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的钱不能花在救助懒惰者和欺诈者上。政府应当知道纳税人的钱救助了谁，这比救助标准和支付水平更重要。当然，政府掌握救助者信息之后，也不能随意公示被救助者的身份，伤害他们的自尊，特别是对于受助者家庭的未成年人。
社会救助立法，我有两个建议。
一是经济状况调查入法至关重要。向政府提出救助请求，即等于表明自己没有能力和资产供养家庭，在事实上已没有了财产隐私。政府的首要责任是验证这个事实，这需要居民财产申报和经济状况调查制度。在很多国家的社会救助法中，都有专章规范经济状况调查。
在信息时代，伴随人员流动性的不断增加，人户分离和单位档案断档的现象十分普遍。我们可借鉴美国社会保障总署、澳大利亚公共服务中联机构的经验，基于社会保障号码建设居民档案和权益记录，并建立政府部门之间信息共享和秘钥管理制度，逐渐取代身份证。
在此基础上，验证一个社会救助申请者的财产状况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对被救助对象进行公示也将成为歧视贫困人群的违法现象。
二是社会救助更需要公共服务。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和能力缺失，社会救助应当以公共服务为主，资金给付为辅。
国家应当以社会救助为核心，整合社会保障和促进就业，建设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我认为，可以招聘专职救助人员，建立预算制度，设立救助服务窗口或者网页。同时，进入社区和家庭，鼓励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救助，实行一站式管理服务，从而减少贫困。在此过程中，要避免以救助为名增加各类经办机构。
（作者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以上见解均由本报记者蒋云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