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社会主义有着近500年的发展历史。它的最初形态是空想社会主义，时间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30—40年代，其影响几乎遍及欧洲，并达于美洲。托马斯?莫尔等人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科学社会主义创立后，空想社会主义日渐失去了影响。
空想社会主义又称“乌托邦社会主义”，是人们对未来社会的美好向往与憧憬，同时也是一种缺乏现实力量和正确途径方法的理论设想或空想的学说。空想社会主义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人类对美好社会的向往源远流长。儒家经典《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近代中国有思想家提出“三世说”，认为社会发展是从“据乱世”、“升平世”，最后达到“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对理想社会的描述，是对原始共产主义阶段的意会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在西方，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等，都对理想社会提出了构想。
但古人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还不是我们所说的空想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前，古代哲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构想，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想象和勾画。空想社会主义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批判者出现的。它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众多思想体系中一颗耀眼的明星，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具有较为深刻的历史意义和较为丰富的思想内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是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现实前提。16世纪的西欧，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劳动分工的细化，促进了商品生产；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扩大了世界市场。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开始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形成；手工业者和农民的两极分化速度加快，资产者和无产者两支新生的阶级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论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还是新生的无产阶级，他们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过程中，在工作和生活过程中，都表现出与过去曾经出现的阶级的极大不同。广大劳动群众从人身依附的封建关系中走出来，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他们随即又陷入资本主义这种新的剥削方式中，为资本主义所奴役，人身实际上更加不自由，社会也并不和谐。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发展领先的国家。从15世纪末起，英国就开始了野蛮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描述的“羊吃人”，就是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真实写照。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最先是从毛纺织业发展起来的。毛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对羊毛需求的激增，从而使羊毛价格上涨，牧羊业成为最有利可图的行业。于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竞相经营和扩大牧羊业，发动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他们用暴力把农民从世代耕种的土地上赶走，把一片片土地围圈起来养羊，抵抗的农民遭到毒打甚至杀害，房子被烧毁或者拆掉。被剥夺土地的农民无以为生，被迫背井离乡、四处流浪，有的当了乞丐，有的被迫偷窃。国家对流浪者不仅不予帮助，反而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英王亨利七世时期的法律规定，可以用鞭打、监禁、烙印、绞刑等办法惩治流浪者。亨利八世时期在原来法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更为野蛮的条款：身强力壮的流浪者第一次被抓到，就要受到鞭打和监禁；第二次被捕要割去半只耳朵；第三次被捕要处以死刑。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就有7. 28万名“盗窃犯”被处决。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如果谁被告发为游惰者，就要被判为告发者的奴隶，主人有权用鞭打和镣铐强迫其劳动，奴隶可以被主人出租、出卖或馈赠，如果反抗就要被处死。圈地运动最初是圈地养羊，后又是圈占土地来建立大农场进行谷物生产。资本原始积累延续了300余年，是一个漫长、血腥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指出：“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它的实际作用，是用暴力手段迫使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被迫沦为无产者，被驱入资本主义工场，被迫接受资本家的廉价雇佣剥削。
紧随英国之后的，是法国、德国等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从简单协作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再到大机器工业阶段，期间经历了地理大发现、德国宗教改革、法国启蒙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有力催生和促进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并绵延经历了不同阶段。特别是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关系，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然而，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广大劳动群众处于新的枷锁之中，仍然是政治上无权，经济上更加贫困。资本主义社会活生生的现实，打破了启蒙学者对这个新社会的华美预言，无异于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那个时代，著名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和《大卫?科波菲尔》等作品，都以辛辣尖锐的笔法，无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贪婪、凶残，描写了下层民众的悲惨处境，反映了劳苦大众的抗争。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改变社会现状的愿望和要求日益强烈。
空想社会主义是适应早期无产阶级渴望改变现状的需要产生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利益根本对立的两大阶级，它们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与斗争。最初，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斗争是表面的，他们并不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不理解自己遭受剥削和奴役的真正原因，他们采取的斗争方式，多是本能的反抗和消极的抵制，往往把工厂和机器视为贫困的根源，采取破坏工厂、捣毁机器的行动。这些行动表明，当时的无产阶级还非常幼稚，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序幕从此拉开了。在不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下，不成熟的无产阶级渴望改变自身生存条件的需要，导致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
空想社会主义的出现，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是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从古代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中，从基督教的传说中，吸取了大量的思想素材，还吸取了早期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新知识。15世纪末16世纪初，欧洲兴起了开辟美洲和亚洲新航路的热潮，人们对介绍新发现地区的风土人情的文章和见闻最感兴趣，许多水手和探险家到了一些欧洲人以前从未到过的新地方后，常常把在异域的所见所闻写成游记，因而使游记这一文学体裁风行一时。莫尔等人从这些游记中所描写的尚处在原始公社阶段的土著人的生产资料共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生活景象中受到启发。1516年莫尔写的《乌托邦》一书就是用游记对话的形式，描述了一个西班牙人拉斐尔在奇异岛国乌托邦岛5年生活的见闻。
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也是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直接思想材料。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即启蒙运动。他们运用理性论的思想武器，对封建专制制度和维护这种制度的宗教神学进行猛烈批判。启蒙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不仅为资产阶级革命做好了舆论准备，而且促进了现代无产阶级先驱者意识的觉醒。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如让?梅叶、摩莱里、马布利、格拉古?巴贝夫等，就深受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影响，他们的著作中充满了“理性”、“平等”、“公平”、“正义”、“和谐”等词句。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受启蒙思想家的影响。恩格斯指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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