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收入分配关系国计民生,关系改革发展大局,社会认同度很高,反响也比较强烈,已经成为新的发展阶段最具政治意义的经济问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需要改革分配制度。“十二五”乃至更长的时期,我们要实施强国富民的战略,改革分配制度,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通过发展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关键词:科学发展;收入分配;强国富民;居民收入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638(2010)01-0018-06
一、收入分配关系国计民生和改革发展大局
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收入分配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促进作用,一直致力于通过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来改善和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精心探索,做出了许多重要部署①。近些年来,国内一些机构和学者加强了对收入分配的社会调查和实证分析,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从各种数据统计和问卷调查的情况来看,收入分配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与劳动就业、权力腐败等问题一直排在前三位,关系国计民生,关系改革发展大局,社会认同度很高,反响也比较强烈,巳经成为新的发展阶段最具政治意义的经济问题。为什么收入分配改革问题如此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呢?
第一,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循环协调机制形成,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经济的发展需要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需要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环环相扣,保持经济自身循环机制的协调。如果不处理好这四方面的关系,经济内生的循环协调机制就不能形成,也就无法保证经济能够长期持续发展。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关系中,分配是重要的关键的环节。如果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就会出现边际效应递减,更多地转化为储蓄和投资,形成不了消费能力。而消费倾向最高的多数人,却因实际可支配收入过低而缺乏购买能力,导致消费预期改变,从而降低总的居民消费需求。实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要改变我国投资增速过快,居民消费偏低的问题。而改变居民消费偏低问题,就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第二,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共建共享和谐社会,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建设,既要使经济发展、物质财富比较丰富、人民生活比较殷实,又要使社会公平公正、氛围祥和而充满活力。市场经济本质上属于利益驱动下的效率经济,经济快速增长可以在总体上提高全社会的福利,但却并不能自动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同样重要,“蛋糕”分配不公也会带来“有增长,无发展”的严重社会问题。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并不能保证社会公平公正的自动实现,过分依赖市场调节往往会出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因此,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在继续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求负有更大责任的政府必须尽职发挥收入分配的调控功效,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使全体人民能够共享改革 发展的成果,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促进社会祥和稳定。
第三,彻底解决最贫困人口的脱贫,提高人民整体生活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深化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到20世纪末,我们实现了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设计的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总体上跨入了小康社会的门槛。如此大的经济体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强烈关注。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党的十七大强调要确保到2020年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我们亲历了国家日新月异的巨大变革,见证了中国对人类发展进步事业的贡献。但同时也要清醒的看到,我国还有2000多万最贫困农村人口脱贫问题没有彻底解决, 制约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从总体实现小康到全面实现小康,需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也更有理由对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提出更高标准的要求。
第四,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调动企业和人们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竞争能力的发展,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改革开放和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极大的鼓舞了企业和人们发展生产、创造财富、贡献社会的热情,使我国实现并保持了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当改革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以后,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分配制度缺位和分配秩序混乱,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暴露出了许多问题,拉大了贫富的差距,有些政策性和体制性因素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巳经压抑了企业和人们发展的积极性,给企业治理和企业创新增加了难度,更容易引发社会公众心理的失衡,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化解和消除这些问题,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和效率,提高企业的长期竞争能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迫切需要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二、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的基本特征和主要问题
对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既不能简单的歌功颂德,也不能简单的一味否定。第一,30多年的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居民收入增长最快、居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但同时也出现了居民总体收入差距呈现快速扩大的趋势。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以世界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稳步推进,各阶层群体都获得了改革带来的实惠,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正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但我们也要看到,伴随着居民收入和家庭财产普遍增加,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些年居民总体收入差距也出现了快速扩大的趋势。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大致为0.21-0.24,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大致为0.16-0.18,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综合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而且从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曲线来看,仍将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从居民实际收入来看,这几年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较快,但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2004年和 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分别为3.21:1和3.22:1,2006 年扩大到3.28:1,绝对额的收入差距达到8172元,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仍在扩大。因此,出现“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矛盾现象。
