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24日，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这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强调一定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会议指出，我们一定要清醒看到，当前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当前我国农业比较效益低、农村组织化程度低、农民增收困难、农村萎缩凋敝、基础设施薄弱、地区差异大等问题依然十分突出，这些问题与过去的韩国农村十分相似。1970年起，韩国政府开展以基础设施投入增加、福利改善、环境改善、精神启发和城市与工厂建设等五个方面为主要工作内容的新村运动，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称赞。1990年韩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已经达到城市居民收入的95%，目前韩国城乡收入基本相当。解析韩国解决“三农”问题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首要任务仍然是发展农业生产
1980年韩国农业生产总值占全社会的16.2%（2012年约为3.5%），农业人口占28.9%（2012年约为5%）。我国现在农业生产总值占全社会的10%，2030年农村人口仍将占30%左右。在粮食安全地位极其重要、农业比较效益低下的情况下，优先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完善技术服务、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是保障粮食生产、夯实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关键。从韩国经验看，政府重点推动完备农业生产条件，提高组织化程度，重视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的运行管理，并且政府补助大部分运行维护费用。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还很多，而且全国普遍存在“重建轻管”，因此必须在加大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快建立财政补助下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农民自主管理机制，让农民长期受益，进一步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动员农民参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至为关键
韩国新村运动开始是政府主导，后来成功地变成了农民自发推动。每个村都选好男女各一名领导人，给予荣誉和子女就学等方面的待遇，村级领导人在带动广大农民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大量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留守农村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组织程度低、劳动效率不高，发挥好包括外出农民工在内的广大农民参与农村农业发展的积极性至为重要。一方面，要加大财政资金对工程项目建设的补助力度，重要的是适当给予财政补助帮助农民强化工程运行管理；另一方面，要通过扶持发展农民合作社、农机服务社等机构将农民组织起来，大力推进农机化，缓解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只有这样，农民得到更多实惠，才能真正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项目才能建得起、管得好。
根据我国东部和国外的经验，可以预测，随着目前生活在农村的一批老人的去世，未来中国农村人口的来源又将有新的变化。一是长期在城市打工的人员，由于年龄大、技能低或者伤病，被迫返回农村，继续经营农业生产；二是原在乡规模经营农业（含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起人）或者返乡创业的外出务工人员。借鉴韩国和我国一些成功的经验，可以重点从未来在农村创业守业的群体中培育一部分年轻人成为致富带头人。
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
韩国通过大力推广新的高产水稻品种、发展“一村一品”等途径，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农民收入，1980年以后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依靠非农兼业收入。当前，在推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增加农民收入：在农村大力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加大农技、农机推广力度，让继续从事农业的人获得相应的收益，让“三留守”获得较高的劳务收入；在城镇让农民工市民化，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实质性地增加收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将有效缓解农村融资难、增收渠道狭窄状况。目前我国大量工商资本急于进入农业，政府要引导他们避免在种植环节与农民争利，强化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产业链延伸，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国还有约1亿贫困人口生活在山区和边境地区，这些地区大多不是粮食生产核心区和后备区，以农村水利为主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支持力度小，但这些地区小型设施建设的需求量大、迫切程度急、实施效果好。这些地区的基层政府和农民感觉中央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与自己距离比较远，加上地方财力有限、农民贫穷，已建设施的管理责任和经费也难以落实，致使设施加剧老化，需求与现实距离进一步拉大。对这些地区，如果不采取科学的政绩观和考核办法，不采取更为现实的扶持政策，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就很难得到协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农民收入也将进一步拉大与东部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