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特征可概括为：赶超阶段的战略不能重复使用，实施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关键，产业和产业结构升级更加迫切；政府干预模式必须修正，要让市场更优化地配置资源，以降低发展的风险；随着国际化进程加快，需要加强国家战略管理，避免外部冲击引起的经济衰退；为减轻社会冲突导致停滞的风险，必须采取积极稳妥的政策缩小贫富差距，提振城乡居民的预期。
一、中国存在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吗？
第一，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中国发展面临的压力加大。当前世界经济结构进入了深度调整时期，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突显。我国长期以来国内生产大于国内需求，生产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只能依赖出口。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原有的供求关系被打破，美欧等发达国家开始改变高负债的消费方式，政府缩减财政支出，居民压缩消费增加储蓄，由此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需求下降，这给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另外，国内的外资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回归趋势加大，这些都加大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压力。还有一方面，当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西方国家普遍抱有怀疑的态度，不时会出现中国即将崩溃的悲观论调。现在他们突然发现，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到了不得不重视和打压的程度，于是又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现在，西方国家对我国民主、人权攻击此起彼伏，国际贸易上对中国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也层出不穷，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常遭遇政治化解读和处理，屡屡受挫。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并未随着中国崛起、不断强大而根本改善，相反某些方面还有恶化的趋势。
第二，经济发展过快，资源环境难以支撑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土地、能源、矿产在内的自然资源供需紧张。其一，土地供应紧张。我国人均耕地不足0.1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和发达国家的1/4。“十一五”期间，全国土地出让每年平均高达660万亩，2010年底耕地总数已减少至接近18亿亩“红线”。其二，矿产资源供应紧张。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矿产品生产和消费数一数二的大国。2011年，石油、铁矿石进口分别达2.54亿吨和6.86亿吨，分别花费1900多亿美元和1100多美元。两种重要资源对外依存度均超过55%。其三，生态环境压力过大。全国七大水系已遭到污染。据最新研究，2009年我国环境退化成本和生态破坏损失成本合计达1.4万亿元，约相当于当年GDP的3.8%。这些问题使我国持续发展面临空前的压力。
第三，持续的制度创新强度不够，经济和社会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中国的制度创新一般来说是通过改革实现的。这些年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的改革取得一定成效，有些方面和某些环节甚至有突破性成就。但同时，这些年改革也面临着许多阻力，在重大领域和关键环节还没有取得显著突破。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创新推动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主流。美国最典型，占据了现代农业、创造业、服务业所有领域的优势，从最高层次上，掌控着全球竞争的优势。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工业国，我们有200多种产品产量全世界第一，钢铁、汽车等制造能力都已远远超过美国，但这些基本上是模仿和学习发达国家，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没有多少创新和创造，只能跟在人家后面往前挪动，这种增长模式缺乏动力，很难长久持续。
第四，如不能有效推进改革，中国有陷入权贵资本主义陷阱的危险。一方面，腐败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并已经从权力周边扩散到一切具有垄断性和有寻租空间的领域，这些对中国社会正在产生无可估量的深远危害。大家已经看到，靠官员自律和政府的自身监督，难以遏制腐败。权力与资本结合，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侵害社会利益，已成为经济生活中的顽症。另一方面，现有土地出让制度会加速权贵资本主义形成。据报道，2011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额已超过了3万亿元之巨，已成为地方政府的一项巨额收入来源。土地收入不仅弥补了地方政府常规财政的不足，也成为很多地方政府大建楼堂馆所、大搞“政绩工程”的主要来源，以及扩大政府消费乃至挥霍公共资源的主要来源。在这种土地出让法则激励之下，高地价—高房价—高开发冲动的恶性循环难以改变。有学者提出，现有土地出让制度是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危险，这不能不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
第五，收入分配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必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尽管不同经济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有很大差别，但未能有效解决分配问题是一个共同的特征。我国现在收入分配面临的情况是，一个方面，居民收入低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变化。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之比1978年为2.6∶1，2002年为3.11∶1，2009年差距最高达3.33∶1，此后开始有所下降，2011年为3.13∶1。再一个方面，这些年收入向少部分人集中也是一个事实，国家统计局也好、学者研究也好都能给出相同判断的数据。关于收入分配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分配问题，主要是政府的责任，不仅仅是良知良心的问题。邓小平说分配问题大得很，比生产问题更大，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更困难，这就是说分好蛋糕比做大蛋糕更难。如果分配问题解决的不好，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会大大增加。
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面对我国目前存在的困难和矛盾，针对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社会上各种思潮给出了不同的解读和解决方案。老左派认为计划经济不容否定，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灾难是由于改革开放造成的，历史根源是文化大革命后期领导权被修正社会主义分子篡夺，背叛了毛主席路线，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新左派认为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资本权势导致了今天的问题，是资本在奴役着我们，因此要反对跨国公司统治、反对资本、反对市场、反对WTO、反对全球化。极端自由主义认为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改革不到位，要进一步加快改革，要彻底私有化。政府无用，政府要从经济活动中退出，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就行了。民族主义认为中国应在经济上“光荣孤立”，要通过战斗战争武力崛起。民粹主义认为司法不公、官商勾结造成的贫富差距是中国目前问题的主要原因，应该通过群众运动，推倒重来，彻底清算私营资本，均贫富。民主社会主义反对失业和贫困化，强调超越自由主义的民主，逐步走向宪政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国目前应退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的政策。社会建设主义者认为，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目前存在问题主要在社会方面，因此应该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社会建设上来，以社会建设为中心。
笔者认为，上述思潮有些只反映了我国发展或问题的一些侧面，并不是我国实际情况的全面反映，有些主张则是完全错误的，危害极大，我们要高度重视。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绩证明我国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发展带来的问题，不仅中国存在，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也证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都存在这些类似的问题。解决问题，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必须牢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首先，这是中央明确的政治思想路线。党的思想路线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按照政治思想路线的要求，根据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党从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要求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要抓紧时机，加快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其次，这由我国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决定。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基本国情没有得到改变。我们面临的许多困难有些是发展中带来的问题，但更多的是发展不充分带来的。我们目前的主要矛盾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这一矛盾又引起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矛盾，收入差距现象等。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增加社会财富，最大可能地实现社会公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从根本上促成一系列社会矛盾的解决。