第二,大规模扶贫开发极大地缓解了贫困现象,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占20.4%的低收入家庭也比过去有明显较快的增长,但同时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明显扩大的新发展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发展生产、消除贫困的工作。但大规模意义上的扶贫开发,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提出并实施的。继1993年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之后,2001年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以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扶贫开发,使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善,极大地缓解了贫困现象。从1978年到 2007年,中国的贫困人口由2.5亿人减少到2000多万人②。近些年,国家也通过加大财政的转移支付,提高最低保障标准,完善医疗保险,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努力,创造条件让20%的低收入家庭增加收入。从纵向比来看,低收入家庭近些年收入增长很快,确实上了一个台阶,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但一方面,我国还有相当多的贫困人口,2000多万农村最贫困人口的贫困线标准还比较低,依靠各种救济生活的城市居民大约也有2000多万人。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人民币储蓄存款约在 20万亿左右。根据测算,存款分布非常不均,20%的高收入者占了80%,而80%的低收入者只占20%。从横向比来看,与已经涌现出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甚至数十亿富翁阶层财富的快速积累相比,这些低收入者的差距相当大,的确还处在财富分配分布的最低端。
第三,国民总收入分配的比例关系发生变化,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显著增加,而居民收入比重却出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由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居民收入三部分构成。近些年,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国民总收入分配格局明显出现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发展趋向,体现为企业效益提高,企业利润增长,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加。改革以来,政府税收每年都以20%的速度增长,近两年更是高达30%,2007年财政收入约5 万亿,增长33.3%,而居民收入增长不到10%,扣除通胀后就会更低些。政府收入增幅不仅远远超过居民收入,也超过企业利润。如果再加上各种收费和罚款,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盘子更大。据有关方面测算,从2002年到2006年,政府收入比重从17%上升到21.4%,上升了3.5个百分点。企业的收入比重从20%上升为21.5%,上升了1.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却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2002年为62.1%,2006年为57.1%,下降了5个百分点。由于政府收入所占比重整体上升,居民收入比重总体下降,导致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也相应发生了较大变化③。
第四,按劳分配和按要素贡献分配结合起来,改变了过去分配排斥资本、技术、管理的方式,但出现了要素分配的比重向资本倾斜和劳动报酬下降的问题。计划经济年代,我们实行的是单一的劳动报酬制度,其他要素受到压抑,经济没有活力。在改革中我们突破了过去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积极探索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实现形式。应当说,允许和鼓励资本、技 术、管理等按贡献参与分配,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和进步。处理好这些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关系,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近些年也出现了劳动报酬在逐渐下降,而资本利得逐渐提高的问题。从1990年到2005年,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低到41.4%,下降了12个百分点(专家)。从1993年到2004年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从17.28%下降到12.16% (国家统计局),要素分配的比重出现向资本倾斜和压抑劳动的走势。 根据测算研究,我国目前的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40%,资本收入占60%。而大部分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一般占80%,资本占20%。西方发达国家要素收入份额变动呈现的趋势是,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大,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小。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内含人力资本的劳动对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增加的贡献较以前大为增强 了。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企业改革出现过工资侵蚀利润的情况,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但却出现了利润侵蚀工资的情况,在国家经济和总体财富增长的情况下,劳动报酬却长达十几年走低,这种现象非常不正常。
三、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政策建议
经济学意义上的收入分配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宏观方面的整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分配,另一种是指微观方面的个人的收入分配。研究收入分配需要综合考虑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国民总收入在国家、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各占多大比重;二是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主要生产要素在收入分配中各占多大比重;三是居民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基本格局。今后“十二五”乃至更长的时期,我们要实施强国富民的战略,需要改革分配制度,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通过发展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由此,我们提出如下思考。
