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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思危:制度创新是改革的红利之源

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中国经济论坛名誉主席 成思危

2013年12月31日15:05   来源:经济网-中国经济周刊

原标题:【创新·方向】制度创新是改革的红利之源

  主旨演讲

p-28

  原来的消费中,政府消费应该说占了相当大的一个比重,如果剔除政府消费的话,那么居民的消费还需要进一步增进,才能够让我们的经济增长真正转移到内需上,特别是转移到依靠居民的消费上。

  从最近的数据看来,过度投资现象没有什么改善,我们的投资增长率今年前三个季度还是在17到18,我觉得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应该分析有没有水分,应该分析这里头有没有对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挤出作用。

  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中国经济论坛名誉主席 成思危

  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创新最重要的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改革的红利之源,是根本性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充满了制度创新、充满了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只要我们认真贯彻中央的政策决定,我想就可以逐步实现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

  把政府开支与居民消费区分开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现在统计上讲,支出法计算GDP是叫三驾马车,简单地说就是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但这种统计实际上有一个问题,就是把政府开支放在消费里了,政府的消费跟居民消费放在一起,所谓消费拉动就看不清了。而国外的政府开支是单独列出一项。

  十八大以来,政府厉行节约、减少开支。我们尽管不可能把政府开支和居民消费分得清楚,但还是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2012年一季度是中国消费最旺的,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达到70%;而今年一季度消费对GDP的贡献率降了近20个百分点。我相信老百姓的消费没有降低多少,但是政府的消费大大下降了,加上一些连带效应,所以一季度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下降得非常快。去年二三季度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还在50%以上,今年大概降了10个百分点。

  这说明政府下决心控制公款消费效果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说明原来的消费中,政府消费应该说占了相当大的一个比重,如果剔除政府消费的话,那么居民的消费还需要进一步增进,才能够让我们的经济增长真正转移到内需上,特别是转移到依靠居民的消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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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杨振武(右)对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思危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和祝贺。

  投资增长率不应超过GDP增长率的1.4倍

  第二个问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就是要改变过去过度依赖投资的现象,但是有的人认为中国经济要发展,还是得靠投资。我觉得,按照十八大的精神,保持投资适度增长就好。没有人否认投资的重要性。没有投资,不可能拉动经济的增长,即使是要发展科技、教育,也要投资。但是我们反对过度的投资。

  什么是度?这个问题可以深入研究,我个人认为,投资的增长率似乎不应该超过GDP增长率的1.4倍,这是我一个很粗浅的估计。

  实际上最近11个季度,2011年1月到现在的11个季度来看,都超过了。去年和今年每个季度的投资增长率都在16到18之间,而去年和今年每个季度GDP的增长率都是七点几,不超过8。

  在一个过度投资以后,对于政府来说会造成一种刺激效应,说得不好听一点,像抽鸦片一样,越抽越上瘾。因为投资是最容易拉动GDP的。对企业来说,投资也是最省事的,是扩张、提高销售率最容易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容易造成投资不断膨胀,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你这个GDP里有5%的水分,你第二年还要增长,你就得把这5%的水分需要的投资也得补上去,所以你实际上第二年投资的量,就不是只增加7%、8%GDP所需要的,而是要把5%的水分也加进去。

  过度投资会产生挤出效应,把综合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给挤出去了,综合要素生产率包括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企业管理的加强。那么,当投资增长快的时候,往往就容易忽略一些因素。比如说有钱了,你就会更多地重视引进技术,而不是更多地重视自己去开发技术。你这个投资增长快的企业,增长快的时候,对企业职工的培训可能就不重视了,反正经济增长率在增长。所以说,挤出效应本身也是很危险的。

  我们说要下决心,按照十八大精神,要保持投资的适度增长,不能过度依靠投资拉动经济。不过,从最近的数据看来,过度投资现象没有什么改善,我们的投资增长率今年前三个季度还是在17到18,我觉得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应该分析有没有水分,应该分析这里头有没有对综合要素的挤出作用。

  当前最应该重视提高劳动生产率

  我们现在最应该重视的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讲的劳动生产率是指每人每年创造的增加值。实体经济是创造财富的源泉,实体经济大概分为三部分: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其中,农业和工业属于生产经济,传统服务业属于消费经济。

  我们的实体经济情况怎么样呢?中国是农业大国,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世界上10个农业大国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档次:第一档是美国、法国、日本,每人每年创造的增加值是3万到5万美元;第二档是俄罗斯、巴西、土耳其,每人每年创造的增加值是3000到5000美元;第三档是中国、印度、印尼、尼日利亚,每人每年创造的增加值只有300到500美元。当然,它的数据只能拿来参考。

  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我们的农业拉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就算这个数据有水分,差一倍,也只有十分之一。所以,农业如果不提高劳动生产率,农民的收入是很难提高的。

  我们也算过世界上10大工业国的劳动成本。如果按照现价计算的话,我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大概是每人每年11万元人民币的价值,也就是不到2万美元。这个数大概是德国的五分之一,是美国的八分之一。希腊不在十大工业国之内,但是我们的工业劳动生产率也只是希腊的三分之一。

  而且,这部分创造增加值还会被分成三块,政府税收拿走一块、企业留一块、个人再拿一块,所以这样算下来,大概每个人每年的工资不超过5万块。当然我们说要提高劳动在分配中的比重,政府少拿一点、企业少留一点,分给个人多一点,但是说穿了,就算政府一点税不收,企业一分钱不留,你不也才11万嘛。这比西方国家的失业救济金高不了多少。所以,要想真正依靠消费拉动经济、真正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必须要努力提高每个人创造的财富,如果长期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那是难以为继的。

  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是要提高综合要素的生产率。

  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第一就是科技进步。科技进步永远是推动提高劳动生产率非常重要的因素,一定要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一定要让企业努力推动科技创新,通过科技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职工的收入。

  第二就是提高职工的素质,因为现代工业的发展,对职工的技术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必须要不断地加强培训、提高职工本身的素质,当然这个素质不但包括技术素质,也包括思想素质、包括责任心等等。

  第三就是要加强企业管理。近年来,我们的企业管理应该说有不少进步。我每年都组织搞中国优秀杰出的企业管理模式奖,每年评5家企业,确实有很多好企业,但是也应该承认,确实有很多企业的管理还比较差。我们只有努力加强企业管理,才能真正把企业的效益提上去,把劳动生产率提上去。

  我讲一个例子。我国的一家企业向德国出口高压泵,对方检验后发现,每100台高压泵中,总有两三台不合格,于是,德方就提出派自己的工人到中国来安装,结果安装100台,100台都合格。于是,德方就提出,只进口我们的零件。而中方企业也提出派工人到德方实习,来提高中国工人的水平。德方同意了。我们的工人在德国实习的情况也不错,安装水平也提高了。有一次,星期六他们出去玩,德方的厂长突然打电话让他们马上回来。原来是因为中方工人星期五下班时工具没有放好,地上也没有扫干净。厂长说,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接受你们实习了。尽管是一个小事情,但可以从中看到我们确实是在严谨性方面不如德国。希望我们的企业都能够树立高标准、严要求。我相信,中国成功的企业在企业管理上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否则,也不可能做到比较好的绩效的。

  我们一定要依靠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依靠加强管理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然后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提高职工的收入,这样才能够说我们真正依靠居民的消费,能够有根据、不断的、有收入的增长来维持居民消费的不断增长,从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的中国梦。

  (根据成思危在第十三届中国经济论坛的演讲整理,有删节。未经本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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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万鹏、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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