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占斌：改革仍是我们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

迟福林教授是我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多年来致力于改革发展理论和体制创新实践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关键时期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在我国理论界和中央决策层均产生重要的影响，其率领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被誉为“中国的民间智库”。

迟福林教授新著《第二次改革：中国未来30年的强国之路》（以下简称《之路》），最近由中国经济出版社正式出版（2010年元月）。《之路》对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体制改革和政府转型理论进行了集中的阐释，旗帜鲜明的提出了第二次转型直接依赖于第二次改革的理论观点，具有开创性意义。《之路》重点强调了改革仍是我们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思想，更是发人深省。正值国家应对金融危机取得阶段性成果之际、正值国家“十二五”规划研究制订的启动时期，《之路》出版后引起经济学界的高度关注，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等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书评。下面我结合对《之路》的学习和理解，对“第二次改革问题”进行解析。

一、中国的改革进入历史新阶段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期的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得到巨大提升，“中国奇迹”和“中国道路”等赞美的词句也频频出现了国际社会的评价中。中国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这也是我们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最基本条件。过去30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已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新时期全面转型的巨大压力。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这十年，无论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压力，还是社会公共需求转型的压力，或是政府转型的压力，都日益突出。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全面转型压力的增大，对中国发展无疑是一个战略性的挑战。这是作者在《之路》中对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的一个总的判断。应当说，这个揭示是非常深刻的。

在发展阶段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共同作用下，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正是在这个特定条件下，《之路》提出，这一变化将逼迫我国加快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过渡，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转变。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第二次“转型”，是由两个基本因素决定的：一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消费需求萎缩将成为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下，“大进大出”的经济增长模式必然终结。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型需要面对的紧迫而重大的课题；二是我国的需求结构上开始出现明显变化。例如，社会需求结构由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升级、由私人产品需求向公共产品需求升级。扩大内需已成为我国发展阶段变化的内在要求。正因为如此，《之路》提出：第二次转型直接依赖于第二次改革。

近些年来，在思想理论界有学者提出，我国的经济改革基本结束，以后只是发展问题。这似乎是说“改革淡出”，“发展登场”。这样的简单说法能够站得住脚吗？《之路》是不赞成这样的观点的。而是认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它对我国带来的冲击却再次凸显改革的重要性，改革不仅没有结束，反而面临更加艰巨的任务。未来的发展，要推进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需要采取体制机制、政策法律等综合措施。中央强调从制度安排入手，就是要求深化改革，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对此观点，我非常认同。之所以重新强调改革，是因为我们的改革还没有到位；之所以重新强调改革，是因为创新体制的任务还很急迫。

进入后危机时代，我国改革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改革的推动也有明显变化。着眼于发展方式转型的改革，需要决策层有大的决心，要在一些基础层面有大动作。从我国改革的历史来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方向来之不易，是我们经过长期探索得出来的结论。今天中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我们必须坚持改革不动摇。过去30多年的实践证明，在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困难面前，坚定地进行“第二次改革”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

二、第二次改革的主线

《之路》认为“十二五”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在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形成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的基础制度；为推动和实现发展方式转型的重大突破和重要进展提供活力、动力和合力。这就把改革摆在了推动发展的非常关键的位置上。那么，如何理解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呢？或者说，《之路》是如何理解这三个方面问题的呢？

首先，《之路》认为“十二五”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是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例如投资消费出口失衡、服务业比重徘徊不前、城市化进程滞后于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深层原因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体制因素尚未消除，并与特定的宏观经济形势结合在一起，不断固化现有经济增长方式。例如，我国多年来粗放型发展方式转变缓慢，数量扩张惯性难以扭转，一个重要原因是价格改革不到位，特别是资源产品价格既不能很好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又不能很好地反映环境损害成本，在客观上使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的粗放型扩张有利可图，高能耗、高排放、资源型产业上展得不到有效控制。价格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最灵敏的信号，价格扭曲必然使有限的资源无法实现优化配置。只有深化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确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才能从经济上有效抑制“两高一资”产业的盲目发展，使经济增长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的轨道上来，从而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另外，粗放型上展方式转变缓慢，还在于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短期GDP快速增长。因此，必须着力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不再把GDP增长作为主要考核评价标准，而是进行全面考核，特别是着重考核公共服务水平，包括治安和法治环境状况，社会发展程度如就业、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发展水平，环境和生态保护情况，居民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变化情况等。

其次，《之路》认为“十二五”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二，是以适应社会公共需求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未来5-10年是我国社会转型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能否实现平稳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社会问题的估计以及相关改革决策的选择。目前中国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这是产生当前诸多社会矛盾问题的重要原因。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两个最基本结构。前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社会形态，是观察分析这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状况、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而后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经济形态，是观察、认识这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其中社会结构由就业结构、消费结构、社会阶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家庭结构、城乡结构等多个指标构成。现实发展中的若干重要指标表明，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甚至有些指标表明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但是，社会结构指标还没有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而实现整体性转型，多数社会结构指标仍然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从社会现实来看，我国已开始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公共产品短缺将成为制约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缓解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与公共产品短缺矛盾需要加快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制。社会政策与社会体制改革的有机结合。比如，在加大民生收入的同时更加注重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在加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同时，更加注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接；在采取各种措施处理社会矛盾冲突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在采取各种措施保就业的同时更加注重就业体制改革。

最后，《之路》认为“十二五”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三，是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中国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型的突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的关键在于确立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的突破，关键在于通过政府转型形成规范的公共权力行使的制度框架。政府转型从2003年SARS危机提出到现在，应当说有所进展，但是没有多大的突破。中央政府确定以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的“十一五”政策导向难以落实，重要根源在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特点仍很突出，尤其是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非常明显，甚至在反危机中还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其主要特点是：以追求GDP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上重化工业项目和热衷批租土地为主要途径；以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从现实的情况看，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型与政府决策。以建设消费大国为主线的转型与改革，需要彻底改变政企不分的体制，政府不应当也不需要继续扮演经济建设主体的角色；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干预和政府作用必须建立在市场基础之上。就是说，不放弃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以上三个方面，主要构成了“十二五”时期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之路》把发展方式转型作为第二次改革的主线，这是与中国下一步改革基本要求相一致的。事实上，作者这一理论表述在多年之前就基本形成，并在重要的文章中已经或多或少的进行过论述，这次利用《之路》出版之机进行了全面的阐释，由此充分看出作者对改革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对当前实践的把握。

(原载《中国经济导报》，2010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