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养琰：以史为鉴 把改革进一步深化下去

过去一年，从大环境上看，“中国梦”点燃了中国的热土：强国梦，复兴梦，航天梦，海洋梦……梦梦相扣，催人奋进，中国在翘盼，中国在逐梦。

2013年，我也在逐梦，我的梦有的已经实现，有的将要实现，有的期望实现。在这一年中，我曾梦想，多读点书，读点好书；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一年我有选择地读了一些史书和古书，读史使人明智，我的确从中感受良多，受益匪浅。“以史为鉴”这是至理名言。对我来说，以下几个问题更为关注。

三国时期，杨修主持为曹操兴造一座“相国门”，开始就搞得富丽堂皇，巍巍壮观；曹操见后，命人在“相国门”上写个“阔”字，杨修领悟后，随即从简改建。明末李自成到了后期，自以为江山在握，该享乐了，于是朝野上下，天天“过年”，结果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四起，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前些年，在社会里广泛流行着“阔绰风”、“吃喝风”、“公费旅游出国风”，有的企业因经营不善已危如累卵，仍送往迎来，杯盏交错，投桃报李，照样安之若素。历史反复证明，任何一个民族或社会，如果人们在观念上、在实践中对财产的关切度很低，不太重视对财产的有效占用、积累和增殖，一味渴求消费，无止境地对财富的存量和增量任意挥霍和浪费，那么，这个民族或社会是很难有生机和活力的，也很难兴旺发达。

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义利之争”。孔孟之道，重“义”而轻“利”，但这种“义”经过几千年的实践，并未能真正释放出中国新的更高的生产力，相反却使中国长期沉沦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中。西方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重“利”而轻“义”，但它把社会推进到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也相应地带来了种种弊端，如对内横征暴敛，两极分化，对外攻城略地，搞殖民政策，大发不义之财。我以为，“义”和“利”原本不是完全对立的，处理得当，可共存共荣，相得益彰。因为市场经济就其本性而言，在重“利”的同时，也讲求“公开”、“公平”和“公正”， 讲求“公信”和“公德”，讲求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促进，实现社会资源有效配置，其“义”就深寓其中。愈是发达的和完善的市场经济，愈能使这些原则得到充分的贯彻和实现，市场经济的进步作用也更加显著。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实行市场经济，其主要原因也在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重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在中国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改革。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即改革）是规模较大的改革，这场改革基本上成功了，它奠定了秦国一统中国的基础。西汉末年王莽的新政改革，北宋时期王安石的改革，清末时期光绪1898年的戊戌变法的改革等，都先后失败了。为什么呢？现在看来，改革成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敢不敢在根本制度上“破旧立新”。商鞅改革之所以成功，主要原因是他在经济方面对所有制这一根本制度实现了真的突破。“废井田，开仟陌”是他改革的根本攻略。所谓“废井田，开仟陌”就是把当时以“井田”存在的“公田”分给个人，实行土地私有制。就当时而言，只有这种改革，才能化解当时社会深层次的矛盾，解放生产力，扩大社会财富的生产，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包括改革者的需要。处于被改革的国家，因为改革后所带来的经济繁荣，税赋收入增大，也从中得到好处。而王莽、王安石、光绪等人的改革，只是对旧制度作修修补补的改革，至多调整或实现社会利益再分配，这种改良型的改革，不仅不能解决社会的根本矛盾，不能解放生产力，反而激化社会矛盾，增大改革的阻力，使改革无法进行下去，因而改革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我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也是因为在根本制度上敢于破旧立新，具有“突破性”。例如，在农村，破除公社所有制，分田到户，实行联产承包制；在城镇，打破公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在改革中更有效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和公有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私有和私营经济，发展混合经济等。中国古诗有云：“万紫千红总是春”。改革调动了广大农民、城镇市民和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解放了生产力，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迅速增大社会财富的总量，使社会全体人们受益，相应地尽可能地减少了改革的阻力，使改革蓬蓬勃勃开展起来并发展下去。

我记得，有一位英国经济学家曾说过：倘若你给我一个好的制度，我可以把沙漠变成良田；反之，我只能把良田变成沙漠。制度，特别是所有制,它构成任何一种社会的经济基础，是根本性的制度。

今后的改革，我们仍必须在已经取得的成果基础上，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奋勇向前，把改革进一步深化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