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行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最重要的途径与目的在于“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
形成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需要进一步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
开放型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商品、服务与要素在不同国家间自由流动，从而实现全球范围内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外向型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离“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目标尚有较大差距，形成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需要进一步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解决中高级生产要素的集聚与培育能力的问题，而这其中的关键性环节是如何“促进国际国内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
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与生产要素结构的提升是产业结构升级与国际竞争力增强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其中要素结构的提升可以通过要素集聚和要素培育这两条途径来实现。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区别于世界经济以前发展阶段的本质特征是生产要素的跨国与跨区域流动，其目标在于寻求要素的优化配置，但要素的国际与跨区域流动并非均衡地进行，要素的流动恰恰导致要素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的集聚。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就是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集聚
过去30多年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集聚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比如农业体制改革释放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国有企业改革和事业单位体制改革释放出大量的物质资本、中高层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资本配置效率，对外开放引进了大量境外的资本、技术、管理与人才等生产要素。全球生产要素在中国加速集聚，要素配置效率显著提高。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整体已经从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开放度显著提高，中国已经逐步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当前妨碍要素有序自由流动的体制性因素
然而，当前妨碍要素有序自由流动的体制性因素还较多，制约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主要体现在：
各类要素价格的政策扭曲导致要素利用低效率，竞争环境不公平导致要素投入结构扭曲，以外贸外资数量为主的经济开放成果评价体系忽视了开放效益，产权与专利保护制度的缺失以及金融支撑系统的低效率制约了资源配置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快速提升等。
人力资本跨境与跨地区流动壁垒较高，人力资本产权不清晰、用人单位的制度和人力资本迁移的高额交易成本均构成了人力资本跨境与跨地区流动壁垒。人力资本价格形成机制也需要完善。
垄断行业进入壁垒较高，不少行业对民营资本与外资均没有实质性开放。
我国国内市场环境不够健全、完善，国内统一市场尚未完全形成，物流成本、区域市场进入壁垒、地方保护主义等均对统一市场的形成造成制度障碍，难以达到“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的最优目标。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存在外汇管理制度、技术壁垒、知识产权、海外劳资纠纷等制度性、政策性与经营性障碍，世界部分国家对国内市场的过度保护也妨碍我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
理顺要素价格体系是提高要素使用效率与激励要素集聚关键因素
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提高要素全球配置效率的政策建议如下：
加快土地等自然资源、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企业家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理顺要素价格体系，这是提高要素使用效率与激励要素集聚的关键因素。
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促进市场的适度竞争，这不但有利于促进外资对东道国的技术转移和抑制外资对内资负向的挤出效应和竞争效应，而且有利于激发内资企业的创新动力；同时，重视在垄断行业引入有效的竞争机制并且逐步引入民资与外资。
加快外资政策、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制定。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
全面改革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撑与财税支撑体系，大力推进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环境建设，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对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从激励型开放政策向开放型市场体制转型，建立与“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开放型经济体系相适应的发展指标体系。
改革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审批体制。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允许发挥自身优势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创新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促进国内企业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等；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加快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的信息服务、培训业务指导和金融支持。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