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觉哉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2013)》，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近年来，随着档案解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真实内幕不断揭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鉴（2013）》披露了这些新研究成果。
解开东方情报局的历史之谜
随着冷战结束后中、俄档案的不断解密和公布，东方情报局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著名冷战史专家沈志华《解开东方情报局的历史之谜——亚洲革命领导权如何从莫斯科向北京转移》一文，根据冷战后中国和俄国的解密档案，回答了东方情报局是如何提出的、在斯大林的战略中亚洲处于什么地位、毛泽东对领导亚洲革命有哪些考虑、中共对待东方情报局持什么态度、东方情报局为何最终没有建立、亚洲革命的领导权如何从莫斯科向北京转移等一系列问题，从而解开了东方情报局这个历史之谜。该文还对斯大林和毛泽东关于东方情报局和亚洲革命的态度和战略进行了分析，认为东方情报局虽然没有成立，但中共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承担了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说过一句话：在未来“可能导致中苏分裂甚或走向战争的众多原因中，最重要的是不甘人下的毛泽东要成为亚洲的列宁”。尽管中国实际上领导、支持和援助了亚洲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但东方情报局却一直没有建立起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和苏联对外政策的相应改变。目前，有关中共与亚洲各国共产党关系的史料还非常零散，但东方情报局的问题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革命和亚洲冷战起源的新视角。
详解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的内幕
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中共建党初期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于共产国际，但是，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的起因、具体渠道和方式、经费援助的特点，以及所提供经费的来源等，却鲜有详解。中央编译局徐元宫副研究员的《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的历史考察——解密的共产国际和苏共档案透露内情》一文，根据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解密的共产国际和苏共档案材料，结合当事人的回忆文献以及相关研究成果，对这些问题作了考证和阐释。文中透露，中共筹建时期，曾因不同意提交工作报告而拒绝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支持。1921年8月下旬陈独秀等人被法国巡捕房抓去后，马林请了一名法国律师承办这个案子，并使尽了气力打通各个环节，得以使陈独秀等人获释。从此，中共便经常性地接受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援助。但由于苏俄领导人在一段时间内认为只有国民党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因此把大量的经费给了国民党，该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所获经费就超过了中共的全部经费。
厘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编著的缘起
20世纪30年代末以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影响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最为重要的历史文本之一。苏共二十大以来，特别是苏共解体后人们对它进行了再研究，形成了诸多看法，对其编著缘起也是各执一端。显然，这需要系统而客观的历史考察。华南师范大学讲师许冲、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孟令蓉发表的《澄清历史与解释冲突——厘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编著的缘起》一文，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总结了《教程》编著的缘起，认为它是民族与国家、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政党与领袖等各种因素共同交织作用的结果。正是由于创作缘起的复杂性，才造成了人们对其内容、风格、作用等理解的多义性。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它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苏联党史学中非科学的一面，比如过度的史学政治化、泛滥成灾的个人崇拜、以领袖为核心的路线斗争史观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和封闭等问题。因此，必须从当时领袖批判、历史传统、经验教育、统一理论、解释实践、树立权威等苏共的各种“需要”出发加以考察，在厘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编著缘起的基础上加以规避、消解和祛除。
披露斯大林遗体从列宁墓中被突然迁出之谜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之后，遗体被装入水晶棺，安葬在列宁墓之中。8年后十月革命节前夕的一个深夜，斯大林的遗体被突然移出列宁墓，然后又迅速地被安葬到克里姆林宫围墙脚下。当时全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是：移动遗体的根据何在？斯大林遗体究竟怎样从列宁墓中被突然移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焚尸扬灰”的传说是否真实？但是由于苏联官方及其有关当事人对此守口如瓶，讳莫如深，使得外界一无所知。不久前，俄罗斯报纸披露了N.扎哈罗夫将军的回忆，才把这神秘的一幕和盘托出。N.扎哈罗夫将军是克格勃第9局的负责人，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就是他奉命带人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抬出来装入棺材，是他在斯大林的棺材上钉上了最后一枚钉子。正因为这样，N.扎哈罗夫将军是迁葬斯大林遗体的重要当事人，他的回忆终于揭开了这一世纪之谜。当然，行动的依据是1961年10月31日通过的苏共二十二大决议：“鉴于斯大林严重违背了列宁的遗嘱，滥用权力，对忠诚正直的苏联公民进行广泛镇压，再将斯大林的遗体保留在列宁墓里是不合适的。斯大林在个人崇拜时期的大规模违反法制和其他许多行为使得他的棺木再保存在列宁陵墓中成为不可能。”
揭开《新阶级》一书出笼的神秘面纱
M.吉拉斯(Milovan Djilas，1911～1995)是战时及战后初期尤其是1948年苏南关系破裂后J.铁托的亲密战友，在任职南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时，他对宣传南斯拉夫“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53年底，他在南共中央机关报《战斗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不久便被南共中央委员会指控为“修正主义者”，并被撤销了党内外的所有职务。而后，他发表《新阶级》这本冷战时期宣传性的经典书籍，试图说明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这种新的历史形态，但他在回忆录中并没有真正揭示《新阶级》的成因。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M.博格纳诺维奇(Mira Bogdanovi)的《M.吉拉斯——〈新阶级〉与中央情报局》（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 and the CIA）一文，揭秘了与M.吉拉斯写作发行《新阶级》一书直接相关的内容，认为这是一本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出版的“重点推销书籍”，中央情报局下属的“前方阵线组织”不仅出版了《新阶级》，还请专家“窜改过”它，以便符合既定的宣传目的，M.吉拉斯也成了一个理想的宣传工具。揭开神秘面纱后，可以发现，M.吉拉斯作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的生涯与中央情报局及其“前方阵线组织”有密切关系，它们是他下台后的主要受益者。
揭开东西方冷战的实质性起因
二战后期, 从德黑兰会议，到雅尔塔会议，再到波茨坦会议，经过多次交涉，苏联与美英终于构建起一个未来世界政治秩序得以保证的“雅尔塔体系”。根据会议通过的规定，必须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斯大林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在其周边国家和力量所及的地区推行选举制和“联合政府”政策。这一政策在西方势力范围内表现为共产党放弃武装, 进入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主导的政权机构, 而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则表现为允许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进入以共产党为主导的联合政府。然而好景不长, 美国试图通过马歇尔计划把东欧国家纳入西方势力的影响之下，并以援助德国西战区的方式重新武装起一个俄国的宿敌。为了确保东欧国家能够与苏联组成强大的对抗西方的利益集团，斯大林随即在东欧各国取消各党的民主联合政府，成立清一色的苏维埃政权；批判法国和意大利党仍然固守的合法斗争策略，而主张通过罢工等革命行动与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斗争。尤其是苏联提出的“两个阵营”的理论，表明在马歇尔计划之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已经完全脱离了大国合作的轨道，而走上了与西方进行集团对抗的新路，至此冷战格局终于在欧洲形成。著名冷战史专家沈志华发表《斯大林的冷战之路——战后“联合政府”政策的推行及其破产》一文，根据历史档案，对战后斯大林如何由“联合政府”政策走向东西方冷战的结局作了全程式的扫描。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