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关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历史传承和文化繁荣。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语言政策、制定什么样的语言规划，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语言学问题。增强我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高度重视语言政策，制定合理的语言规划。
改革开放以来，外语学习尤其是英语学习在中国人的学习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许多孩子从咿呀学语之时就开始学习英语。英语成绩在我国各种考试中也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应该说，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急需大量英语人才，适度的英语考试能够促进人们认真学习这门语言，有利于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语言政策、语言规划也带来一些弊端。比如，各种英语培训、英语考试的泛滥，挤压了人们对母语的学习，使许多人形成了不正确的语言学习倾向和态度；各种选拔考试都将英语作为重要科目，而不管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是否用得上，造成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浪费；等等。从实际情况看，一个时期以来，汉语作为中国人母语的地位和威望趋于下降，在很多场合受到英语的排挤，其繁荣发展受到来自英语的威胁。
国外社会语言学领域有一句名言：“语言是带着陆军和海军的方言。”意思是说，任何一种语言都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供人们相互交流和沟通的符号性工具，而是足以摧毁一个民族自信心、掠夺一个民族利益的工具。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达国家利用语言输出破坏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运用语言优势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导致语言文化殖民主义的产生。这种现象被语言学家菲利普森称为“语言帝国主义”。在“语言帝国主义”的影响下，一个国家的众多国民被一种强势外语所引导，思想与生活在潜意识中迎合该外语认可的模式，从而改变他们的心灵、态度与愿望，妨碍他们认识并欣赏自己的母语。因此，一些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英语的广泛普及以及对其他国家文化构成的现实威胁，导致英语成为一种“杀手语言”。著名学者福柯强调，语言有权力，即话语权。当今世界，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英语的语言优势主导着世界的主流价值观，从而也主导着整个世界的话语权。
理论研究和实践结果表明，不同的语言与不同的社会、国家、民族紧密相连，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有时甚至涉及国家主权、民族命运等重大问题。如果一个国家让一种外来语言在本土任意“生长繁衍”，势必破坏本土语言的生态平衡，阻碍本土文化的持续兴旺发展，最终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因此，我们必须以更宽广的视野来审视我们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从有利于增强我国的话语权、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视角完善我们的语言政策、制定我们的语言规划，扩大汉语的使用范围，积极传播汉语。完善语言政策、制定语言规划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这项工作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当前，我国在完善语言政策、制定语言规划时尤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规划应具备法制性。根据社会语言学对语言规划的定义，语言政策与规划是国家和政府关于语言地位与权利、语言作用与发展、语言文字使用与规范等的重要规定和措施。对于汉语的应用，我国2001年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作了明确规定。但对于外语在本国的地位和应用，还没有相应法律予以支持或者约束，以致出现强客欺主现象；也没有法律对如何规范使用外语作出明确规定，以致出现外语尤其是英语在我国的“野蛮生长”。从外语教育角度看，我国关于教育的法律法规很少直接涉及外语教育，外语教育的政策和规划通常以教育行政部门下发的文件为依据，缺乏法律约束，随意性较大。因此，在新形势下完善我国语言政策、制定我国语言规划，应从法律上对外语使用的相关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语言规划应具备精确性。完善语言政策、制定语言规划涉及许多方面，需要做深入精确的调研评估，不能凭主观意愿盲目推进。应深入调查研究与语言密切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因素，对语言供求各方进行精确调查评估。比如，应评估语言技能对就业和工资收入的影响，评估不同语言对文化市场的动态影响，评估国家语言教育投入与效益之间的关系；等等。只有深入调研评估，获得精确的第一手资料，才能使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符合实际。
语言规划应具备战略性。语言规划不能朝令夕改，应充分考虑各种成本和社会效益，有利于政府、语言专家、媒体、教育部门、公众等相互合作，发挥协同作用。这就要求语言规划适应内外部语言环境，具有战略性，使语言使用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应在充分调研评估的基础上加强顶层设计，合理配置与语言规划相关的资源、资金、人力等，并根据实施情况和社会各界反馈及时修正语言规划，使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经得起实践检验。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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