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姚力，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
［摘要］劳模表彰是中国共产党对民众进行有效社会动员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劳模表彰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毛泽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将劳模表彰视为党联系群众的一种好的工作方法，并在实践中与劳模交朋友，虚心向劳模学习，开展调查研究，使劳模的带头、骨干和桥梁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劳模表彰是毛泽东应用和实践群众路线的极好例证，充分彰显了他的群众路线思想，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良好社会风气和党风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今天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因此继“八项规定”之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积极部署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新形势下党珍视传统，善于从实践中汲取智慧、应对挑战的又一正确决断。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建了群众路线；而且总结出劳模表彰等实践群众路线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通过典型示范的作用，发动群众、联系群众，教育党员、端正党风，落实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一、发动群众：劳模表彰的制度起点
评选和表彰劳动模范，继而宣传和弘扬劳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和运用的一种有效的社会动员方法。在经历20世纪30年代的萌芽、延安时期的规范化后，劳模表彰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得以确立。［1］劳模表彰制度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应中国革命形势之需而产生的。同时，它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旌表制度的滋养以及苏联英模表彰制度的影响。毛泽东很早便认识到开展革命竞赛的积极意义，对褒奖劳动英雄的活动十分重视，并认真总结这些活动的经验，明确劳模的定位和作用，为劳模表彰活动的推广、制度的形成和劳模效应更大地发挥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调动干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解决苏区面临的种种困难，提出了表彰英模的主张，“褒扬的是参加‘革命竞赛’、积极‘优红拥军’的模范”［2］。1933年，中央苏区开展了以比数量、质量、成本等为内容的劳动竞赛，规定按时评比、表彰先进、评选模范。5月，中央政府在武阳区召开赠旗大会，毛泽东将题有“春耕模范”的奖旗授予武阳区和石水乡。在长冈乡调查时，毛泽东充分考察了这些竞赛活动，肯定了活动的意义并号召“为了争取工作的速度，革命竞赛的办法应该在每个乡里实行起来”［3］。他对竞赛活动的步骤和方式进行了总结，提出竞赛开展前要订立竞赛条约，要将条约在以村为单位的大会上向群众报告，还要把竞赛条约张贴出来，得到群众的承认；在竞赛中应召集居民开会，检查和公布竞赛成绩，推动工作前进；竞赛活动后要做出总结，并且给予奖励。1934年，他再次强调：“为了争取苏维埃工作的质量与速度，使工作做得好又做得快，革命竞赛的方法与突击队的组织，应该在各乡各村实行起来。”［3］(p357)而对于竞赛活动能否取得成效，他明确提出，关键在于发动群众，要废除一切强迫命令的方法，要让群众了解和认可活动，并由此激发革命的热情。毛泽东基于社会调查的意见，不仅对苏区开展革命竞赛做出了正确的指导，而且为党如何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提供了具体的工作方法。
抗战时期，为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中共中央决定开展表彰劳动英雄运动，以调动群众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劳动热情。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举办了延安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奖励、宣传先进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英雄，边区的劳模运动由此开端。1939年，面对解放区经济和财政的巨大困难，毛泽东发出大生产的号召，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机关学校生产运动奖励条例》等，规定对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个人和单位给予奖励。同年，边区还举办了第一次工业展览会和农业竞赛展览会，表扬奖励有功人员。第二年，边区政府召开生产总结大会，毛泽东、李富春等中央领导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与各部门的劳模一起受到嘉奖。1941年边区开展“五一”劳动大竞赛，推选出274名劳动英雄。［4］1942年，吴满有和赵占魁成为劳动英雄中的明星。吴满有是延安县柳林区吴家枣园的农民，他“地种得多，荒开得多，粮打得多，缴公粮踊跃争先，数量既多，质量又好，是个抗属，模范的农村劳动英雄”［5］。赵占魁是边区农具厂的司炉工，他吃苦耐劳、技术精湛、团结工友、爱护工厂、忠于革命，是模范的产业工人，毛泽东称他为“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并为他题词“钢铁英雄”。边区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学习吴满有、赵占魁运动，并在1943年、1944年召开了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者表彰大会，树立了一批先进典型，劳模表彰运动达到高潮。
