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社区        注册

马工程专家风采

汝信:信守真理追寻美

王斯敏

2014年02月10日08:22   来源:光明日报

原标题:汝信:信守真理追寻美

  汝信近照 本报记者 王斯敏摄

  1949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照。

  50年代初,赴朝鲜战场作战。

  195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学习。

  “学者、战士”,30多年前,友人这样评价正当壮年的汝信。

  这是对他经历的概括:从年少到白头,在哲学、美学的广阔天地中采撷硕果;从军五载,于炮火硝烟间饱经历练。

  这更是对他精神的凝练:在学术之旅的每次挑战面前,都以学者的坚定信守真理,用战士的勇敢攻坚克难。

  人们称他的学术之路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美学发展的缩影”。

  今天,这位83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哲学家,仍时常伏案,探寻美的真谛,阐发哲学的奥义。对真理的信仰,是他孜孜治学的恒久动力,也是他内心最稳固的磐石。

  起步

  “美的东西总是与人生的幸福和欢乐相连。”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使他思考:怎样的美才永恒?

  信仰,是了解一个人内心的钥匙。汝信心中自有一把这样的“钥匙”。

  “前些年我去英国访学,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问我,你为什么选择马克思?因为你是无产阶级?我答:非常遗憾,我的父亲是律师,用你们的标准划分,是中产阶级。他又问,那你是不是理想主义者?我说不。我选择马克思主义不是因为空想,而是因为现实。”

  是救亡图存的历史必然令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非盲目或巧合——这种认识,在汝信的少年时代悄然形成。

  1931年,汝信出生在上海。抗战开始后,上海被日军占领。为了让子女继续读书,父亲请来家庭教师,汝信兄弟姐妹四人一起读国文、习西学,还有一位老师教授钢琴。

  屋内虽是其乐融融,屋外却令汝信过早尝到了屈辱的滋味。

  “关卡遍地,日本兵带着狼狗把守,对中国人肆意盘查。我亲眼看到一个老人,冬天过岗哨没有摘帽致敬,就被日本兵痛打。”

  14岁时,抗战胜利,已入桃坞中学读书的汝信和哥哥双双越级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

  时局堪忧。日寇投降了,代之以国民党政府的贪腐暴虐。怎样改变家国面貌?汝信怀着懵懂志向填报了政治系,副修经济。然而,课堂上讲授的西方理论跟现实生活毫不搭界,他便投身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外围团体——读书联谊会。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一道星光,在暗夜中浮现。汝信对这个能“帮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学说产生了莫大兴趣,开始阅读相关典籍,朦胧的信念逐渐成形。上海解放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汝信大学毕业,在解放不久的喜庆气氛里,他主动参军,盼着“打到台湾去,解放全中国”。孰料,朝鲜战争爆发了。汝信和战友们一起,被紧急调往朝鲜战场。

  渡过鸭绿江,顿时进入一个炮火连天、满目疮痍的世界。部队栖身于残破的院落、阴暗的矿洞,缺衣少食不在话下,死神也时刻在身边徘徊。

  汝信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担任政治部干事,后又成为司令部英语翻译、秘书。虽不在最前线,却也备尝艰苦。

  他亲眼看到战友们牺牲。有一位,就是和他一起从军的大学同学。“他英文非常好,已经有了很好的工作,但因为前方需要,他志愿参军到朝鲜来。行军途中美军空袭,正好炸翻了他坐的卡车。”

  仓促掩埋了这位同学后,部队继续行军。“他立下什么丰功伟绩了吗?没有。但我觉得他是英雄。”战争之残酷、献身之壮美,令汝信感到震撼,也理解了信念对于生命的意义。

  就在与“美”毫不相干的战场上,汝信却接受了美学的启蒙。他的“老师”,是一本俄文版《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

  那几乎是他随身携带的唯一财产。从国内开拔赶赴朝鲜时,途经沈阳国际书店,他匆匆买来这本书,用来自学在大学里刚打下基础的俄文。

  于是,战事间隙、爆炸声中,他埋头苦读,与“俄罗斯的普罗米修斯”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

  渐渐地,随着硬“啃”下来的内容越来越多,他被书中的哲学和美学观点吸引了。

  “美的东西总是与人生的幸福和欢乐相连。”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使他思考:怎样的美才永恒?是个人的幸福和欢乐重要,还是大众的?

  “一切真正美好的东西都是从斗争和牺牲中获得的,而美好的将来也要以同样的方法来获取。”充满豪情的字句鼓舞着汝信。他期待着为真理而斗争,也做一位“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舵手”。

  寻“美”

  马克思主义观点贯穿他的美学研究。他试图以此来寻找“美”。

  一本发黄的书摆在案头。《西方美学史论丛》,1963年版,掂一掂,并不压手,却在中国西方美学史研究中颇具分量。

  这是汝信叩开美学史大门的第一本代表作,也是中国首部以西方美学史为主题的综合研究专著。几个月后,学界泰斗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也问世了。

  虽然内容尚不够系统,但《西方美学史论丛》还是引起广泛关注,汝信也被评价为这一领域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其后相当一段时期,这本著作和《西方美学史》成为了解西方美学的必读之作。

  如今回望这部作品,汝信从不讳言其学术与视野上的局限,但令他自豪的,是其中贯穿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我分析了美学史研究的各种流派,感觉都不能真正解决美学的根本问题。最后,还是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它能给出有力的回应。”

  在他看来,马克思把美学现象放到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整体中考察,和人的实践活动以及全面发展的远景联系起来研究,从而突破了传统美学的框架,为美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指明了方向。

