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鲁鸣 王文华
国家安全委员会本质上是国家应对现代综合安全需要的产物。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国家安全事务主要是由中央政治局负责。这一制度无疑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从战争中走来的特殊经历有关，也与当时安全威胁相对单一紧密相关。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美援朝，到1962年、1969年和1979年的几场自卫反击战，都是由中央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会作出的重大决策。
1997年，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了解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后，开始考虑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设立。1999年美国悍然轰炸我国驻南联盟使馆，警醒了中国人。当时，我国虽然在第一时间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也作出了正确决策，但外界评论中国作出系统反应的时间略长，暴露出安全体制方面的一些问题。2000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与“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机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由主管外事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有关外事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与外事、国家安全工作有密切工作联系的相关机构部长组成，负责对外事和国家安全工作领域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这套安全应对机制，在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总的来看，这样的安全体制机制尚不足以有效应对现代综合安全。2007年1月11日，中国进行反卫星试验，国际媒体大肆炒作，而我国外交部发言人直至十几天后才阐明中国政府的政策和立场。近年来，类似外交与军事等方面的协调问题也反映出，我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日益错综复杂，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当其时。
2013年11月12日，公布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公报》指出，中央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201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置，决定由习近平任主席，李克强、张德江任副主席，下设常务委员和委员若干名。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至此，我国就拥有了应对国内外综合安全和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顶层运作机制。有了这样一个机构，就能够把对外的国家安全和对内的国家安全的各种力量整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维护国家安全与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机统一，有效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机统一，预示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国家安全战略思路的清晰化、科学化。
在当代中国，设立应对国家综合安全需要的最高决策机构，顺应世界趋势，符合现代化国家的安全需要，标志着我国国家安全战略谋划和运筹能力的成熟，必将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中发挥重大作用。
应对国家安全的总枢纽
从安全生态环境上看，我国是世界上不确定性因素最多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有核武器的国家共有9个，其中有4个分布于我国周边；世界十大人口国，6个分布于我国周边。特别是美国高调宣示重返亚太，把战略重点对准我国，不断挑唆周边国家折腾、消耗、牵制我国。随着国家安全利益的不断拓展，我国安全面临的现实和潜在威胁不断增多，太空、网络、海洋等领域的斗争非常激烈，国家安全已远远超出了传统安全的范畴，其范围愈加广泛，形式更加多样。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主要是应对外部军事威胁，如外敌入侵时的国防安全。非传统安全又称新安全，它涉及日益拓展的领域和空间，如经济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网络安全、反恐怖主义等。与此相应，解决各类安全问题的手段和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主要由传统力量承担解决国家安全问题，而随着国家安全的内含和外延的深刻变化，维护国家安全的力量构成和协调机构也应随之变化。而且，随着新的安全威胁的不断出现，有些是跨领域的，不是靠某一系统单独能够解决的，必须有一种协调各个部门的力量来应对各种安全威胁。比如，网络安全关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亿多，手机网民达到5亿。可以说，现在的互联网已成为各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破坏和渗透的重要渠道。但我国现行的互联网管理体制存在着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等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包括信息网络安全，特别需要从国家顶层上进行各方协调和综合治理。
今天的中国已经从地区性大国走向全球性大国。处在这个关键时期，国家安全观念的确立和相应的机制保障十分重要。而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正是体现一个大国的安全理念。中国发展越快、空间拓展越宽、国际化程度越高，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越大，国家安全问题就会越来越重要，需要有权威性机构和顶层运作机制对国家安全问题作出快速反应。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目的在提升国家安全决策效率。
党的十八大后，中央一直强调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整合对内对外事务。当前我国面临的安全挑战空前增大，国家安全形势相比本世纪第一个十年要复杂得多，国家安全往往涉及军事、外交、情报、公安、安全等部门和工作，还涉及海洋权益、金融、信息化和互联网等部门。面对日趋复杂的国家安全态势，我国维护国家安全的资源却高度分散，力量分布于政府和军队各个职能部门中，需要综合应对之时却往往“各自为战”。现有的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反恐怖等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难以作为国家安全事务的核心机构去跟踪、分析和协调日常事务，也缺乏足够的人力和资源来作出应对重大突发性应急反应，以及制定、协调和监督实施综合性的国家安全战略。因此，特别需要一个权威性机构对国家安全力量进行统一领导、集中决策和统筹协调，在国家层面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规划，更好地发挥统筹作用。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体现了构建“大安全观”的战略思维，是应对国家安全形势深刻变化的必然选择。例如，如果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导致我国海上战略通道中断，仅靠交通运输或能源部门根本无法应对，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协调。而且，由一个部门提出的应急方案可能局限于部门利益，无法更好、更全面地解决危机，需要从国家层面上进行综合应对。2013年8月，国家反恐协调小组升级为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以更好协调各个职能部门，调动国家各种资源，有针对性地加强重点地区的反恐工作。但这一机构不足以应对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和土壤，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在更高层级上制定全面应对恐怖主义的战略、规划、方案和措施，进而对恐怖主义进行更有效的遏制。可见，有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一个总枢纽，将更加有效地统筹安全维稳与经济发展、中央和地方、陆地和海洋、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事务等各方面关系，促进国家安全战略的“一盘棋”运作，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提升国家外交能力的战略举措
近年来，随着我国的迅速发展，有效整合外交资源，减少我国和平发展国际摩擦成本的问题日渐突出。一些国际安全事件的矛头、焦点和锋线前所未有地指向中国，我国外部安全决策上势单力薄的问题日益凸显。比如，在外部安全决策上，以外交口主导的外事领导小组负责，面对综合性的外部安全威胁，难以将国防、经济、公安等力量握成一个拳头，打出组合拳。同时，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利于形成有效的调节机制，是适应中国大国地位的有效举措。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体现了构建“大外交观”的战略思维，标志着中国的外交能力的提升。最直接的体现，是减少信息上报与指令下达的环节，拉近最高决策层与事件原点之间的距离，显著提高中国应对急难险重问题、快速有效维护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的能力，降低外界误读、误判的可能，提升我国外交工作和决策的效率，以应对更加复杂的局面。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以后，中国对外部安全问题的应对能力会进一步提高，战略评估、战略分层、战略规划、战略决策和战略布局能力进一步增强，以日益增强的国力为基础，在国际社会中可以更加积极地维护国家利益，有利于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上争取主动。
目前，从全球范围内看，美国、巴西、南非、土耳其、马来西亚、伊朗、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波兰、乌拉圭、智利等国都设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或类似机构，作为国家安全领导机关，统筹协调各部门处理国家安全事务。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发挥外交的功能，与世界各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对话和交流，积极开展国家安全领域的磋商，对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外交格局的形成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可以成为反映中国人民共同意志、对外宣传我国外交和国防政策的重要窗口，有助于消除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对我国综合国力增强和军事力量发展的疑虑，进一步改善我国国际环境。
夯实国家安全的基础工程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实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是筑牢国家安全的基础工程。这一宏大工程，涉及多方利益，尤其需要坚强的国家意志强力推进。从现实看，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被赋予统筹两大建设、推进融合发展的职能，军民融合中各自为政、管理分散、职能重叠的问题十分突出，重大问题都是一事一议一定，一些跨部门、跨领域、跨系统的军民融合重大事项缺乏有力协调和管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对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作了总体制度设计，明确提出在国家层面建立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共享机制。落实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扎实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一长期的系统工程建设，都离不开国家最高安全层面上统筹协调。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实际上确立了统筹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要顶层机构，有益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有益于消除军地分割、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