在学习劳动英雄运动中，毛泽东始终是积极的倡导者和宣传者，他不仅多次接见劳动模范，为他们题词，还参加劳模表彰大会，发表讲话，号召向劳模看齐。在1942年底至1943年初西北局召开的高干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论述了学习劳模的重要意义，并在两次劳动英雄表彰大会上作了《组织起来》和《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肯定了学习吴满有运动可以改进农业生产，使农民富裕，支援抗战；学习赵占魁运动有利于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改善工厂的组织与管理，克服工厂机关化与纪律松懈状态。正如他向时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指出的：“奖励赵占魁这件事做得很好，这不是奖励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提高生产、改进工作的新生事物。”［6］毛泽东之所以重视劳模表彰，是因为劳模身上不仅具有生产技能和革命干劲，而且具有热爱政府、忠诚于党的道德情操，在危机四伏、困难重重的战争年代，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十分可贵，是党争取群众、取得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
新中国建立后，面对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的艰巨任务，具有凝聚人心、调动人民群众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的劳模表彰活动，愈发受到了全党和全社会的重视。各领域、各行业不断地开展不同层次的劳模评选，活动形式和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其感召力和影响力也更加强烈。
1950年、1956年，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国务院）主持召开两次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在1950年国庆大典期间，全国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各地共推选劳动模范代表464人，其中工业208人、农业198人、部队58人。［7］他们均荣获了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其中很多人在根据地、解放区就已经是成绩卓著、名声远播的先进典型，如吴运铎、李顺达、马六孩、孟泰等。这次大会明确规定，劳模表彰作为一种固定制度要长期坚持下去。六年后，表彰全国劳动模范的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再度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是对经济恢复和过渡时期劳动模范的褒奖。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集体853个，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4703人，比1950年翻了10倍。［8］掏粪工人时传祥、全国最先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王崇伦、纺织能手郝建秀以及华罗庚、钱学森等100多位知名教授、科学家，110名优秀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的教育工作者，同时受到表彰。［9］
毛泽东出席了这两次劳模表彰大会，接见、宴请劳模代表，并与他们合影留念。在1950年首次全国性的劳模表彰大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讲话中，毛泽东对劳模给予了明确定位：“你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10］这是继1945年毛泽东对劳模的“三个作用”即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的继承与发展。这种定位不仅为评选劳模、培养劳模、发挥劳模作用指明了前进方向，而且也给劳模和以劳模为榜样的人们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是造就那个劳模辈出时代的主要原因之一。仅1956年开展的全国先进生产者运动中，各地区、各行业逐级进行劳模评选表彰活动，辽宁、黑龙江、吉林、江苏、上海、北京、天津和西安八个省市，共涌现出20多万名先进生产者。［9］孟泰、马恒昌、赵梦桃、王进喜、张秉贵……他们既是那个时期劳模群体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人永远的精神楷模。
二、联系群众：劳模表彰的工作策略
毛泽东把劳动模范看作是党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因为他们本身既是群众中的一分子，了解实际情况，能够把人民群众的呼声带上来；同时他们在群众中又有很高的威信，思想觉悟高于普通群众，能够把党的路线和政策传达下去。因此，劳模表彰是实践群众路线的一条工作策略，它突显了人民群众至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促进了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的直接联系，加快了全党、全民意志的统一，有益于营造出干群同心、众志成城的良好社会氛围。
毛泽东最重视也最善于做群众工作，他强调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1］这些思想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认识论并被他在实践中反复应用和证明，贯穿于他的理论著作和革命实践的始终。
1943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11］(p933)毛泽东把劳动模范看成是群众中的“诸葛亮”，对他们极其信赖和尊重，虚心向他们请教。为了了解农民开荒、粮食收成和耕作技术等情况，他给延安劳动模范郝光华写信，把他请到杨家岭的家中，仔细询问，晚饭后送他走了一程又一程。［12］在他的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来后，毛泽东对他说：“你住过苏联的大学，还没有住过边区劳动大学，劳动大学的校长就是吴满有，劳动大学就在吴家枣园，那里的学生，都是爱劳动的人民，你去学习，对你有很大的帮助。”他还给毛岸英一斗米作为学费带去。［13］毛泽东说：“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11］(p898)劳模表彰的作用就是党依靠骨干，用榜样的力量来教育和带动广大群众。
毛泽东认为，通过劳模表彰可以防止党脱离群众，防治官僚主义滋生蔓延，可以实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赞扬劳模表彰是一个可以提高干部、联系群众、推进工作的好的工作方法，真正做到了群众化、具体化。“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是群众中的模范，开这样的大会，就使首长、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同群众联系起来了。”［3］(p97)1943年7月24日，他给林伯渠写信说：“兹有延安县川口区六乡石家畔劳动英雄杨步浩及其戚李志明二位，由延安县曹扶县长介绍来谈，获知乡村情形，很有兴趣。兹转介至尊处，倘有时间，乞为接谈，他们极愿晋谒领教。并望招待他们住一晚，第二天回家，因他们离此七十里之远。”［14］正是基于这些认识和毛泽东对待劳模的情义，他结交了很多劳模朋友，其中有农民，有工人，也有知识分子。在与他们十几次、几十次的交谈中，毛泽东了解生产、询问民情、解决困难、调整政策。毛泽东把劳模当作信息员，也当作宣传员，这为他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奠定了扎实的群众基础。
