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特殊困难时期，中国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既发挥了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采取超常规有力度的宏观调控手段保经济增长，又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前进方向，加快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在多重公共经济政策组合拳的协力作用下，我国经济在国际上率先实现回升向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国方式，提高了我国的国际社会影响力，也积累了重要的值得认真总结的原则和理念。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经济政策；中国方式
中图分类号：D232； F1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0）-06-0005-10
一、国际金融危机演进及其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冲击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与美国房地产泡沫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密切相关。2007年8月，已经高度杠杆化的金融机构持有大量违约美国次贷产品的消息被披露后，拉开了金融市场海啸的序幕。最初的数月，危机还停留在金融地产领域。进入2008年，危机逐渐从金融地产领域向其他领域扩散。随着雷曼、美林等金融巨头的轰然倒下，以对偿付能力担忧为表现的信用危机再度重创了金融体系，市场开始在流动性收缩的泥沼里挣扎，惨烈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全球股市自2007年10月末攀升至高位后开始逐步下降，在雷曼破产前的一年时间内，全球股市共蒸发了16万亿美元的市值，但在雷曼倒闭之后的10周之内，全球股市跌幅就超过了50%，市值损失达到35万亿美元，约相当于2008年全球GDP的2/3。全球贸易额迅速萎缩，全球制造业产量（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从2008年10月开始呈现直线下降。短短几个月间，危机迅速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从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蔓延，北美洲、欧洲、亚洲、南美洲等主要经济体均遭受重创，在全球范围引发了严重的信贷紧缩和经济衰退。
对此次危机的源头，经济学界有着多种解读，但归根结底，是由于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高杠杆金融衍生品泛滥以及政府监管缺位而造成的。具体包括：（1）为修复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对美国经济的创伤，美联储长期执行低利率政策，2001年至2004年连续13次降息，美国信贷机构向不符合信用标准的低收入居民大量发放贷款，造成了房地产投资的泡沫及其他经济领域的虚假繁荣；（2）美国金融衍生品创设和信用评级的金融监管不力，建立在高危资产上的大量的高杠杆衍生品，在市场预期发生逆转，流动性紧缩的情况下，就会成为一个个定时炸弹。由于通货膨胀风险加大， 2004年以后，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从1%调高到5. 25%，导致低收入居民住房贷款还贷压力空前，由次贷派生出来的系列金融衍生品市场信用全面下挫；（3）美国政府对次贷危机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估计不足，各种意见纷呈，难以达成一致认识。没能在危机早期及时介入并提供必要的政策扶持，造成危机迅速蔓延，愈演愈烈。从深层次来看，诚如胡锦涛指出的那样国际金融危机是对过度负债消费、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冲击，是对不适应形势变化、不与时俱进改革现行金融监管模式的冲击，是对自由放任和缺乏制约的发展理念的冲击。[1]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种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通过自由流动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弱化了各国经济和政策的独立性，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巨浪中独善其身。我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使2009年成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具体体现在：
1．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下，我国经济下行程度比预想的要严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 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 0%，为2003年以来最低水平。分季度看，一至四季度增长分别为10. 6%、10. 1%、9. 0%和6. 8%，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 0%。其中第四季度增速创近六年来新低，下滑态势非常明显。2009年，一至四季度， GDP增幅分别为6. 1%、9. 4%、8. 9%、10. 7%，全年比上年增长8. 7%。我国GDP增速连续两年回到个位数，且2008年至2009年各季GDP增长呈两边高，中间低的态势，2008年四季度数据较三季度环比负增长了0. 3%，“为16年来首次收缩”，危机最严重的时段对应着GDP增速的低谷。
2．对投资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面对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充斥的经济形势，企业对经济增长信心普遍不足，加上危机之初的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明显不足和国内银行放贷更趋谨慎等因素，企业投资的意愿和能力减弱。2008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累计增长15. 1%（扣除物价因素），同比回落5. 7%。2008年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72291亿元，比上年增长25. 5%，增速比上年加快0. 7%。这主要是由于第四季度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着重于固定资产投资以拉动内需，造成了年底的翘尾现象。
3．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相当高，进出口总额已相当于GDP的2/3左右，其中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对象。外贸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提高财税收入、稳定就业和促进产业发展等方面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对外贸易的大幅下降给我国经济带来严峻的挑战。根据海关统计，2008年11月、12月份外贸出口连续两个月负增长。2009年1月至7月，我国对外贸易累计进出口总值11467. 1亿美元，比2008年同期下降22. 7%，其中出口同比下降22%，进口同比下降23. 6%。2009年上半年净出口下拉GDP增长达2. 9%。2009年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4. 8%。外贸出口下滑非常明显，直接导致了两年间大量沿海出口型中小企业纷纷裁减员工，破产倒闭。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前几年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使其融资困难、人民币升值引起的出口成本上升等，也有前期压顺差政策调整的滞后效应，但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的海外需求下降导致企业生产过剩，产品无法销售，则是最主要的因素。与此同时，国内需求不旺和预期收入降低等因素超过了价格效应的影响，国内进口也开始下降。
4．对消费的影响。在危机来临前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外经济环境不景气、股市低迷、企业效益下滑、失业增加等因素，降低了居民收入预期，消费增速开始放缓，一些消费热点明显降温，消费者信心逐渐下降。数据显示， 200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8488亿元，比上年增长21. 6%，增速比上年加快4. 8个百分点。12月当月，消费增速为19%，数据虽然依然强劲。但零售额环比增速同样呈现放缓态势。
5．对国内金融体系的冲击。中国的资本管制及中国银行较为单一的盈利模式，限制了国内银行持有美国投资银行的股份或次级债券的投存数量，占其权益类资产比重并不大。但受金融危机影响，其持有的美国股票债券权益仍大幅缩水。国内部分金融机构逆市扩张，恰逢金融危机，几近血本无归，如中国平安巨资参股富通集团，亏损比例甚大；以及有色金属企业和航空公司在国际金属燃油期货市场上的套保巨亏。以上林林总总，教训不可谓不惨痛。此外，金融危机还导致中国金融市场的资金流动放缓，干扰了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影响了整个金融业的经营环境。
