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进
改革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包括腐败问题的重要法宝。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部署的同时，也对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既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融入全面深化改革之中，切实有效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又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最大限度地减少反腐败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实现从根本上防治腐败的目标。
三中全会确定的重大改革举措都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治本之策。腐败产生于特权，实质是权力滥用。由于腐败、特权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密切相关，因此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和消除特权本身就是反腐败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成效也非常明显，但为什么到现在形势依然严峻，腐败依然多发？去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纪违法案件17万多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8万多人，这是为什么？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目前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阶段，政府、市场、社会三者边界还不清晰，体制机制还不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没有得到很好地发挥，无法抵挡权力的干预。从这些年查处的大案要案来看，大多数都是由权力违规干预土地、矿产资源出让及工程建设而引发的。这些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正是我们反腐败反不胜反、纠而复生，按下葫芦起来瓢的根源所在。
三中全会《决定》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最核心的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使“市场之手”与“政府之手”的作用主次分明。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旨在进一步简政放权，大幅度减少各级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最大限度杜绝寻租机会，抑制消极腐败现象，从源头上防治腐败。1980年代我们讲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1990年代讲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现在讲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市场的作用不同，对体制机制的要求就不同；而体制机制的及时改革完善，对反腐败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钢材、电视机、股票等买卖中，都曾出现过腐败问题，原因是存在计划和市场两种价格体制，后来没有了就是因为体制变了，体制的改革发挥了作用。
在对市场体制改革完善的同时，《决定》也强调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要求科学配置政府及其部门权力和职能，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推行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并对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了明确要求。这些改革措施必将进一步健全现有体制机制制度，完善现有市场体系，规范政府各项管理，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这不仅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也是对反腐败斗争的强力推进。
针对当前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查办案件受地方和部门牵涉太多，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败案件频发却责任追究不够等反腐败体制机制和制度问题，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方面提出了“两个责任”，在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方面提出了“两个为主”，在强化监督方面提出了“两个覆盖”，这都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需要，也为纪委更好地行使党内监督权，提供了有力的体制保障。这样，既有利于更深入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打击腐败犯罪，也有利于实现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的战略目标。
（作者系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委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