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胜阻：改革再出发重在路径选择

中国改革路径选择有四大特征。一是渐进性的、体制外的增量改革；二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双路径相结合；三是分类指导和整体突破相结合；四是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结合，特别是注重“摸着石头过河”。

1月11日，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经济时报社、中国经济新闻网主办的 “第五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教授表示，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精神最重要的是路径选择。

辜胜阻表示，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一句话是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相对应，十八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中共召开了八次三中全会，其中最重要的要属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刚刚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撰写的《邓小平时代》一书在西方影响非常广泛。他在书中有一个结论是，邓小平一生作了很多讲话，但最重要的一次讲话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辜胜阻认为，在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话中，最重要的思想观点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是这一革命性的观念开启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航程。三十五年来中国GDP增长了142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71倍。在物质财富迅速增长的三十五年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崛起了一个企业家阶层，形成了多元市场主体，企业和企业家成为最活跃的市场主体。

十八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观点是什么？辜胜阻认为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两句话有共性的地方。如果没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念，就不可能有市场化的改革。二十年前，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提法，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一次把“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绝不仅仅是两个字的改变，它有极其深刻的内涵。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大的理论突破是重新定位市场的功能，从20年前的“基础性”作用到今天的“决定性”作用，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按李克强总理的话来说，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还给市场，重新塑造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现在的政府机构臃肿、身体太胖，而且手太长，又闲不住。当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市场化，是不彻底的市场化，还是错位的市场化。市场有效的时候，政府的手太长，闲不住；市场失灵的时候，例如霾的治理、农民工的公共服务等方面，政府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位。

辜胜阻认为，改革最重要的是路径选择，中国改革路径选择有四大特征。一是渐进性的、体制外的增量改革；二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双路径相结合；三是分类指导和整体突破相结合；四是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结合，特别是注重“摸着石头过河”。 “从渐进性、体制外和增量的改革这一特征看，过去的经济改革和未来的金融改革实际上都涉及两个很重要的命题，即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和价格改革。 ”辜胜阻表示。当年邓小平推进改革时，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情况下，在体制外大力发展非公经济。三十五年前非公经济不到经济总量的1％，今天超过了三分之二，这就是一种体制外的改革、增量的改革、渐进的改革。过去的经济改革首先是市场主体多元化，我们先前只有公有制企业，之后有了国企、民企、外企，市场主体不断多元化。然后在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前提下全面推进价格改革，通过价格改革闯关，改变价格的“双轨制”。今天的金融改革一个最大的亮点是让民间资本可以办民营的银行。要打破银行业的市场准入障碍，让更多的民间资本来办民营银行，也就是要推动银行主体多元化，同时，加快“价格”改革，特别是利率、汇率的改革和资金价格市场化。

“路径选择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双路径。”辜胜阻表示，当年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和四川开始，是自下而上。后来邓小平又自上而下推进全国的改革，这样形成了一种自下而上探索和自上而下推动的双路径。我们现在搞自贸区，其改革也是自下而上，先试点，然后自下而上最后演化到自上而下，这也是一种双路径。

辜胜阻认为，改革路径选择的第三个特点是分类指导和整体突破相结合。户籍如何改革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能不能废除户籍？能不能剥离附着的福利待遇？特大城市能不能完全放开？农民能不能在改变户籍的同时放弃土地？在这些焦点问题上路径如何选择非常重要。

辜胜阻说，户籍改革是渐进的分类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要采取“分类指导、因城而异、因群而异”的原则，按城市类型、经济规模和人口特征采取不同的户籍迁移管理办法。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开放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对小城市全面放开，对中等城市有序放开，对大城市合理确定落户条件，对特大城市严格控制，这是因城而异。

辜胜阻强调，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是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首要问题。如果没有公共服务，一纸户籍的改变没有任何意义。户籍改革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有调查表明，74％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农村的户籍，有些被调查的农民工说，户籍改革是政府的一厢情愿。为什么？因为现在农村的户籍含金量越来越高，有宅基地、承包地和各种补贴，特别是土地制度改革，使其含金量更高。而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居民户籍则有对应的养老、医疗、教育、生育、低保、住房保障等与之挂钩。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不愿意放弃，所以在户籍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坚持自愿的原则。

有一些企业家和专家认为，户籍制度完全没有必要，应该直接用高生活成本或高房价来作为门槛控制特大城市，辜胜阻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用高房价作为门槛，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国际经验已经表明是行不通的。现在世界上贫民窟的人口有8亿，也就是每四个城市人口中就有一个人生活在贫民窟中。在金砖四国或者五国，巴西城镇化率早就超过了80％，但是它的城镇化是极不健康的城镇化，大量的农民住在贫民窟里。印度也是一样，大城市贫民窟形成城市内部严重的“二元结构”。

“路径选择的第四个特点是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辜胜阻表示，三十五年前改革的难点是观念革命。那时是“财富越多越资本主义”，连农民在自留地上种农作物、养猪养鸡都被认为是 “资本主义的尾巴”，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要打破“财富越多越资本主义”、“越穷越光荣”等观念的束缚。

辜胜阻表示，在三十五年后的今天，改革的难点则是利益调整，这要靠顶层设计。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涉及面宽，触及利益层次深，风险比较大，改革难度越来越大。我们在改革中要防止改革设计的 “碎片化”，要防止改革目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化”，要防止推动主体的“部门化”。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就是要应对这些问题。

“过去三十五年的改革，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 ”辜胜阻说，过去三十多年，第一个十年是农村农业的改革所创造的制度红利，第二个十年是国企改革的 “黄金十年”推动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三个十年主要是加入WTO以后 “开放倒逼改革”的十年。未来十年的改革就是要重新塑造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土地、金融等要素市场的改革。（记者 谢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