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占斌：中印两国发展道路的相似性与国家战略选择

[摘要]中国、印度两个大国的发展道路具有许多相似性，两个大国在过去近30年和20年的快速发展，双双挤身“金砖四国”，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本世纪中叶，欧盟、中国、美国、印度将成为全球前四大经济体，东方新兴市场成为全球经济引擎，全球经济秋序将发生很大变化。走向崛起的中国面对印度的赶超，也需要学习借鉴邻国印度的某些经验。但中国、印度真正成为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在相互学习实践中把城乡统筹、社会公正、生态文明、政府改革四大战略问题解决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扬弃自己的比较劣势。

[关键词]中印比较；发展道路；国家战略

[中图分类号]F120. 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 9314 （2008） 04 - 0056 – 04

一、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发展道路的相似性

中国、印度两个大国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在古代社会都曾倍受外族的人侵和多国纷争的困扰，战争、内乱灾荒和王朝更替屡屡出现。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和印度古代农业社会里，封建统治成为超稳定的系统，两个社会均处于经济史学家所说的“内卷”（involution）状态，也就是说，不但社会体制和人们生活形式不断自我维系、自我保持和自我复制，而且，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都处于一种长期的停滞状态。根据麦迪森（Angus Maddison, 2001）《世界经济千年史》、拉尔（Deepak LaI, 1988-1989 ）《印度均衡》等经济学家的统计数据和研究结论，中国、印度都落入了西方汉学家伊惫可（Mark Eivin, 1973）所说的那种“高水平发展陷阱”之中。由此而来的“李约瑟之谜”和“马克斯?韦伯疑问”等问题，经常引起学界的讨论和争鸣，对于中国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封建专制、儒家思想、重农抑商等方面，对印度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种姓制度和村社经济方面。到底是什么力量使这两个大国能够如此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呢？到底是什么力量使这两个大国久处“高水平发展陷阱”之中呢？这些问题，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让许多学者倍感矛盾困惑，但同时也体验神奇魅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如此漫长动荡的岁月里，这两个大国都没有分崩离析，历史和文化都没有中断，都曾为人类文明特别是农业文明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的力量一直都在增长，到了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将近一百年，印度受英殖民统治也将近一百年，都在20个世纪中叶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赢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以大国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

中国和印度独立以来的国内外发展条件，使决策者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中国毛泽东主席认为，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够真正实现国家的独立；印度尼赫鲁总理也曾指出，工业化就等于重工业化。这种思想和战略选择不仅是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使然，也十分直观地反映了中国和印度政治领导人的经济理想以及政治抱负。同样，中国和印度独立以来，作为历史遭遇相似且同属于发展中大国的两国来说，工业化的发展历程和道路选择在许多方面都有异曲同工之处。

具体表现在：其一，中国和印度都把实现工业化作为实现国家富强的前提条件，两国从上世纪50-70年代期间基本上都放弃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察赋，程度不同地仿效了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意在通过工业化提升国家和民族的地位。其二，中国和印度双方都曾因过于追求发展重工业和经济的高速度，而忽视或轻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均衡发展，并一度造成重重、轻农、轻轻的经济结构失调的问题。其三，两国都程度不同地强调公营企业在国家工业中的地位，而有意识地增大公营经济成分的比例。中国的国有化速度很快，程度非常高，而印度也通过抢占“制高点”提高国有化的比重。但由于两国在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上存有差异，相比而言，公有成分在两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中国略多，而印度略少。第四，两国的工业化进程都是靠政府强有力地干预下进行的，主要是通过五年计划的手段来推进和实施。中国放弃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设想，形成了高度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印度虽然有市场经济的底子，但也实行了“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政府干预体制。

根据经济学家长周期的观察和实证研究来看，优先发展重工业脱离了两国的要素察赋，导致了经济增长缓慢、产业结构失衡、微观激励不足等后果，进而使得技术效率低下、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实际速度低于潜在的最高速度。由此导出的必然的逻辑推论和改革发展实践是，中国和印度两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人手点，是放弃“赶超”战略代之以比较优势发展战略，逐步建立或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产业和技术发展始终能顺应要素察赋结构在时空上的分布和变化情况，降低改革的成本。中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印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了改革的进程。中国的发展体现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模式，印度的发展体现了以信息服务业为主的技术密集型模式。中国与印度在经济赛跑中，中国主要依靠制造业，印度更多的依赖服务业。有专家认为，在华侨的帮助下，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在印侨的帮助下，印度可以成为世界的实验室。综合来看，中印两国开始主导全球经济，中国经济发展走在了印度之前，印度经济整体落后中国10年或略多些。