在毛泽东那里，劳动模范总是受到礼遇。在国庆大典的庄严时刻，他邀请劳动模范一同登上观礼台；他多次宴请劳模，把他们奉为座上宾。1964年12月26日，在他的生日宴会上，他请来陈永贵、王进喜、董加耕和邢燕子，还把这四位模范安排在自己的左右。他没有让自己的孩子参加，说他们不够资格。董加耕：《永恒的怀念》，《盐城县文史资料》第5辑，1996年，第193～199页。从毛泽东对待劳动模范的态度中，我们真切感受到了人民群众在他心中的位置，也理解了人民群众为什么把毛泽东看成自己的亲人。
三、为了群众：劳模表彰的终极诉求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活的灵魂，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它的最终落脚点是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毛泽东不断阐释、反复强调的群众路线的核心，也是劳模表彰活动诞生至今始终不变的终极诉求。
延安时期毛泽东积极倡导树立劳动英雄、开展劳模运动的一个重要缘由，正是看到1941年在征收“救国公粮”中群众生活太苦，甚至有的农民怨声载道。当听说有农民骂他“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时，毛泽东没有迁怒于群众，而是赶紧检查工作中的失误，发现是公粮征得太多，引起群众的反感，“于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减征公粮，1942年的公粮由原定的19万担降为16万担”［15］。与补给军队的公粮相比，他更看重群众的“救民私粮”。他提醒地方工作的同志，要“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11］(p933)。为减轻群众负担，解决边区的经济困难，毛泽东积极想办法、找出路。在他的号召下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大见成效，部队、机关、学校所有的人都被动员起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还倡导组织各种类型的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扩大生产，增加收入；大力宣传劳动模范，发挥劳动模范的带头作用；1944年初，在他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将中组部部长陈云调往西北财经办事处任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抓经济工作。这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发展边区经济，保障群众的切身利益不受伤害。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6］他把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毛泽东一再告诫全党：“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1］（pp1094～1095)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劳模表彰活动开展得最热烈、成效最突出的时期，也是党群关系最好、社会风气最纯的时期。这之中，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袖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不仅率先垂范，带出了一支优秀的亲民的干部队伍；而且积极倡导，培养了一批立得住的劳动模范，为推动社会发展积蓄了充足的动力。回首历史，毛泽东对群众路线的应用实践处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党永不变色，为了国家走向富强，这与今天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目标如出一辙。因而，在历史的爬梳中我们可以获得重要启示。
一是领导带头、刹住“四风”是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关键群众路线的内涵十分丰富，它针对全体党员，但首先针对的是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那些权力较大的决策部门的领导干部。他们有没有群众观点，是不是贯彻群众路线，直接关系到党的决策是否正确，影响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所以，站在巩固和夯实党的执政地位的角度，教育实践活动一定要突出重点，找准党风中存在的最严重问题，下大力气坚决加以解决，这样整风才不会走过场。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要自上而下分批开展，中央政治局要带头，“要以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为重点。”“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17］。中央的部署和决断是明晰而准确的，与毛泽东当年亲身示范，践行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一脉相承。毛泽东曾把脱离群众的干部，形容为脸上堆满了官僚主义的灰尘，要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同样，习近平强调活动中党员干部要“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要用群众路线来净化干部队伍。历史证明，只有党的风气正了，人民群众才能相信党、跟党走。