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国方式”和经济政策
举国上下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也是深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过程。中国在经受严峻考验和艰难抉择的同时，也形成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的“中国方式”，这也是我们在本次危机中的重要收获。2010年3月，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从四个大的方面概括了中国政府的应对举措：一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二是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夯实长远发展基础；三是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四是着力改善民生，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应当说，在特殊困难时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国方式”，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需要认真而客观地总结其特点和效力。
1．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因势利导，从容应对。这场由美国华尔街引发的金融危机，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信任或信心危机，美国部分金融机构的极其不负责的行为，使得民众和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失去了信任和信心，进而使危机迅速蔓延到全球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既然危机由失去信心开始，那么战胜危机就应从重新树立信心开始。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要树立信心，提出了“信心比黄金还要重要”，并强调“人的信心、创造能力和不怕困难的精神，是应对危机的最重要因素”。当然，信心要建立在现实基础上，对中国来说，信心就建立在改革开放30年来持续发展所积累的实力上，以及中国巨大的内需市场。清醒认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立性和生命力，才能够稳住阵脚，迎难而上，迅速而有效地展开后续的一系列工作。
2．及时反应，果断出击，与时俱进，阶段推进。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中国政府在认识上和行动上确定了“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总体思路，这一决策原则的确立使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初期就争取了主动，及时地稳定了局势。该思路的实际形成是建立在对不同阶段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客观分析和经济政策的适时调整基础上的。200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已经提出，密切关注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要及早制定预案，妥善应对，趋利避害。200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对形势作出判断，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正是有了这样建立在集体智慧上的与时俱进的正确判断，中国政府才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全球大行动中率先出手。在金融危机逐渐深入，经济形势恶化的形势下，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首先果断地终止了“双防双紧”的宏观调控——财政政策由“稳健”转向“积极”，货币政策由“从紧”转向“适度宽松”。这就为实施后续计划和政策措施以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提供了坚强的财政和金融保证。尔后又在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的前提下，迅速出台并不断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着力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如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的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从酝酿到出台，只用了一周时间； 11月9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重大调整以及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没有经过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过就直接向社会公布，这种打破常规的做法也是前所未有的。2009年伊始，从1月14日到2月25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国务院常务会议就通过了汽车、钢铁、造船等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4万亿元投资前两批2300亿元的中央投资部分在春节前下达到位； 2009年1月份人民币贷款新增1. 6万亿元，创历史新高。一系列救市政策的迅速出台并落实，为经济复苏打下了一块块坚实的基石，加快了国民经济扭转颓势，重返上升通道的步伐。
3．措施得力，针对性强，统筹全局，协调配合。在政策的制定上，党和政府审时度势，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明确具体地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经济工作原则。从目标上看，该原则不仅着眼于确保短期内经济增长速度和稳定金融市场，而且兼顾促进就业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从手段上看，实施过程中综合运用了利率调整、政府投资、税收减免、扩大消费信贷、补贴弱势群体等多种方法。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考虑协调“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之间的关系。
4．加强调控，强化组合，突出重点，兼顾长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国政府及时调整宏观政策取向和力度，迅速出台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公共政策的重点是在特殊时期强化政府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的职责，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一是发挥国家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根据经济形势变化态势，合理确定和及时调整宏观调控的方向、重点，采取超常规的、有力度的宏观调控手段。二是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制订并实施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及配套细则。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推进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和兼并重组，防止产能严重过剩。三是对出口提供政策支撑以减弱外需下滑等，加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出台各种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着力扩大国民消费。四是积极履行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寻求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平的均衡，推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建立与现阶段国情相适应的保障体系。五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加强对绿色产业和循环经济的政策扶持，切实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
从当时具体的公共经济政策来看，主要有以下内容：
1．信贷政策。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变为适度宽松，央行连续5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累计分别下调1. 89%和2. 16%；连续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累计下调2%，中小型金融机构累计下调4%，使商业银行可用资金大幅增加。还出台一系列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诸如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方式加大了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力度，加大对“三农”的金融支持等，扩大贷款总量，优化信贷结构。上述信贷政策一方面有效降低了企业资金成本，另一方面保证了银行体系有充分的流动性，能够给全社会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鼓励企业进行生产经营。
