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占斌：释放经济体制改革的红利

党的十八大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新征程，十八大明确指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习近平同志就任总书记后第一次调研考察广东时指出：“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李克强同志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并强调“让群众过上更好生活，依然要靠改革开放”。经济改革作为改革开放的主攻方向和核心问题，事关我国改革事业的成败与否。因此，我们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全面深化经济领域的改革，破除妨碍经济改革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进一步释放经济体制改革的红利，这对于我国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

一、以往的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巨大的红利

改革开放是国家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成败的关键领域。自1978年以来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创造和释放了巨大的改革红利。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最为薄弱的环节——农村开始的，这一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改革启动阶段”、“改革全面展开阶段”、“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攻坚阶段”等四个阶段。

在改革启动阶段，安徽小岗村率先开启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序幕，并突破了农村长期实行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生产经营体制，推行了“包干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改革有力地动摇和瓦解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基础，使得农业经营方式实现了由集体经营向家庭承包经营的根本性转变，农民得到极大好处，粮食产量迅速增长。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夕，这是我国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这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逐步从农村转向城市。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第一次正式将“商品经济”写进党的文件，并将“增强企业活力”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上个世纪八十年末进行的价格改革，通过“双轨制”逐步引入市场机制，从根本上打破了由计划配置资源的单一途径，为发挥市场竞争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奠定了基础。

从1992年春到2003年10月，是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中共十四大的召开，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大型企业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在优势领域和国有经济命脉部门逐渐发挥主导作用，并在全球配置资源、增强国际竞争中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为创造国企改革红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攻坚阶段。这一阶段经济改革的主要特点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市场化导向，经济各项改革及配套改革纵向全面推进。改革红利进一步得到释放。

具体地来看，我国三十多年经济体制改革的红利释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改革红利。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农村改革红利的释放，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维护了中国全社会的安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率先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这一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促使中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改革红利得到极大地释放。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等战略性的体制改革，为促进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繁荣、农民的富裕和农村改革红利的有效释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统计，201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58957万吨，实现了“九连增”，粮食基本能够自给；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917元，农村增收实现了“九连快”。

第二、价格改革红利。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最有效的调节手段，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价格改革的序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国加快了价格改革步伐，积极理顺价格做了有益的探索。此后，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又着重推进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市场化进程，加强对垄断行业价格的监管，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结构调整，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格体制，进一步释放价格改革红利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80%以上的实物商品和服务价格均已放开，由市场调节。截止到目前，我国除了利率、汇率、石油、土地等采取有管制的价格政策之外，其余的基本都由市场定价，我国市场化的价格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第三，国企改革红利。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重要载体，国有企业的做大做强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的实现。20世纪八十年代国企改革实现了“放权让利”、“利改税”的既定改革目标，对促进政企分开、调动企业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初步释放国企改革红利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以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为改革目标，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国有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企业制度创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等为支持国有大型企业做大做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企改革红利有效释放等提供了体制保证。截止到2012年底，我国大型中央企业数目已经减至115家，“抓大放小”政策得到贯彻落实；中石化、中石油等企业进入全球500强企业的前十强，并有30多家大型央企进入世界500强。

第四，财税改革红利。财税体制改革影响着收入分配体制、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财政决策权等一系列事关经济社会全局性的改革。从建国之初高度集中的财税体制，逐步过渡到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分级管理，再到分税制的体征管理体制，我国的财税体制为不断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接轨，不断地向公共财政财政体制转变，不断地释放财税改革红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在支持国有企业税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个人所得税改革等方面，财税改革同样为广大农村家庭和人民群众共享改革红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据统计，我国2012年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1.7万亿元，较之1978年的1132亿元有了很大的提高，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和宏观调控能力得到有力的提升。

第五，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释放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原因。从1952年到1978年，随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逐步建立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国提出了“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改革思路，旧的就业体制开始被打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劳动力市场的构想，并确定了劳动力就业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这为我国释放巨大的人口红利指明了改革的方向。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内地转移到东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企业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创造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据统计，从1978年到2012年底，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年均超过一千万人，这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六，对外开放红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三十多年，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始终相互促进、相互依赖。对外开放，是中国自1978年以来实行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在借鉴发达国家发展历程、研究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的重大实践。1979年和1980年，深圳、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征，这是我国释放对外开放红利的初始阶段。此后，大连、秦皇岛、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进一步实施开放政策，南京、武汉、重庆等沿江、沿边及内陆省会城市进入全面开放的阶段。我国在2001年11月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地位迅速提高。这些对外开放措施为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有效释放对外开放红利、促进国内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据统计，我国2012年贸易进出口总额为3.87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并连续四年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六年位居世界第一位。

二、制约经济体制改革红利释放的突出问题

我国三十多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只有改革才能破除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只有改革才能充分释放经济建设的红利，只有改革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应当说，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体制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尽管我国的经济体制建设较之改革开放以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不包容、不配套等问题和矛盾十分突出，这些问题和矛盾极大地制约了改革红利的进一步释放。