中国、印度两个大国占世界人口的40%，在过去近30年和20年的快速发展和崛起之势，引发了全球各国的极大关注。2004年，美国《时代》杂志前任编辑、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雷默，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指出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国际上还把中国比做“龙”，把印度比做“象”，列人经济最有潜力和具有发动机功效的“金砖四国”。有专家指出，“中国将崛起为世界强国，这几乎是不可阻挡的，这个话题会一如既往地占据标题位置。”这些评价对于两国坚定发展的信心是一种鼓励和肯定，我们愿意听到西方人对中印发展进步的评价，也希望西方社会能够更多的理解中国和印度，但同时，我们也还要保持清醒和理性，不能陶醉在沽沾自喜的日子里。

印度虽然目前经济社会的整体实力落后于中国，但在某些关键性领域正在或已经超越中国。这些某些领域的成功是否有可能促使其在整体上最终赶上甚至超越中国，现在还不能过早下定论。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这就是印度发展也正处在上升崛起的周期里，能够和中国一起在世界上发挥其大国的作用，印度有望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从上个世纪90年代印度由“缩头乌龟”变为“出头龟变”，到今天已经由“笨象”变成了“猛虎”，各国正密切关注着这个国家的变化和走向。印度政府现已把2020的远景定位于世界第四位或第五位经济大国，并已为此制定了相应的规划和措施。中国也表明了自己的雄心壮志，提出了在21世纪头二十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步骤与目标。可以这样推测，在国际经济“奥林匹克”的大舞台上，中国和印度的竞合将波澜壮阔，牵动着全世界的神经。

二、中国需要并能够向印度学习和借鉴什么？

当前，我国的经济总量、人均GDP、外汇储备、外贸总量、外资吸收量等总体实力都远高于印度，根据近年洛桑《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发布的竞争力排序来看，我国在经济绩效、政府效率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总体竞争力以及宏观经济的总体增长竞争力的世界排序均超过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等在《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书中强调了向中国学习经验的间题。我们认为，两国的察斌决定了相互学习和借鉴的重要性，我国先行改革发展起来，有印度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对于我国来说，印度虽然总体经济实力不如我们，但其发展的速度不可低估，有些方面的实践经验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印度对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的滞后性问题比我国解决得早，已基本形成长期持续的发展战略。两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都曾因片面强调重工业，而忽视了农业的发展而受到惩罚。尼赫鲁执政后期，粮荒的加重甚至导致了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在巨大的挫折面前，印度领导人开始改变了忽视农业的问题。60年代中期之后，印度政府倡导“绿色革命”、“白色革命”、“蓝色革命”，农业生产逐渐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现在，印度已由粮食净进口国变为粮食净出口国。2001-2002年度粮食产量创2. 02亿吨的记录。2002-2003年度，印度发生了30年来未遇的特大早灾，粮食减产2800万吨，但印度没有发生粮价飞涨的现象。国家库存粮食有6300万吨，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显著增强。还需指出的是，印度利用外资外援发展农业，特别是兴建大批水利灌溉工程和化肥厂，购买农用机械设备等，以推行农业现代化方面也有好的经验。

二、印度独立至今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速度基本保持了平稳，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大起大落。虽然印度几十年来政权也不断调整变化，甚至还有不稳定期，但印度工业的年增长率一直比较平稳，“一五”计划期为5.6%；“二五”计划期为7.1 %；“三五”计划期为10.2%；“四五”计划期为4.1%；“五五”计划期为7.7%；“六五”计划期为7. 7 %；“七五”计划期为8.1 %；“八五”计划期为8%；“九五”计划期为5. 8%。这些数据说明其比较早的实行“混合经济”的市场体制是有其长处的，值得我们重视。而我国却出现忽高忽低的不正常现象，高时达34.3%（1969年），低时为-15.8%（1967年）。固然这是因为“大跃进”、“文革”的冲击和破坏，但更在于指导思想急于求成，违反了客观规律，而使工业的发展快而不稳，难以避免大起大落。即使到现在，这个问题也因各地政府GDP情结过重也没有彻底解决，还需要多方面采取措施治理。