(一)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最重要的是加快经济发展,不断扩大就业,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破解收入分配难题,前提是加快发展,只有发展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特别是加快经济的发展,创造共同富裕的强大物质基础,才能从容地协调和解决好复杂的分配利益关系,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真正维护社会公平公正。需要特别重视的是,就业是民生之本,涉及到人的尊严,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保障民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保障就业。要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扩大就业,改善失业者和低收入群体的福利。就业问题是我国现在和将来都比较突出的问题,从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经验来看,失业者和低收入群体的大量存在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失业者和低收入群体能够用来获取财富的全部手段和资产几乎就是他们的劳动力,要提高失业者和低收入群体在社会中的相对收入水平,需要给予他们所拥有的劳动能力以最大、最充分的就业机会和按供求决定的合理价格。随着资本积累、产业和技术升级以及劳动边际生产力提高,他们的收入也会不断增加,收入分配的情形也就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趋于平等。我们要从国情出发,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要把经济结构调整和扩大就业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服务业、劳动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支持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④。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确立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比较密集区段的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建立以创业促进就业的新型教育和社会机制,充分发挥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的合力,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岗位,完善农民工劳动就业合法权益的制度保证,使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要采取税收鼓励、财政补贴、基金支持和政策倾斜等办法,面向所有劳动者,建立和完善制度化、专业化、社会化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技术支持与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指导和服务,激励大学生到基层和西部创业,重视军转干部的就业,使现役军人无后顾之忧。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不断拓展海外劳务输出的就业空间。要关心国有集体企业下岗职工、资源枯竭型城市、困难企业人员和残疾人等群体的就业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扶持措施,帮助他们实现就业和再就业。我们要把经济发展的过程变成不断扩大就业的过程,把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变成提高拉动就业能力的过程,把统筹城乡二元结构的过程变成统筹城乡就业的过程。
(二)辩证看待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效率和公平是互相促进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都要注重效率与公平。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既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世界性难题。国家和社会应当关注社会公平,只有公平了才能实现贫富和谐。但是,关注公平,实现贫富和谐,绝不能简单地向效率开刀。实践证明, 效率和公平不是对立的,是互为基础、互相促进的。 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初次分配收入存在一定差距是不可避免的,按贡献分配可以大面积激活社会潜能,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提高全社会效率,创造充足社会财富,保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如果分配中存在的问题过多,收入差距过大,再分配很难纠正过来,则会影响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因此在初次分配中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十分重要。除了初次分配过程要公平以外,还要高度重视受教育机会和劳动机会的公平。市场经济条件下,必要的收入差距是经济激励的重要手段,但如果差距过大,政府也需要进行调节。改革要得到人民 的支持,体现人民的共同小康和共同富裕,就必须保证广大人民群众都能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要创造既有利于先进生产力发展,又有利于实现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再分配体制和机制,这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有深厚根基。讨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需要与具体国家的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从我国改革开放实践来看,只有在动态中依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需要来把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才更加符合实际。在改变经济比较落后向小康社会的推进阶段,需要突破旧体制,大力发展经济,过去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有道理的。在国家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市场体制确立,实现了基本小康,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效率与公平就应当兼顾;将来到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阶段,国家有了更雄厚的财力,完善的市场体制能够发挥效率,政府就可以更多的考虑公平问题。当然,这样划分是否合适还可 以进行讨论。现在我们的发展阶段,需要一次分配、二次分配都要注重效率与公平,在体现按贡献进行分配时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今后一个时期,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富民的战略,这是当前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符合实际的选择⑤。
(三)完善市场体制和竟争机制,加强对垄断行业的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管,在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打破行业垄断。从大的方面来说,完善市场体制和机制,需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 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打破垄断,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调节和监督等,推进财税、金融、投资等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当前要特别注重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的分配激励与约束制度,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以化解目前社会对垄断行业职工高收入的不满。现在有的垄断性行业以涉及国家安全或关系国民经济命脉为理由,存在着阻止引入竞争的问题。事实上,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例如,汽车行业一度成为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实行国家所有和国家经营,而现在汽车行业成为竞争性最激烈的行业之一。对确实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也需要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真正形成具有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市场主体,通过企业制度约束分配。
对于少数保留的垄断行业,国家通过制定收入分配指导线来解决。对垄断性行业凭借国家赋予的特有地位获得超额利润,可以实行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上缴国家的比例;在税收调节方面,对垄断行业加征或提高利润特别调节税。加强对垄断行业的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管,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要透明化,接受社会的监督;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要货币化,减少 直至取消实物分配;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要规范化,减少和避免分配的随意性。