二是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疾苦是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落脚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要为最广大的人民谋利益。教育实践活动的目标是让人民得到实惠，活动的成效最终要由群众来检验。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较快，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同时各地群体性事件频频爆发，“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现象相当普遍。人民群众这种不满的情绪因何而生？其中的原因固然复杂，存在一些个别、特殊的情况，但普遍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城乡间、行业间、群体间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分配不公，造成人心不平；二是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如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政策不完善，让人民群众感到焦虑和不安。究其根本是党疏远了群众，没有贯彻好群众路线。60年前，条件那么艰苦，却有无数劳动模范愿意吃大苦、耐大劳，紧跟共产党，是因为在他们心中有着朴素而强烈的“报恩”思想，他们真切感受到了党的恩情。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让党员干部对人民群众投入真感情，要在工作中经常追问：有没有真心关心群众生活，切实解决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政策的出台是不是经过了反复的调查研究，有没有在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又回到群众中经受了检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保障？只要每个党员干部从本职工作做起，处理好了这些关乎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人民群众就一定会信服、满意。
三是重温记忆、树立典范是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有效手段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党的事业成功的法宝，在党的历史上有很多执行群众路线的经典范例，这是今天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宝贵资源。同时，实践证明，树立典型、表彰劳模是实践群众路线的有效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和手段，要以史为镜、以人为镜。习近平指出，教育实践活动要着眼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这就要求党员干部要有较强的自我反省能力，要自觉地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用正确的党史、国史，用身边鲜活的模范人物，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强化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当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革命传统教育和典型引路的方法也要与时俱进，要适应今天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利用各种新型的传播途径，真正达到触及心灵的教育作用。
劳模表彰在发动群众、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中，彰显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丰富内涵，同时它也是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的重要载体。因此，无论是对于整顿党风，还是对于改善社会风气，它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自从1950年首次开展全国劳模表彰至今，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荣誉称号的已有28万余人准确的数字应是28228人，作者根据1950～2010年《人民日报》所刊数字计算而得。详见《历届全国劳模大会简介》，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3342462html；《国务院关于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人民日报》2005年5月1日；《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人民日报》2010年4月28日。，他们是共和国奋斗史的鲜活教材。深度开掘劳模事迹，弘扬劳模精神，是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有力手段，也是加强党风和社会风气建设，塑造民族精神的长效机制。
［参引文献］
［1］孙云：《中共英模表彰制度的肇始与演变》，《党的文献》2012年第3期。
［2］《英模表彰制度的由来》，《党建》2012年第11期。
［3］《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
［4］朱汉国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75页。
［5］莫艾：《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解放日报》1942年4月30日。
［6］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591页。
［7］《周恩来总理命令公布〈关于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总结报告〉》,《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9日。
［8］《历届全国劳模大会简介》，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3342462html。
［9］《迎接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人民日报》1956年4月28日。
［10］《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人民日报》1950年9月26日。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899页。
［12］郝光华：《幸福的回忆》，《陕西日报》1961年6月29日。
［13］张名哲:《毛主席送子住劳动大学》，《人民日报》1946年11月15日。
［14］《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页。
［1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页。
［16］《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页。
［17］《深入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证》，《人民日报》2013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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