2．财政政策。转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和实施结构性减税。具体包括：推出了总额达4万亿的两年计划，主要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铁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方面的建设和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其中中央政府计划投资1. 18万亿元，并带动地方和社会资金参与建设。2009年，全年GDP增长8. 7%，投资拉动了8%，投资对GDP的贡献率高达92. 3%。还推出了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和消费补贴政策，主要包括：中小企业、房地产交易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证券交易印花税单边降低征收，取消利息税，给予居民如“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类的消费补贴，小排量车购置税减半等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政策。一年可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据财政部的数据显示， 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 53万亿元，较上年增长了15. 5%，如果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了16. 9%。政策实施效果快速显现，有效改善了居民生产生活条件，拉动内需作用明显。
3．外贸政策。为应对逐渐恶化的外贸形势，外贸政策调整为“综合运用出口退税、外贸发展基金、财政贴息等政策措施，加快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努力保持出口稳定增长”。主要措施是：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稳步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改善进出口金融服务；扩大国内有需求的产品进口；促进投资和贸易互动；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强和改善多双边经贸关系等7项措施。具体举措包括调整了3486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大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 8%等政策。经过种种努力，虽然由于外需依然不振，外贸进出口总体继续下降，但降幅已经明显收窄。2009年进出口总额比上年下降3. 9%。其中，一季度下降24. 9%，二季度下降22. 1%，三季度下降16. 5%，降幅明显收窄， 12月外贸进口同比增速则达到55. 9%，创下2004年3月以来的新高；出口同比增速由11月的-1. 2%转负为正，急升至17. 7%；当月进口金额、出口金额均为年内最高，外贸整体呈现见底反弹的态势。
4．产业政策。繁荣的经济环境之下，很多问题会隐藏起来，不易发现，而金融危机的冲击，使结构不尽合理、产能过剩、缺乏核心技术等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更为凸显。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全面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就成为应对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之一。落实过程中的原则是：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资源配置效率。鼓励企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调整产品结构，提高生产经营水平。不断完善和落实金融支持政策。具体举措是：推出了包括汽车产业、钢铁产业、装备制造业、纺织产业等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一大批优势企业不仅实现了营业收入的快速增长、而且盈利能力也得到很大提升，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实力明显增强。钢铁、有色金属、纺织、船舶业、石化、物流等产业，在振兴政策的刺激下，业务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和增长。
5．区域政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家陆续批准了一系列区域规划和区域性文件，2009年1月8日，国务院正式批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1月26日，国务院通过《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 5月14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 6月25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 6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横琴岛总体发展规划》； 7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 7月1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江苏沿海地区规划的批复》； 8月30日，国务院批复了《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 9月23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获得原则通过《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 12月1日，国务院通过《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 12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 12月24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 12月31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年1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尽管这些措施的出台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不是直接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但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加快了规划批复的步伐，客观上对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经济稳定性，起到了积极作用。
到2009年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比上年增长8. 7%。年末国家外汇储备23992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4531亿美元，财政收入增长11. 7%。[1]一系列的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了严重下滑的阴影，率先开始了曲折而坚定的复苏。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经受住了重大考验，中国政府推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动力不仅驱动了中国发展，而且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强引擎。对此，各主要经济体对中国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的行动以及中国经济复苏对世界经济的贡献都给予了积极评价。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高度评价中国应对金融危机举措，他赞赏中国在应对危机中所扮演的“负责任角色”，他强调，中国将继续在世界经济中扮演关键角色，中国的发展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来说都是一个机会，一个稳定、繁荣与和平的中国符合中国人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佳利益。[2]日中经济协会理事长清川佑二表示，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为确保经济较快增长和稳定就业，早早研究对策，全力以赴保持本国经济活力，采取了包括扩大内需，改善民生的政策。他强调，中国以扩大内需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不仅将有助于中国的产业发展，有助于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会给外国企业带来扩大在华业务的巨大商机，有望成为“双赢发展的代表性模式”。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院长蔡旭表示，在实体经济衰退蔓延全球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迅速地提出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比其他主要经济体行动更迅速、更及时，这一点应该受到高度评价。[1]当然，对于国外的赞誉我们也要保持理性和平常心，甚至也要有些警惕，对我们存在的问题要有紧迫感和危机感。
