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锋：用制度理念打破“特权逻辑”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特权现象和特权行为越来越多地暴露在公众视野中，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当前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已经建立、各种制度不断健全的情况下，特权现象和特权行为似乎仍有日趋蔓延之势，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从媒体和网络曝光的案例来看，特权现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或影响力侵占公共资源。如，在老百姓“看病难”、“入学难”、“住房难”、“养老难”的情况下，“高干病房”、“机关幼儿园”等却集中了不少优质公共资源，成为少数实权部门和领导干部独享的福利。有的甚至在制定政策时故意留“后门”，以便本单位、个人或家属能够享有更多优质资源。

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搞特殊。有的干部以工作和职责上的特殊需要为掩护，追求特殊待遇和生活享受，出则车马舆从、警车开道，入则豪华酒楼、高档会所；有的专门在“特”字上做文章，非“特”不足以显示身份，“特供酒”、“特权车”等，打着“特事特办”的旗号明目张胆地搞特殊。有的干部子女亲属也成为特殊照顾对象，拥有不少“特别机遇”：“萝卜招聘”、“破格提拔”、“吃空饷”……特殊背景就意味着享有特殊的“权利”。

三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规避责任和处罚。有的领导干部把特权看作畅通无阻的通行证，无视法规制度的约束；有的对法规制度不以为然，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遇事就用权力摆平，对下属、子女的违规违纪行为纵容包庇。

特权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是“特权逻辑”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反对特权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都旗帜鲜明地反对特权现象。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要求，“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而对时下的有些干部来说，谋求和享受特权往往被看作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甚至成为地位和能力的象征。在这些人心中，自然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评判标准和逻辑。

主仆倒置的“官本位”思维。我国有着几千年的等级制度和人治传统，一些领导干部深受“刑不上大夫”、“劳心者治人”、“官尊民卑”等思想影响，尊崇“官位至上”，宗旨意识淡薄，时时处处把自己当作领导者和管理者，在群众面前摆架子、讲身份，在单位内部做“人上人”，把待遇和分工的差异视为身份和地位的差别。在他们看来，群众是管理对象而不是服务对象，下级也理应服从领导、为领导服务，而领导作为制度的制定者和主要执行者，也可以不受一般制度约束。

权力至上的“权本位”思维。有的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中“唯权独尊”，不在乎权力从何而来、为谁所用，只在乎权力本身是否掌握在自己手中。有的干部对权力盲目崇拜，相信权大于一切，只看到权力的功能和效用，忽视权力带来的责任和义务。有的把公权看作“私器”，把服务群众的权利看作自己谋取私利的“权柄”。在他们看来，权力来源于自己的争取和上级的认可，与人民群众无关，更无须接受群众监督。

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本位”思维。不可否认，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骨干，是党员干部中的优秀分子，与普通干部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有的党员干部考虑问题时从个人角度出发，把自己摆在组织之上，在班子中搞“家长制”、“一言堂”。把制约当掣肘，不愿接受各方的监督。在他们看来，领导干部能力强，管事儿多，付出大，在行为作风和待遇上搞点儿特殊没什么大不了的。

当特权现象得不到有效制约时，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特权逻辑”也可能被社会所认可、迎合甚至逐步强化。那些享有特权的人，自然会千方百计保持这种优势。普通干部则开始围着领导和权力转，“不认组织认个人”，“只唯上不唯下”，主动“为领导服务”以求个人前程。至于公众，或者对特权现象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或者找门路、托关系，曲意逢迎。当无法获得公平权利和机会时，无奈之余，难免会有“恨爹不成刚”的感叹。

用制度理念打破“特权逻辑”

特权问题与制度建设格格不入。特权现象侵蚀制度文化，损害制度根基。有时候，一个看似细微的特权行为，有可能导致“蚁穴溃堤”的后果。相应的，制度建设也是遏制特权现象和特权行为的关键举措。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就指出：“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打破“特权逻辑”，需从制度上下功夫。用制度把超越、凌驾于法规制度、社会秩序、公平正义之上的特权思想行为管束起来，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铲除滋生特权的思想土壤。

一是要编好“笼子”。在制度设计时，要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有效的原则。既要堵住“后门”，防止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小集团”利益合法化；又要破解盲区，及时查漏补缺，完善既有的制度体系。要增强制度的有效供给，提高制度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防止制度设计不严密、前后不衔接、要求笼统等问题。应加大对权力监督的制度创新。如，在干部选任时，可逐步提高民意测验、民众满意度在干部选拔、考核中所占的比重，考察干部是否称职，不能只有上司说了算，更应听听人民群众的评价。

二是要守住“闸门”。“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治理公款吃喝难，曾出现“上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局面，说到底是制度缺乏刚性约束。因此，防治特权必须从狠抓制度落实做起，建立制度执行的考核评价与责任追究机制，可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和科技手段，防止“人情”、“面子”干扰制度执行，避免制度执行中“弹性”操作、双重标准和选择性执行问题。

三是要筑牢思想“围墙”。凡事只有内化于心，才能外化于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曾提出，“要反对特权思想，从内心深处将超越法律和制度的特殊视为耻辱”。领导干部身处权力、利益和矛盾的中心，稍不警惕，特权思想就会进脑染身。必须加强对制度思维和制度意识的培养，时时处处提醒自己保持对制度的认同感、敬畏感以及遵守制度的自豪感，这样才能守住制度底线，抵制特权思想的侵袭滋长。

值得一提的是，特权现象危害虽大，但毕竟来自于少数干部。只要大多数人能够坚持原则，按制度办事，特权行为必将无处遁形。坚决维护制度权威，防止特权现象和特权行为，是每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职责，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在这方面，苏共垮台的历史教训殷鉴未远。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