第一，不平衡的问题。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三十多年历程中，国企改革红利、价格改革红利和对外开放红利的有效释放，为我国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建立出口导向型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应当看到，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我国第一产业基础不稳、第二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问题仍然突出。需求结构失衡，过分依赖外贸出口、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较弱、国内需求不足等问题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快显现出来。同时，区域结构失衡、城乡结构失衡等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进一步暴露，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的差距在不断扩大，经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增多，这些不平衡因素严重制约着改革红利的进一步释放，亟待加以解决。

第二，不协调的问题。农村改革红利、财税改革红利的释放，应当说为我国协调城市与农村、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经济关系中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社不分、政事不分的不协调问题仍比较突出。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些不足也在逐步凸显，比如，财税体制的不合理，导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力与事权不匹配，县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非常有限，这些不协调问题制约着改革红利的进一步释放。现代金融体系有待完善，金融体制改革与实体经济的不协调性制约着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同样不利于改革红利的释放。

第三，不可持续的问题。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但由于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滞后因素，使得我国走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经济发展路子。原油、原煤、天然气、水等这些重要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主要是非市场定价，市场机制在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方面的作用还非常有限，企业在使用资源性产品时往往不能按照这些产品的真实市场价格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资源税等税收调节机制在发挥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中还非常有限，生态红利严重透支，这使得经济发展中的资源得不到高效利用、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雾霾等天气频频发生等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凸显。

第四，不包容的问题。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要“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创造改革红利和共享改革红利的有机结合，应当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是由于教育体制、医疗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体制改革的滞后，城乡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化、均等化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农业转移人口不能被城市接纳和融合、公共服务缺失等不包容的问题十分突出。另外，劳动力市场体制改革、就业体制改革滞后等方面的原因，农村转移人口的就业机会受到城市居民的排挤、就业岗位受到限制等不包容性问题，同样亟待破解。这些不包容的问题，制约着人民创造改革红利的积极性，自然就制约着改革红利的释放。

第五，不配套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在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等一系列综合配套改革的协同推进中，才能有效地达到改革的初衷和目标，改革红利才能综合性地得到释放。我国当前垄断行业改革、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等经济领域的改革，就要求相应的政治、社会等体制改革作为综合配套改革，要求政府职能、权限等进行改革和转换，要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体制改革协同跟进。而我国当前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等改革的滞后，使得综合配套不完善、“横向协同”效应不足，改革共识和合力难以达成，这严重制约着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影响着改革红利的进一步释放。另外，一些综合性的改革试点地区，其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往往难以持续跟进，也影响着改革红利的释放。

三、进一步释放经济体制改革红利的基本思路

改革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当前，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成为改革的突出因素。改革达成共识和形成合力的难度在加大，改革的积极性和动力在削弱，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的要求在提高，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已进入攻坚阶段。因此，我们必须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基于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回顾和突出问题的认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创造改革红利与共享改革红利相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三十多年的历程充分地说明，人民群众是创造改革红利的主体，只有当人民群众的改革积极性高涨时，改革事业才能有序地向前推进，改革的红利才能得到有效释放。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不协调、不包容等问题，使得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滞后等原因，导致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差距在不断拉大，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的积极性。因此，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是经济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是市场导向与政府推进相结合。回顾我国三十多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实质是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从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党的十四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最终确立，其本质是由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因此，我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充分发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在市场经济中的杠杆作用，更大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最大限度地为不同的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的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因此，在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的进程中，必须遵循“市场导向与政府推进相结合”的基本思路。

三是顶层设计与发挥基层首创精神相结合。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发轫于农村经营体制改革，这种改革主要遵循的是自下而上、由易到难的改革模式，遵循的是“摸着势头过河”的经营性改革。过去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其更根本原因就在于改革缺乏整体性、系统性。我国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过去相对容易的改革已经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改革需要啃“硬骨头”。因此，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顶层设计，从全局上对改革的整体思路、战略取向进行顶层设计，以加强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我们也要看到，人民群众是改革红利的根本创造者，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注意发挥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

四是综合配套和与改革试点相结合。中国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改革目标模式之后，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改革就必须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相配套，只有相关领域的配套改革深入推进，才能有效地配合和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比如，我国一些经济领域的改革，包括垄断行业改革、财政体制改革、价格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等，都离不开相关领域的综合配套改革。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着力进行综合配套，促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共同深化、相互促进、良性发展，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重要保障。对于那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领域，要加强改革的试点工作，通过改革试点积累经验，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五是有序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遵循的是渐进式而非激进式的改革模式，这是我国经济改革道路的一个基本特征。改革前进的每一步，都是采取循序渐进、有步骤、有阶段的方式推进，都是在人们群众的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的基础上有序地推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终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局部探索后全面推开，先计划经济体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我国在深化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有序推进。应当着力指出的是，像政府机构改革、资源产品价格改革、医疗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这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领域，要进行重点突破。