三、印度在整体上的投资软环境较好，对外资的利用率和经济自主性优于我国。印度各类基础设施，特别是水、电、气、通讯和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尤其不能适应经济快速增长需求，已成印度经济发展的瓶颈，短期内难以解决，这方面我国占有优势。但印度在产权保护、媒体监督等有很好的吸引力，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包”和“离岸”的服务中心已陆续移至印度，外包行业非常繁荣。专家预计，未来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量将有大幅提升，印度作为新兴的“世界办公室”已初露端倪。虽然目前印度每年吸收的外资只有40-50亿美元，远低于我国每年500-600亿美元的外资流人量。美国学者认为，印度吸引外资尽管没有中国多，但印度仍能取得较高的经济增长，这说明印度对外资的利用率大大高于中国。也有专家认为，印度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赖印度人自己的智力资源和金融资源，而不需要像传统制造业那样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和产品。印度也设有经济特区，但在引资投向方面比我国的规定要严格苛刻得多。因此，印度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比我国小得多，从这个角度看，经济依赖外资的风险也比我国的要小些，外资驱动型的中国经济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可能不如印度更稳健。

四、印度企业通过国内资本市场进行融资要比我国企业方便，金融体制和商业效率优于中国。中国的金融资产存量、民间储蓄率都高于印度，但印度的金融银行业建立时间很长，

制度完善，资本市场配置的效率和透明度高于中国，许多行业已经对私人投资开放，其中包括对外国投资的开放。美国学者认为：印度本土的企业家借助其国内高效率的银行和资本市场，在长期内最终可能推动印度的经济超越中国。这个假设当然需要将来的历史发展来证实，但也的确给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提出了警示，需要我们关注和改进。根据《洛桑报告》，我国在经济绩效、政府效率和基础设施方面均优于印度，但唯独在商业效率上大大落后于印度。因此，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就必须提高商业效率。

五、印度在信息技术特别是软件业等高新技术领域优势鲜明，IT为核心的网络经济势头强劲。印度作为举世公认的软件大国，拥有大量优秀的软件工程师，有众多的软件基地，有1900所高等信息技术教育单位，每年可培养7万名会讲英语的专业人员，是世界最大的软件人才库，有加多万印度人在美国硅谷打拼，获得各种质量标准认证的软件公司也是世界上最多的。据麦肯锡咨询公司估计，到2008年印度的软件产值将达850亿美元，其中出口500亿美元，将创造220万个就业机会。比尔?盖茨曾预言，未来世界最大的软件开发地和超级大国不是欧洲和日本，而是印度。我国虽然制造业比较强大，但还能够保持多长时间的比较优势还很难估计准确。在以信息化为主的服务业打头阵的全球化浪潮中，印度的实践打破了没有工业的发展、服务业就发展不起来的传统规律和认识，值得我们深思。在信息产业和软件技术方面印度已显示出对中国的竞争优势，我国至少比印度要落后5年。如果将来印度超过中国，将证明本土企业对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性，也将说明中国长期依赖外资发展的某些局限性。

六、印度在企业的规范化和商业民主化管理方面优于中国，并且已成功地培育出了一批能与欧美最强大的公司展开国际竞争的私营公司。如软件业巨头印度系统技术公司（ Infosys ）、威普罗技术公司（Wipm ），药业和生物技术方面的兰伯西制药公司（Ranbaxy）和雷得博士实验室，汽车业的桑德罗姆（Sundaram）汽车公司等，这些企业许多都属于尖端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行业，在自主创新方面很有建树，显示了印度在企业的规范化管理和商业民主化确有其特色。从某种角度讲，中国经济已经腾飞，也出现了象联想、海尔这样的国际型企业，但严格讲，中国的私营企业却没有随之真正腾飞，特别是在比较前沿和尖端领域进行自主创新的大企业还不多见。从标志意义上看，中国迄今还没有出现像印度这样能够与国际大的跨国公司一决高下、能够“抢占山头”的世界级私营企业，这从“走出去”战略的一波三折也可以洞见一般。