三、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强化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梳理
古典经济学家并没有真正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至于各种争论绵延数百年。现代经济学理论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解释，要求人们在实践中需要根据两者的功能和边界进行常态把握。历史经验表明，各种形式和不同内容的危机都会给政府的改革创新提供契机。在重大自然灾害、传染疾病疫情发生或宏观经济剧烈波动等特殊时期，需要强化政府的政治权威和宏观调控功效。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特殊困难时期，政府的救助往往是经济和社会最直接、最迅速、最有效、最后的“稳定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深了中国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认识，更深刻感到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把握，需要结合具体国家发展阶段和发展实际有所侧重地妥善取舍，夸大或贬低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割裂或重叠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都是错误的。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出手对金融市场进行干预，这是短期的“救火”措施而非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否定。同样道理，中国在应急处理中加强政府干预的做法，是困难时期的特殊措施，而不是常态。政府采取的一切调控措施，其本意都是要以辅助市场的自我恢复机制发挥作用为宗旨。我们不能由于紧急或危机状态下必须采取一些特殊政策而否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对于有些人对市场经济提出质疑，认为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基础性作用是错的，甚至提出应该让计划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不负责任的观点，也需要进行纠正。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深了中国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认识，有几个重要的结论。
（一）必须坚持运用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两种手段，既要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还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的市场机制，有效的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的市场化改革，绝不会把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对立起来，而是坚持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统一，既尊重市场规律，千方百计激活市场，又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决策高效、组织有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既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又要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两手都要用，都要硬，都要发挥作用。我们既要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又要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来克服市场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我们既要发挥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宏观管理要体现出中央说话能够算数；还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前进方向，尊重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品质。坚持运用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两种手段的配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能够发挥的保证，这也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得出的重要结论。
（二）必须坚持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有机结合，既要有国家大规模的财政投入，还要鼓励引导民营企业的发展和民间社会资本的投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施了宽松的财政政策，政府投资空前加大。从国家扩大投资政策的范围和指向来看，这是基于我国国情且符合经济形势走势的正确选择，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既赢得了时间又争取了主动，效果也是好的。[1]应当说，在外需严重下滑和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下，政府把扩大内需的着眼点放在投资扩张方面，而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投资扩张更主要的表现为政府投资扩张，这是有道理的。从实际情况看，中央政府投资主要投向公共领域，希望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目的在于引导带动社会投资。在经济企稳回升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对存在的问题也有清醒的解决方案，认识到既要有政府投资又需要民间投资和社会资本的跟进投入，把握好结合将是决定中国经济复苏轨迹的关键内容，这些也是决定未来市场走向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的政策如何启动市场力量就成为考虑的重点，特别要考虑“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运行恢复常态时的政府投资方向的调整，尤其不能让社会形成“国进民退”的印象。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2010年5月国务院出台了鼓励扩大民间投资，完善和落实促进民间投资的相关政策，力争打破“玻璃门”，要求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深化传统垄断行业和领域改革开放，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通过联合重组等方式壮大实力，建立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以求在实践中实现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统筹协调和有机结合，希望形成“国进民也进”的双赢局面。
（三）必须坚持处理好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的结合，既要有政府短期和临时性的消费刺激措施，还要靠市场解决内需的长期持续增加。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既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应急之举，也是推动科学发展的长远之策。诚如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谢伏瞻所言，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注重远近结合、标本兼治，既克服短期困难，又加强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为长远发展奠定基础。[1]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消费者信心指数逐季回落，防范性储蓄动机增高，使得居民有钱不愿花、不敢花，从而抑制了限期消费增长；证券市场波动过大和财富效应消失，也影响了一部分股民的消费信心和消费预期，进而影响消费需求的增长。在具体实施中，政府采取诸如减税、购物抵税、增加消费信贷、直接向居民发放现金和消费券等方式刺激即期消费，同时通过对银行存款提供担保等措施保障居民的长期消费能力，这些都对我国增加消费需求提供了有益的助力。从短期来讲，政府采取的扩大内需的措施，以及各地方政府发放消费代金券等临时性措施，会起到一定作用，但经济学理论和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其作用是有限的，具有短期性，难以长时间持续，有些政策副作用很大。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应是解决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层面的障碍，加大对医疗、住房建设和教育等方面的投入，认真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价格矛盾，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实现内需的可持续增加。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围绕城乡统筹和城镇化发展、强化农业农村基础和解决“三农”问题、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加快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问题，国务院出台了（还将陆续出台）一系列的公共经济和社会政策，着重长远问题的破题和解决。如此，就把解决短期问题和解决长期问题结合起来。