(四)强化政府再分配职能,理顺分配关系和分配秩序,努力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积累的基础上,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理顺分配关系和分配秩序,重点是保护合法收入,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在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和高低悬殊的问题上,市场调节遵循的公平原则只能是机会的公平,而不是分配结果的公平。理顺分配关系,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需要强调政府的再分配职能⑥。立足社会的整体利益,需要政府对于初次分配后的利益格局进行必要的二次调整,使社会成员能够普遍地得到发展带来的收益。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如建立完善的税收机制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公共资源分配和公共服务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雪中送炭”,实现充分就业,实现大众化的教育,为社会成员提供必不可少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等等。针对当前存在的分配差距问题,政府再分配 的职能需要强化。当前要特别注重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弥补市场经济在初级阶段的欠缺,加强政府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职能,平衡资本利益与劳动利益之间的关系,关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公平与合理。适当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例,确定最低工资稳定、正常、合理的增长机制,使普通劳动者能够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完善工资协商机制,积极推行工资集体谈判,保证政府工资指导线能够发挥作用。加强和改进对企业收入分配的调控和管理,规范经营者的职位消费。完善和规范国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加快福利待遇货币化步伐。要规范政府行为,杜绝寻租和权钱交易,取缔小金库,严禁违规经营土地,避免与民争利。整顿市场秩序,打击制假贩假、偷税漏税。发挥税制在再分配里的作用,完善税收制度,优化税率结构,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个人所得税要继续提高起征点,完善个人收入监测办法,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推进个人信用体系建设,逐步实现对个人收入的全员全额管理和对高收入者的重点管理。完善消费税和财产税,加强消费和财产环节对收入分配的调控。加强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提高收入调控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抓紧推出资源税,适时出台遗产税。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财政对教育文化、卫生医疗、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生态环境等公共支出转移支付的力度,财政收入增量更多的用于民生。增大社会保障基金的总量,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增强统筹调剂的能力,重点解决低收入阶层的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搞好生产力布局的规划,产业和社会事业项目优先考虑向中西部顷斜。建立生态资源环境的保护和开发补偿机制,资源开发收益适当向资源地倾斜。
(五)倡导健康的财富理念,积极推动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建立良好的舆论环境。探索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康的财富理念引导非常重要。提倡勤劳致富,鼓励创业有为;抵制拜金主义,反对好逸恶劳;弘扬公共道德,培育企业社会责任。近些年,人们把慈善公益事业定义为“第三次分配”。从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来看,慈善公益组织在协调经济关系、追求社会公平、扶贫济困助残方面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许多国家成为与政府部门、企业界并重的部门,共同支撑着国家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社会越发展,这种分配方式越趋向提高。如何借鉴其经验,研究探讨我国的慈善公益事业发展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自古以来我们先辈就有乐善好施、扶危助困的慈善传统,“达则兼济天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发展市场经济的现实社会中,不能因为追求财富,而淡忘了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一些企业家的慈善行为巳经有了良好的影响,中央管理的大企业也陆续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 在有了一定财富的情况下,慈善精神更应当有生长的土壤。我们需要在全社会积极培育和弘扬慈善精神,以推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鼓励营利机构、非营利机构(宗教组织、民间团体等)和居民个人资助或创办慈善组织,建立民间捐赠和志愿行动网络,扶贫济弱,完善社会救助事业。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收入分配问题非常复杂,牵涉方方面面,有些问题也还比较敏感,真正解决还需要多方面的条件配合,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在社会舆论导向上,希望对长期发展问题,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要吊高胃口,不要用民粹主义方式去炒作和应对,避免给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增加难度和阻力。
注释
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也专门或重点围绕收入分配问题进行过研究,中央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许多重要内容也与收入分配有关。2009年末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0年春节前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 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都重点研讨了收入分配改革问题。2010年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上,收入分配改革问题成为讨论的热点。
②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表明,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事业取得的成就中,有67.4%归功于中国。
③据统计,在同期三大需求对国民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中,消费的贡献率从43.4%下降到38.9%。而政府抑制投资过热的问题,短期内解决的难度就很大。
④有一种观点,往往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是落后的,应当发展先进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我认为,这是片面的,忽略了我国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能够解决就业的产业和企业,就有理由发展,就是值得扶植的产业和企业,就不能够简单的用落后去评价。对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企业,更应当给与支持。
⑤当然,再分配也要注意促进效率。如果把再分配调节力度搞得过大过头,出现奖懒罚勤和平分财富的负效应,就会既损害初次分配的公平性,也会损害效率,最终也会影响再分配的调节能力和社会公平。
⑥不少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也指出,尽管再分配计划有可能降低经济效率,但如果平等是一种社会产品的话,那么它是值得购买的,社会再分配的漏泄加总应该是很小的。政府的责任是要努力发挥公共政策效应,适当缩小利益曲线幅度,防止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 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仔细设计经济和社会政策,避免不可接受的不平等 (或重大的效率损失等)极端情况。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马洪、王梦奎.中国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6.
[3]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4]郑功成.现代慈善事业及其在中国的发展[J].新华文摘,2005.
[5]资中筠.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张占斌.和谐增长:中国经济的未来[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
[7]黄有光.社会福祉与经济政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世界银行.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9]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0]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11]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来源:《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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