第三，这是全球化背景下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要求。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挑战迎面而来。当代世界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什么？说到底是经济实力的竞争。只有经济发展了，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才能不断改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也才能在国际格局中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的需要。
第四，这是我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的需要。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我国还不是经济强国。由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说其是经济大国是从经济总量方面来讲的。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很快，经济总量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2010年，我国货物出口总额达到2972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2010年国家财政收入高达83080亿元。尚非经济强国，是从经济质量方面讲的。从人均GDP看，我国仅为4000多美元，全球排名仍在百名左右。科技发展水平从总体上讲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劳动生产率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从经济结构看，产业结构不够合理，我国还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工业比重较高，第三产业滞后。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需要我们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提高发展质量。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
第一，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目前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快速发展的原因有多种解释，其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影响很大。一种将中国的发展归功于以国有经济主导以及强有力的政府管制为特征的中国模式；另一种则认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源于市场化改革，使人们的创业积极性进一步提高。这两种观点隐含着是政府还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总体上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不断提高。大家知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具体说，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下搞市场经济，也就是说要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必须遵守，不能因为中国特色就不遵守这些基本规律。什么叫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说到底就是市场自由竞争形成的价格，它能够引导资源的自由流动，这种自由流动是由价格所引导，所以它能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一定要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严格约束行政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政府不能在配置资源中起主要作用。这是一个原则。
第二，经济发展必须保持一定的合理增长。今年中国上半年经济同比增长7.8%。这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有主动宏观调控、调整经济结构、出口不振、国内消费动力不足等等。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央强调科学发展，反对地方盲目追求和攀比GDP，致使有些地方有忽视GDP、淡化GDP的倾向，不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转向了以社会管理为中心的发展格局。与此同时，有一些学者提出经济增长已不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这些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不发展经济怎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并重是我们现实的选择，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当然经济增长率并不是越高越好，要有一个适宜的增长区间。就我国基本国情而言，它的上限就是资源供给约束、环境质量约束。从我国的经验来讲，7%—9%的经济增长率是适宜的。从我们国家经济特点来说，经济增速过高会恶化经济结构，增速太低也会恶化经济结构；经济增速过高难以持续，如果太低，也会产生一系列问题，难以持续，经济发展有必要保持一定的合理增长。
第三，抓住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发展战略机遇期推进体制改革。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各国经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各国都在寻求经济恢复的出路。这对中国来说，可以看作是一个再发展的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面对历史的发展机遇，我们必须牢牢抓住。这就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推动。改革已进入到深水区，虽然试验和试错的改革方式仍十分重要，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统筹城乡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所需要的改革必须整体配套、协调推动，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各领域，必须制定总体规划，对系统目标、系统结构和实现方式进行顶层设计和顶层推进，其动力机制是自上而下的，虽然初始改革动力仍在基层，但任何局部改革都无法替代新一轮改革的顶层设计。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和顶层推进，首先要做好各项改革的协调工作。其一，建立科学规范的决策和推进机制。其二，使改革沿着规范化、法治化轨道发展。其三，把好的地方改革经验上升为国家政策。
第四，加快推进分配制度改革。社会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原因很多，既有资源禀赋、市场竞争机制、发展阶段等合理因素，也存在体制机制不健全、政策措施不完善、发展不平衡的因素，特别是收入分配中掺杂垄断、寻租、腐败等因素，使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无论是从提高经济效益，增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还是从社会稳定角度来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中心问题之一。说到底，我们收入分配问题矛盾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政府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其二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国企的分配问题的解决；其三就是官员不合法收入问题的解决。这三方面解决好，其它问题解决起来不会有太大的阻力。
第五，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统筹城乡发展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大战略。统筹城乡发展涉及的方面很多，概括起来，从本质上讲就是城乡居民权利的一体化，让农民享有与市民一样的权利，实际上是要解决农民事实上长期处于不利地位的问题。统筹城乡发展有两个重要的轮子，一个是新农村建设，另一个是城镇化建设。从统筹城乡的角度来看，当前应把城镇化发展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主线来看待。通过推进城镇化，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农村居民人均资源占有量会大幅度增加，农业生产效率和商品化率将进一步提高，有利于提升农业生产规模化、市场化水平，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这是解决农业增长、农村稳定、农民增收问题的重大举措。与此同时，城镇化还可以进一步加强城乡联系，优化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配置，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整治农村生存环境，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最终达到城乡共同发展繁荣。
（原载《学术前沿》，2012年第11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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