（四）必须坚持重点产业振兴和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联动，既要调整和振兴若干重要的产业，还要激发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在市场中的活力。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需要调整和振兴若干重要产业，通过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功不可没， 2009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增长11%。其中汽车产业无疑受益最明显，在全球车市都出现不同程度下滑的情况下，受到购车减税、以旧换新、汽车下乡等政策的刺激，中国汽车市场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全年的汽车销量不仅首次突破千万辆大关，而且一举超越美国成为全球销量最大的国家，全年总销量达到1364. 48万辆。这与欧美日等国家汽车巨头大多举步维艰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家电、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也是受益于产业振兴规划效果比较明显的产业。在调整振兴重点产业的同时，还要大力发展服务业，放活中小企业。应当说，这方面是我们的软肋和弱项。我国服务业长期落后和服务业务比重低的原因与政府的长期管制有着密切关系，增加供给的方式主要是减少政府的过度管制和干预，减少税收负担，增加经济自由度，为个人和企业提供激励。教育医疗领域应当率先成为开放的重点，在提高政府对基础教育和公共医疗机构投入的基础上，加快教育（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行业和医疗行业开放步伐，吸引民间资本向这些行业流动，激发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在市场中的活力。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温家宝在2009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大力发展面向民生的服务业，要大力发展面向生产的服务业，要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服务业。要促进服务业的规模化、品牌化、网络化经营。
总之，只有正确把握和妥善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有效发挥“两只手”的各自比较优势和相互协调配合作用，积极探索并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努力消除制约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影响长远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才能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为国家长治久安增强体制保障。
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需要注重的发展原则和治理理念
通过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的国家动员机制和政府管理体制与西方国家的体制相比有明显的特色优势，如果发挥好，在特殊时期和关键时期非常管用。那么，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日子里，如何发挥其优点，扬弃其短处?我们感到，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要把握好若干发展原则和治理理念。
（一）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保证中央政府的政令畅通和地方政府适当的自主权，发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虽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个老问题，但是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进程来看，各级政府只有按照加快职能转变的要求，结合实际，突出管理和服务重点，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和各自的事务，才能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体制，真正调动两个积极性，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合力抗击国际金融危机。着眼于长远，中央政府要制定和完善全国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各类标准，中央政府相关部门要从负责提供公共服务的支出，转向全国基本公共服务的规划、指导和监督。中央政府要加强经济社会事务的宏观管理，进一步减少和下放具体管理事项，把更多的精力转到制定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上，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地方政府要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加强对本地区经济社会事务的统筹协调，强化执行和执法监管职责，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促进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要加快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探索地方政府层级改革的路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把保持中央财政适度调控能力与扩大地方财力结合起来。加快投资体制改革，投资项目审批权适当简化和下移，中央政府集中力量解决涉及国家战略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问题。完善配套的投资管理统筹协调体制与机制，实现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模式创新。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实现地方财政能力均等化，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确保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下大决心改善民生，既要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要注重劳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实践再次证明，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把改善民生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途径，围绕改善民生谋发展，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强大动力。2009年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交出的答卷亮点纷呈：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了就业的基本稳定；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推动我国社保制度建设迈出历史性步伐；中央财政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比上年增长2倍；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稳步推进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我国社会建设加速推进，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目标迈进了一大步。[1]本届政府把民生欠账的压力变为建设的动力，坚持把公共资源配置更多地向民生领域倾斜，扩大公共服务，加快社会事业发展，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切实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同时，也在下大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格局，集中财力建立与我国现阶段国情相适应的保障体系，争取在本届政府任内，能够在直接关系民生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领域有重大的制度性突破和建树。
