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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来的社会文化变迁中无疑出现了一些低俗、庸俗文化，大体可以用五句流行语作为概括。第一句：“我是流氓我怕谁”。第二句：“用身体写作”。第三句：“谁都靠不住”。第四句：“不是我变坏，是我迫不得已”。第五句：“只嫁房子不嫁人”。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亦有相对独立性。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文化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由英雄主义向平民主义、集体主义道德模式向个人主义的转变。“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振兴中华”、“改革开放”等带来了全社会的思想解放；同时，诸如“搭上国际最后一班车”、“黄色文明转向蓝色文明”等口号也影响着社会心理。中国人迅速学习借鉴各国现代化的经验，开展中西文化比较，由此，西方文化热兴起。从“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潘晓讨论，到蛇口风波关于“淘金”合理性的辩论，鼓吹人性的萨特热、弗洛伊德热一阵阵掀起，虽有脱离中国实际、脱离中国文化传统的缺点，但这样的文化转型大体上融入了改革开放初期逐渐形成的尊重个人、尊重个人正当利益诉求，合理调节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等社会主流文化心理，也融入了推动改革开放的主流文化中。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心理结构出现了许多变化，一些人出现了信仰真空，把金钱看作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更加可怕的是，一部分人产生了“不择手段”追求暴富的心态。1992年我去某开发区，一位曾带有靠智力致富信念的知心朋友迅速转为追求暴富者，他对我说了这样一番话：“这是一个少数人暴富的年代，时间不会太长，我们要抓住机遇赶紧发财，否则的话殃及几代子孙。”有些媒体连篇累牍地刊播某某迅速成名暴富的故事，殊不知下海失败的要多得多。我这位朋友也很快因为受贿被撤了职，现在在美国教计算机，还不是依靠诚实劳动？
这样的社会文化或社会心理的变化，并非靠一些具体例子才能得到证明，而在例证之外，也许一些流行性的社会标签式语言更有说服力。
30多年来的社会文化变迁，无疑出现了一些低俗、庸俗文化，大体可以用五句流行语作为概括。第一句：“我是流氓我怕谁”。不同的人对此也许有不同的理解，对不同的人也许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是，无疑却在怂恿这样的文化价值观：不是竞争实力而是竞争“底线”，这种社会文化负面性怎能不令人害怕？第二句：“用身体写作”。这在社会价值构建中往往导致抛弃责任。第三句：“谁都靠不住”。社会信任度低，人们很容易成为纯粹的“经济动物”。有这样一个段子一度非常流行：看了《苹果》知道男人靠不住，看了《色戒》知道女人靠不住，看了《投名状》知道兄弟靠不住，看了《集结号》知道组织靠不住。这固然有调侃成分，但也反映了人们的一些看法和某种社会情绪。第四句：“不是我变坏，是我迫不得已”。这在近年某些宫廷剧中表现特别明显。原来，打破道德底线，先下手为强，诸多坏事都是被环境逼出来的。谁人无过，但人人以此为由，社会责任很容易就被侵蚀殆尽。第五句：“只嫁房子不嫁人”。一些房地产商通过捏造“刚性需求”神话，轻而易举就摧毁了传统的家庭婚恋价值观乃至人生观。
对于社会文化的这种变迁，我称之为“庸俗化泛滥”。这种倾向不利于我们吸收西方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反而易于吸收糟粕，自身素质的高低决定吸收外来文化与历史遗产的层次和水平。
庸俗化越发展，突破道德底线的事件就越多：救助他人反被勒索，医生卖假药有理。中国大陆公共汽车的让座率已远远低于台湾地区。现在自动电梯越来越多，一些人却不知靠右站给他人留出通道。诸如此类现象反映我们的精神文明比起“GDP总量”实在太不协调了。
物极必反。当人们发现国际上有人毫无道理地抵制中国申办奥运的时候，就焕发起爱国之心。汶川大地震则激发了全社会的救助热情。庸俗化在无耻中突然受挫，也发生在汶川地震期间。某教师抛弃学生自己先逃，却堂而皇之以“真小人胜过伪君子”，网络上有舆论马上吹捧。现在大家知道，这种网络舆论也受极少数人操纵，就是和“范跑跑”一样，他们蓄意解构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
越是更加清醒地自信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已进入上升通道，并已度过那不得不以解构自己为代价去突破旧体制的时期，就越需要我们更加注重正面建设，需要严肃的社会批判，发挥“正能量”，提高全社会的精神文明水平，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