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库存款高企折射央地关系待优化

　　央行最新数据显示，10月末我国国库存款余额突破4万亿元关口至41163亿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国库存款一路高企，固然可部分看作国家财力留有余裕、财政支出控制加强等正向成果，但是凡事均有合理限度，连年增长过快且总体规模过大的国库存款毕竟不利于提升资金使用效率，负面效应日益显著：

　　首先，在缺乏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的情况下，大量闲置的国库存款很容易引出一曝十寒支出状况，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以年底“突击花钱”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短期集中支付方式，很难避免盲目支出乃至浪费；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年度内多数时期财政资金拨付不尽到位，再加之我国地方政府行为模式中较为严重的短期取向，由此造成真正需要快速推进的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等重点环节反而可能被延误。

　　其次，在目前我国财政约束力仍显不足的情况下，大量闲置的国库存款很容易孳生“跑部钱进”不良风气，因为下级政府为了尽可能缩短资金申请、批复、分配时间，必然会动用各种关系进行公关，而上级主管部门因其行政透明度不高等制度缺陷，很难完全排除相关人员据此设租与寻租。

　　第三，除了影响到财政体系自身健康运转，大量闲置的国库存款在财政、金融一体化加深的背景下，还可能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与灵活性，这主要因为规模过大的国库存款客观上存在保值增值财务压力，而为了追求理财收益，巨额国库存款拆出后引致市场流动性增加，无疑使得货币当局抗通胀等任务更趋复杂。

　　如何才能在收支大体平衡的前提下压缩国库存款、盘活存量资金？探究这个问题需要先找到国库存款节节攀高的原因所在。浮在表面上的原因，当然是因为财政预算的编制和执行存在诸多技术性缺陷，由此导致预算到位效率过低（从预算到执行至少延迟3~4个月）。

　　除了浮在表面上的原因，国库存款节节攀高更为根本，且更难消解的原因是我国财政转移支付规模过大。以2012年为例，当年我国中央财政收入约为5.62万亿元，其中用于对地方转移支付的规模约为4.03万亿元，占比高达71.67%。

　　大规模的转移支付意在因应我国地区差距较大的现实，但是其负面效应是，加剧了地方的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作为参照，发达国家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一般均采取匹配策略，譬如美国，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中各占50%左右，支出方面则前者占55%左右，后者占45%左右。

　　改变现状需要从重新调整与优化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入手，而从其大的方向来说，是要加快推进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相匹配。至于其具体路径，一在于适度加强中央事权与支出责任；二在于给予地方政府更多自有收入与权力，不断增强其财政自给与自治能力。

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