（三）应对金融危机不仅不能减缓改革，而且要加快改革和体制创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手段的重要作用。实践证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要审时度势，择机推出一些重要的市场化改革措施，以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一是加速推进价格改革，抓住有利时机出台有关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和环境税方案。二是加大垄断行业的改革力度，加快石油、铁路、电力、电信、银行、保险、市政公用设施等行业的开放，可考虑尽快推出几个行业的突破性改革试点，例如抓紧研究制订铁路体制改革方案，加快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扩大城市供水供热供气、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特许经营范围等。三是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扶植中小企业发展，对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以及民营创新企业加大扶植力度，在信贷、税收、出口和市场准入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四是要抓住时机抢占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大力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低碳经济、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振兴装备制造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里特别强调要加快建立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政策体系和规划体系，推动旅游娱乐休闲、文化创意产业、医疗保健康体、教育职业培训、社区家政服务等新兴服务产业大发展。五是调整和改善社会资金结构，引导和推动信贷资金流向实体经济，设立国家股权投资基金、国家产业投资基金，推动我国资本市场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四）推进城乡一体化，破除二元经济，需要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和制度体系，稳妥有序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步伐。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党和政府更加强调统筹城乡发展，为城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互相促进、协同发展创造条件。统筹城乡发展，这不仅是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切入点，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选择。有序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是扩大内需的持久动力，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发展的新引擎，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载体。为此，要建立和完善统筹城乡的财政税收体制和金融保险制度、土地利用和建设规划制度、产业布局和产业协调制度、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和公共服务制度、人力资源开发和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制度、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制度等，为实现城乡一体化创造条件。为了推进这个历史发展的进程，就要提高大城市投资项目的准入门槛，用地指标适当向中小城市倾斜，引导企业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搞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规划，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实行市镇体制创新，稳步启动符合条件的县改市和大镇设市的行政区划调整，加快设市建设。
（五）既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要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党和政府更加深刻认识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多年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所推进，但从总体上看，进展缓慢问题仍比较严重且突出。集中表现为：一是发展结构不合理，产业层次低，投资消费关系失衡，城乡、地区发展不协调，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二是经营方式粗放，投入多，消耗高，效益低，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这些问题，既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有关，也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有关。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市场经济模式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使政府对自身改革和建设的重要性认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许多深层的矛盾和问题都同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密切相关，迫切需要加快突破一些影响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和制度环境。维稳成本的加大和社会生活中突出的矛盾和潜在的风险也要求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快推进教育、卫生、文化和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需要加快建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尽快完善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把政府职能转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只有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才能有效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六）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要完善优化国内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还要致力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和金融秩序的分化调整契机。一方面加快改革和完善我国的金融体制和金融体系，借鉴西方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对我国的警示经验，加快资本市场建设，优化国家战略储备体系中的实物结构和货币结构，寻求海外投资，化解国家外汇储备风险。另一方面更加积极地开展经济外交，积极参与重大国际变革行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二十国集团等重大国际舞台上，提升“中国声音”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影响力和在国际金融新秩序构建的话语权，积极参与和推进国际经济体系乃至政治体系变革的进程。从实际情况来看，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我国的国际地位也在明显上升，我国也需要紧紧抓住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上海合作组织召开峰会等契机，积极推进区域合作。进一步做好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合作等方面的对外工作，在妥善解决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总之，要紧紧抓住战略机遇，为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建贡献中国的力量和元素。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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