  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科学性的认识,是在步入哲学之门的努力中逐渐形成的。

  1955年,汝信回到阔别5年的祖国,转业至中国科学院工作,并考取哲学研究所副博士研究生,成为著名哲学家贺麟的门下弟子。

  气象恢宏的学术天地,在汝信面前铺开,尤其吸引他的,是黑格尔学说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德国学术界把黑格尔看作“一只死狗”践踏在地时,马克思却公开宣称自己是他的学生,恩格斯则把其哲学比作一幢隐藏着无数珍宝的大厦。马克思是怎样批判和继承黑格尔辩证法,发展出更高、更科学的学说体系的?带着疑问,汝信大量阅读原著,逐一考察与马克思主义产生有关的学派。

  一个活生生的马克思被逐渐还原。他愈加确信:马克思不是高居云端的“天降之神”,而是有着伟大抱负、高远目光的学者;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律令,而是科学真理。

  年少时模糊的信仰,日益坚定。

  战场上的积累发挥了作用,他很快写出第一篇美学论文——《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美学的批判》,在《哲学研究》发表。

  此后,黑格尔悲剧论和范畴论、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学说……日积月累,才有了《西方美学史论丛》的撰写出版。

  拓荒者自有独特品质。在其后的研究中,汝信不盲从、敢开拓的性格彰显无余。

  1981年,他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开始研究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在当时,这几乎是个不被国人知晓的名字。一年后回国,他将10多麻袋哲学书籍托运回国,并撰写《看哪,克尔凯郭尔这个人》等著作,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视角对这位哲学家做出恰当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尼采思想一度被曲解,成为研究“禁区”。改革开放后不久,他较早发文打破坚冰。他的博士生周国平也走上了这条路。在为其著作《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所写序言中,汝信态度坚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只有弱者才需要辩护,而尼采却绝不是弱者。他所需要的不是辩护,而是理解。”

  “为什么研究尼采、克尔凯郭尔,还有叔本华这些当时看来的‘反动’学者?汝先生明知有风险,仍很坚持,他常说:研究他们,是为了还原西方哲学史的发展链条。他所表现出的,正是当今最需要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学术勇气和研究理路。”汝信的博士生、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李鹏程感喟不已。

  很多研究由他而始,现在正由一代代学生延续下去。这让他深感欣慰:“我只是努力搭起一座桥,要真正深入,还得靠后人。”

  守“真”

  “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从不平坦、宽广。他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执着前行。

  上世纪90年代,已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汝信一脚踏进了新的领域——世界文明对话。

  1994年,他牵头成立中国社科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数十位学者放眼世界,编撰出版了《世界文明大系》《世界文明通论》等,并定期组织国际学术会议。

  为何有此选择?触动依然来自实践。

  “我常参加世界性学术活动,发现我们对他国文明的了解有限,而国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更少。”他记得有一次,国内一位著名红学家去哈佛大学讲《红楼梦》。哈佛历来很欢迎各国学者的讲座,但那次却听众寥寥,只好临时打电话叫了很多中国留学生去“填空”。

  美国人到底了不了解《红楼梦》?他和许多学者交谈,发现知者甚少。

  在中国,很少有知识分子不知道莎士比亚。为什么西方人不知道《红楼梦》?中国五千年厚重文明,今天对世界的影响还有多少?汝信深感,在文化影响力方面,我们有大量工作要做。

  “文明对话能够增进理解,避免战乱与纷争。对外来文化要有开放的心态和海纳百川的气魄,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要有充分的自信和自尊。”他认为,人文学者的一大任务就是充当文化传统的“守护神”,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并予以发展。

  守护的不止文化传统,还有理想信念。随着年事渐长,行政工作可以放下,一般性研究逐渐减少,但,凡是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命题,汝信总是视为要务,勉力为之。

  2004年,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启动,他被遴选为咨询委员,审议工程成果、提出对策建议,还作为主要成员参与编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此,新的忙碌开始了。

  几年来,工程教材审议会开了102次,汝信至少参加了十分之九,和江流、邢贲思等一起被大家戏称为“常委”——最常到会的委员。

  “有几次开会,我就坐在他身边,亲眼看到他有多认真。他每次都是带着发言提纲和做满批注的教材来的,发言充实有见地。”中央编译局原局长、咨询委员韦建桦十分感佩。

  辛勤付出,源于信念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深入了解、对中国国情的清醒认识,使他对科学真理的生命力充满信心。

  他毫不讳言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这其中,既有敌对阵营从未止息的污蔑和攻击,更有飞速发展的现实生活提出的新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从不平坦、宽广。唯其如此,才更需要我们以百倍的努力去应战,去回答。”

  多年来,他始终记得苏东剧变后和意大利友人的一次交谈。

  “苏联、东欧都已放弃马克思主义了,你们什么时候放弃?”这位意中友好的实干家直截了当地提问。

  “苏联的失败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结果,绝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有中国在,马克思主义垮不了!”汝信答得斩钉截铁。

  辩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就等未来历史的判断吧!”意大利友人耸耸肩。

  20多年过去了,汝信觉得欣慰:中国今天的发展和坚守,有力地回应了他当年的坚持;而他对“历史的判断”更加充满信心,因为,在通往真理的路上,他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身影在站起,在集结,在前行。(本报记者 王斯敏)

  (本文图片除署名者外均为汝信提供)

  (另参见11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版)


使用微信“扫一扫”功能添加“学习微平台”
(责编:万鹏、谢磊)
  • 最新评论
  • 热门评论
查看全部留言

热点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