四、释放经济体制改革红利需要进行重点突破

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活力”，“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对我国当前经济改革做了具体的部署。李克强同志亦指出，持续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是中国当前改革必须着力解决的三项任务。我国的经济改革事关能否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事关改革开放事业的成败与否，事关经济社会的稳定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大的要求，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对一些在未来经济社会建设中能够释放出巨大改革红利的重要领域打好攻坚战、实现重点突破。

一是要释放城镇化红利。城镇化是我国未来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也是我国未来释放改革红利的巨大潜力所在。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2.6%，要通过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配套制度的改革，释放消费和投资需求，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深入挖掘城镇化发展红利，助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二是要释放企业创新红利。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释放企业创新红利是我国深化经济改革的重要目标。与世界经济强国相比较，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我们必须充分释放企业创新红利，为保证我国未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三是要释放“新人口红利”。我国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农村转移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东部沿海企业发挥了劳动力低廉的比较优势，人口红利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深化改革的新阶段，我们必须加强教育体制、科研体制等领域的改革，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着力提高劳动者素质，释放“新人口红利”。

四是要释放结构调整红利。结构调整红利是我国未来改革的重要红利空间。目前，我国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失衡的问题较为突出，要通过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释放结构调整红利。

五是释放生态红利。我国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进一步加大，生态红利严重透支，广大人民对生态和环保制度的改革诉求很高。因此，我们必须加大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攻坚力度，进一步释放环境红利，使食品更加安全，空气更加清新，水更加清洁。

具体来讲，要继续深化所有制、财税、金融、价格、收入分配等各个领域的改革，进一步释放经济改革红利，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改革支撑。

第一、深化所有制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经营

这是深化经济改革的基本前提，是保障改革红利有效释放的核心问题。我国所有制改革的实质是公有制经济的实现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问题。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则是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深化所有制改革必须牢牢抓住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全面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推动国有大型企业实现整体上市，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促进产业升级、参与国际竞争、提升综合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鼓励和支持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要继续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打破行政性垄断经营，着力消除各种制度性障碍，破除阻碍民间投资的“玻璃门”、“弹簧门”等体制障碍，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依法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继续推进“新36条”的实施细则，并有针对性地进行细化，增强实践中的操作性。

第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

财税体制在宏观调控、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供给公共产品等方面起着主导作用，这是我国当前尤为重要和迫切的一项改革，必须坚定信心、凝聚共识、有序推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应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财政分配关系，优化收入划分和财力配置，实现中央和地方财力事权相匹配。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清理归并部分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增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提高预算执行的及时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增强预算透明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改革个人所得税,完善财产税,推进结构性减税,减轻中低收入者和小型微型企业税费负担,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十二五”时期应全面完成“营改增”改革，同时调整增值税分成比例，理顺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总之，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系，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

第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稳健的金融体系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对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能够灵敏地反映资金供求情况，以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缓解内外部经济的不平衡，增强金融机构间的竞争。加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推进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建设，健全金融组织体系，这是金融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金融机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完善分层有序、互为补充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不断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这对于降低企业的直接融资成本、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强化金融监管和调控能力，加强金融系统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健高效运行，这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四，深化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理顺价格调节体系

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价格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信号传递机制，应当按照“要素市场化”的原则深化价格改革，进一步理顺价格调节体系，以促进结构调整和资源保护。应当说，我国一次能源价格是比较高的，但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的视野应更开阔一些，应该放在整个资源和环境这样一个角度去考虑。将淡水、电、天然气、成品油等价格改革放在优先位置，通过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资源等的节约和有效使用。据统计，我国当前居民用水价格成本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比例不到1%，远低于世界银行建议的3%到5%，福利性的低水价不利于保护水资源。在价格改革过程中，要同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国有资源、公共资源的确权工作。同时，应尽可能地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断，改善管理，坚决破除大量资源通过不规范甚至违法渠道转化成了个人财富的体制机制因素，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奠定基础。

第五，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一项事关全局性的改革，事关广大人民群众能否共享深化改革所带来的红利。2013年2月5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是指导我国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收入分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石。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要继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公正，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改革红利由全体人民共享。一方面，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并重，继续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第六，深化土地、户籍、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增强改革的综合配套性

我国的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各种利益关系相互交织，要想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红利，就必须加强综合配套改革。要加强农村地权制度的建立，深化户籍制度的改革，着力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进一步加大教育体制、科研体制、卫生医疗体制等改革的力度，为释放城镇化红利、企业创新红利、经济结构调整红利、“新人口红利”等提供配套支撑。值得重点注意的是，广大人民对医疗卫生体制、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生态和环保制度等领域的改革诉求很高，我们必须扎扎实实地攻坚推进、重点突破。同时，要更加注重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协同效应，通过综合配套和改革试点相结合，充分发掘体制机制变革的潜在红利，以全面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改革红利的可持续释放。

（原载《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