道路,更因为有政治制度的背景。即便从中国的人文心理角度分析,要想改变上千年文化塑造起来的民族文化心理,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但是,当我们换个角度分析问题后,又会发现这或许就是我们解决城市病的优势,是改善城市病的最大动力所在。

既然政府拥有了西方政府所没有的强大资源调节力,而这种力量对城市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那么,以政权和资源调配的双重作用推动城市建设散点布局,实现人才多点聚焦,或许就是改变核心城市、中心城市压力的出路所在。只是,这需要顶层设计上的突破,同时需要执行力上的更大提升。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来源：《中华儿女》2014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