三、中印两国面临的共同难题与战略对策

中国、印度两个大国的比较优势还很明显，比如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化的配套能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劳动力价格偏低、人力资源的改善、改革的制度空间等等，比较乐观的估计还能够保持30-50年或更多的比较快速的发展时间，还有很大的提升潜力。本世纪中叶，欧盟、中国、美国、印度将成为全球前四大经济体，东方新兴市场成为全球经济引擎，中国、印度两个大国的发展将导致亚洲的崛起和东方文明的复兴，全球经济秩序将发生很大变化。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全球发展问题专家杰弗里?萨克斯认为“中国和印度在21世纪回到全球经济增长的大家庭中来，可能会重塑全球政治和社会。西方世界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压倒性地位可能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不仅怀着敬畏，而且充满期待的看待这些发展。”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和欧洲经济不振来看，萨克斯的看法并非是谦虚和客套。

面对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影响，中国、印度两个大国真正成为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实现大国的真正崛起，还必须有自己的国家战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扬弃自己的比较劣势。在改革发展中，中印两国都面临许多难题。比如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方式转变、改善基础设施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有四个方面的共同难题需要高度重视，如果能妥善解决，中印两国的崛起就有了保证，也可以说是能够实现的。

问题一，在经济领域要强化城乡统筹。中印两国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原因。由于都选择了赶超式的发展战略，决定了工业化所需“原始积累”惟一可能的选择就是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剥夺传统农业剩余。因此，也严重扭曲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三农”问题突出，有些方面还呈扩大之势，问题比较严重。中国对克服市场缺陷和统筹城乡的重要性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近年来，针对“三农”问题连续出台了5个中央1号文件，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并在2006年全国范围取消农业税，财政投人和公共服务也更多向农村倾斜，发展战略布局和政策调整已出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良好态势。中国正在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这方面，印度虽然解决的比较早，但因农业人口众多，在城乡统筹方面还有欠帐，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远没有到行云流水的境界。两国应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问题二，在社会领域要努力追求社会公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小于0. 2，由于贫富差距幅度过大、速度过快，到21世纪初已攀升到0. 45左右，甚至与俄罗斯的情况较

为接近，超过了国际公认的替戒线，进人了贫富差距比较突出的国家行列。城乡、地区、行业、部门、居民之间差距都有持续扩大的趋势，分配不公矛盾凸显。印度的情况也不乐观，贫富差距在有些方面比我国还要严重，大中城市住宅楼破旧不堪，贫民窟随意搭建，垃圾随处可见，乞丐到处游荡，公共汽车依旧爆满，而种姓等级制度的存在和影响，也使社会问题积累了很多。国际上的“拉美陷阱”的前车之鉴，我们需要高度警惕。近几年，中国对社会公平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提出了共建共享和谐社会，加快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把促进社会和谐公平摆在了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这个问题，需要两国政府在发展中发挥调控作用，更多的关注民间疾苦，公共服务向贫困人口倾斜，统筹协调好各种经济利益关系，真正避免“拉美现象”。

问题三，在环境资源领域建设生态文明。进人新世纪以来，中印两国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经济发展进人新的上升周期。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两国集中出现，资源、环境与发展的矛盾也变得日益突出，中国更为严重，印度也已经面临这些难题。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环境容量不足，逐渐成为两国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节约资源和能源，解决好环境问题，是13亿中国人民和12亿印度人民的福扯所在，也是人类共同利益的重要体现。近年来，中国政府把“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彰显出发展的新思维，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资源和环境保护事业，将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着力解决危害人民群众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为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问题，伴随发展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两国有需要努力克服的共同任务。

问题四，在政治领域要推进政府改革创新。中印两国都处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很重。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中国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认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中国政府把公共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推进各项改革和统筹经济利益关系的关键环节来抓，政府在履行好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更加注重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出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之时，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刚刚组建的中国中央政府进行了大部门制改革，目的是不断推进中国政府的改革创新，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比较印度政府需要改革的任务也很艰巨，需要消除官僚腐败，提高政府效率。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