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册厚重的《吴江文稿》，字里行间还闪耀着一个著名理论家对于当代中国的哲学思考。在这套三卷本的《吴江文稿》里，作者和编者有意把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排在了首篇，足见该文在作者和编者心目中的分量。
2012年11月14日，我接到吴江的老同事孙长江先生的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开车拉他去看吴江。我的第一反应是，他要去和吴江老叙一叙旧，就回答说：“您与吴江老联系好，告诉我时间就可以了。”电话里传来长江老沉重的声音：“吴江已经走了，时间是昨天中午。”我听了，唏嘘不已，同时也感到十分不安。原因是吴江老曾嘱托我为他的文集 《吴江文稿》写一个书评，一个大思想家让我这个后生写书评，接到这个任务之后，我当然是受宠若惊！遗憾的是，虽然已经完稿，由于其他原因，一直拖着没能发表。
11月14日，是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的日子。一个思想者，在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走过旧中国、新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在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的宣言刚刚发布，就安然地走了。
有一次，我去看望曾经担任过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和第一副教育长的吴江先生，吴老送我三卷本《吴江文稿》。他欣慰地对我说：“没想到我这个老朽在人生暮年出的这套文稿依然会引起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居然销售不错。”《吴江文稿》属于由中央编译出版社编纂的“当代思想家文库”书系之一。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先生在总序中说：谁是当代中国的思想家？谁的作品有资格入选这套文库？标准就是：中国化、原创性、现实感和影响力。无疑，吴江当之无愧。
吴江1918年生于浙江诸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原《红旗》杂志编委，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第一副教育长及校务委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等职。他学生时代就热爱文学，青年时期就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后由文学转入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吴江人生当中最值得书写的一笔是1977年到1978年间，他担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期间，在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创办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党第一份理论刊物《理论动态》，推动了拨乱反正，此后又以《理论动态》为阵地发起了著名的真理标准讨论，与“两个凡是”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最终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吴江遵照胡耀邦的指示，组织中央党校的理论班子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撰写、修改，并由他提议将文章的标题由原来的 《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吴江说，“唯一”二字他是采自列宁。
1978年5月10日，报审耀邦后，由吴江亲自签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理论动态》第六十期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实》文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当天，新华社就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然后《实》文又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 等中央和各地的报纸争相转载。5月12日晚《人民日报》 总编辑胡绩伟就接到了“毛办”副主任吴冷西指责这篇文章的电话，说《实》文是要“砍旗”，在政治上“很坏很坏”。6月15日，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汪东兴召开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紧急会议，专门批评“实践标准”这篇文章。汪东兴批评说：“特约，是谁嘛？不知道。这些特约评论员文章有问题。”他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党性”、“没有把好关”，今后不能随便发这类文章，特别是“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华国锋也亲自向胡耀邦点了有关人士的名，包括吴江在内。
关于“真理标准”与“两个凡是”的这场斗争，很多人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篇文章的发表竟引起一场大讨论，这是包括很多参与者在内都始料不及的。在“凡是派”和“真理派”的这场斗争中，实际上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还有紧随其后的“第二篇文章”。这里所说的“第二篇文章”就是1978年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这篇文章主要出自吴江之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的争论，华国锋、汪东兴、吴冷西等人的态度，使吴江感到周围空气的沉重。怎么办?如果对于当时的严厉指责保持沉默，那就是表示无理可说，而这样一来，真理标准讨论势必夭折。吴江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撰文作出正面回答，据理驳斥，等待适当时机并用适当方式发表。于是吴江决定撰写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起草这篇文章时，吴江事先没向胡耀邦报告，他先是安排孙长江撰写，孙长江很快写就了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的初稿，吴江在初稿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修改和撰写，写出后呈送给耀邦。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气候，耀邦看完后，表示先放一放再说。为了不再给耀邦同志添麻烦，吴江决定自行把文章拿到《解放军报》发表。他通过自己当年在延安鲁艺时期的老同学姚远方（《解放军报》副总编辑）把稿子交给《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姚远方和华楠都十分赞同吴江文章的观点，决定刊用此文。
接到第一次发稿清样之后，吴江向姚远方建议将文章送请当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过目，此举的目的是寻求罗瑞卿支持。罗瑞卿看后十分重视，不仅表示支持，还通过编辑部口头向吴江建议作两处重要增补：一是多介绍《实践论》的思想，二是再援引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中的一段重要文字。吴江根据罗瑞卿的指示对文章作了修改。文章发表后不久，罗瑞卿出国治病，临行时留下一句话：“这篇文章如果要打屁股的话，我愿意领受四十大板。”
1978年6月24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在《解放军报》 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当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均以显著版面刊登，新华社也在当天转发，各省市地方报纸也陆续转载。在这篇文章中，吴江以犀利的文风批驳了对“真理标准”文章的指责，他在开头就引用了叶剑英1977年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如果我们只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脱离实际，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当做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那就只能在生活实际的‘天空中飞翔’。”在文章的最后，吴江指出：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马克思主义是一切迷信、一切教条、一切僵化东西的最大的敌人。……尊重实践、尊重科学、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我们就能够推动理论，获得新的真理———有力地论述了“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把真理标准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
7月21日，邓小平找当时的中宣部部长谈话，询问6月15日会议情况并提出了批评意见。要求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第二天，邓小平又同胡耀邦谈话，旗帜鲜明地支持胡耀邦发动的这场讨论。他说：“我原来没有注意这篇文章(指《实》文)，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 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你们的《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一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
三册厚重的《吴江文稿》共一百三十万字，它不仅散发着油墨的馨香，字里行间还闪耀着一个著名理论家对于当代中国的哲学思考。在这套三卷本的 《吴江文稿》里，作者和编者有意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排在了首篇，足见该文在作者和编者心目中的分量。《吴江文稿》 收录了吴江先生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今的著作，内容涵盖哲学、史学、文化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这些文稿横跨两个世纪，贯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解放思想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等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时期。更为可贵的是，其中的大量文章是作者七十岁以后的著作。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在经历了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等重大历史关头之后，一个九十五岁高龄的老人，还在不停地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经常在报纸上发表自己对国家道路和中国模式的真知灼见，这实在不能不叫人敬佩有加。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位思想者思潮奔涌不止？我们也许会在《吴江文稿》中收录的《哲学专题十九讲》中找到答案：对这个伟大时代的哲学思考正是作者“思想力的源泉”。
吴江先生走了，走得是那样安详，那样平静。他生前嘱咐家人，身后一切从简。那天，没有成群结队的悼念仪式，夫人邱晴女士和子女们精心为先生印制了一份折页，折页的封面是吴江的彩色照片，封底是一支即将燃尽的蜡烛。红烛即将燃尽，也终将燃尽，但它所散发的思想之光却永远照亮着后来者的路。
今年是真理标准讨论三十五周年，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五周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京闭幕，全会公报和决定拉开了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历史大幕。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三十五年的探索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精神，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为深化改革铺路架桥，打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战。倍感振奋的同时，我不能不想起那些为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有过突出贡献的先贤们。
转眼间吴江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马克思、恩格斯走了，他们的思想还在影响世界。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个信徒———吴江带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思考走了。他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吴江文稿》。摩挲着这部厚重的散发着理论光芒的文稿，我的脑海里依然忘不掉身材魁梧、眉发皆白、声若洪钟的吴江老，忘不掉他那思想者的高大形象。
天地有情，星月有思。江流不息，精神不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