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波
我们常说，给中日关系造成重大伤害的主要是一小部分右翼分子及政客。无论是二战以前的军国主义者，还是二战后的右翼分子，其占日本整个国民的数量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就是这少数人，一次次将日本推向万劫不复。
日本政府的弱势和民众的服从意识
和日本接触过的人，多少都会感觉到奇怪：一方面，个体的日本人常常给人以有礼貌、有修养、有文化的感觉；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国家的日本，历史和现实又都充斥着暴力和偏执。
个体与团体的差异为何如此之大？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从日本社会的组织文化和政治生态谈起。
日本人从小被灌输对团队和国家的忠诚，对长辈、前辈和领导的尊敬。团体或国家领头人的思想、意识往往决定了团体或国家的大方向。大部分日本人都仅仅是追随者，即便他们并不认可领头人选定的道路，也不会据理抗争，更少有公开挑战领头人权威的。他们大多不关心政治，但一旦政府做了决定，他们往往选择服从，被动地卷入政治漩涡，承担潜在风险。
日本的政治向来极为封闭，家族政治及师生传承是其推陈出新的主要途径，政治家都是专业户，普通民众很难企及。由于政治派系斗争激烈、军人干政频繁、民间极端力量强大，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就鲜有强势的内阁，缺乏有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治决策常常受到军方强硬派、右翼团体及党派等极端势力的重大影响，甚至被它们所左右。面对军方或右翼的一些过激主张和动作，日本政府有时候顺水推舟，有时候半推半就，很少直接反对制止。
与大部分日本人的缄默和日本内阁的弱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的右翼和极端保守势力虽人数不多，但却“敢为天下先”，其活动能量极大、“参政议政”十分之踊跃、行事方式极为荒诞夸张。
近一百多年来，日本基本的国策方针就是在极端势力、内阁政府、民众三者间形成并互动，一遍遍重复极端。日本历史上很多大的举动通常是由军国主义分子或右翼势力这样的少数人率先发起，然后迫使日本政府采取措施并制定极端政策，最后是日本广大民众的疯狂参与。自19世纪末到1945年，日本发动对外侵略的过程及政策逻辑莫不如此。
不可否认，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分子始终是少数，然而由于日本政府的弱势和民众的抱团思维及服从意识，多数人的命运终被绑上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
二战后，日本政治空有民主之形
二战结束后，日本在美军的占领下进行了民主改革，然而，民主改革的不彻底以及日本政治社会传统的惯性，使得日本的民主政治依然摆脱不了走极端的“窠臼”。搞政治的还是那些家族，还是那些派系，只不过稍微改换了门庭，这个圈子还是那样封闭，大多数日本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动力并没有被激发出来。例如，战后日本34位内阁首相中，绝大多数不是前朝的显贵或旧军人，就是政治世家之后。日本政治空有民主之形，而无民主之魂，选票及议会虽然代替了天皇的权威和军国体制，但政治模式在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多少改变。
至于日本的右翼，人数的确少了许多，但仍活动在风口浪尖，活跃非凡，在领土问题上、历史问题上频频对周边国家发难。近年来，日本极右翼势力越来越大，民众对其的认可程度也快速攀升。
2012年11月26日，日本《读卖新闻》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谁最适合担任日本首相”的问卷中，第一位是自民党安倍晋三（29%），第二位就是日本极右翼政党维新会的石原慎太郎（22%）。
连现任首相安倍都公然宣称，“如果要将我称之为右翼的军国主义者，那就这样叫吧”，一副无所谓的态度。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日本的民主政治尚未成熟，其缺乏西方民主社会中应有的正义和价值“底线”。
而日本“购岛”的闹剧再次印证了日本走极端的路线图。在右翼分子的挑衅、煽动中，在日本政府的片面宣传、解读之下，大部分没有立场的日本人紧跟日本政府起舞，支持其“钓鱼岛没有争议”的谬论，反对者寥若晨星。
当中国采取了强硬的反制措施后，日本政界及社会也对此进行了反思，不过，反思的重点不在是否该“国有化”这样的是非问题上，而是探讨时机选择、外交沟通等技术性问题。
即使其自身利益与中国密切相关的诸多日本商界大佬，无论事前事后，也都没有发挥任何建设性作用，仅泛泛表示担心在华利益受损。这种表现与西方公司财团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当西方跨国公司的母国与中国关系处于危机之时，这些公司往往出于自身利益，会通过各种途径给其母国的政府施加压力并进行政治游说。
如果说领土问题涉及主权，民族主义情绪牵涉其中，日本社会的集体失声还算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日本美化侵略、否定侵略的行为着实让世界愕然，看来，民主的面纱之下，日本走极端的特性依旧。
日本不断有人在历史问题上大放厥词，日本政府不断有人在该问题上制造事端，让中韩等国不得不和日本进行理论。与此同时，我们看不到日本政府在该问题上的自律和约束，日本民间的理性声音也日渐衰弱。
近年来，诸如“大家都在干，日本当年不过是干了美英法等国都在干的事情”、“日本不过是运气差了一些，如果胜利了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形”这样荒诞的说法在日本非常流行，照此趋势下去，日本离彻底否定侵略已然不远。
日本美化或者否定侵略，事实上是为其实现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铺路。日本右翼认为，因为有侵略史，在国际上老抬不起头来；因为有侵略史，军事大国受到了和平宪法等的限制。否定了侵略，就可以釜底抽薪，推翻战后的诸多安排和地区秩序。
这种想法和心态与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何其相似。
世界该如何应对？
日本政界右翼化的倾向，以及日本社会对待战后秩序及安排的日渐暧昧的态度将越来越成为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重要威胁。
鉴于日本政界只会对成本收益敏感，大是大非的道理很难听得进去，日本社会又很难通过自我反省进化摆脱这种走极端的怪圈，包括中国、韩国、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应该对其联合施加外力，给予其足够的外部强制力，以迫其改弦更张。
对于中国、韩国等利益攸关者而言，可通过为日本政府设定一定的红线，阻止日本政府立场的继续倒退，威慑其借右翼开道，为自己暗度陈仓。在领土及历史问题上，必须清楚地向日政府传达清晰的信息，让威慑落到实处，遏制住日政府的姑息、暧昧，阻断日本走极端的路线。如果日本右翼势力发难或制造事端，即要采取有力的报复措施，必须让日本政府知难而退。当然，今天已不是“刺刀见红”的时代，威慑的手段也并非仅限于军事，它还应包括经济、外交、法律等在内的各种手段。
对于美国而言，应加大对日本的规制力度。毫无疑问，战后日本之所以能保持和平发展的态势，主要得益于美国占领军的威慑和美国政府的约束，未来，美国依然是决定日本走向的最大外部因素。
诚然，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在对待日本问题上越来越矛盾，既想拉日本遏制中国，又担心放虎出笼，伤及自身。正是因为美国在日本问题上的实用主义态度才造就了今天蠢蠢欲动的日本。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美国必须表明立场，承担应有责任，以防止日本错判形势，一条道走到黑。
对于整个国际社会而言，也有必要伸张国际公义并维护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世界范围内，如日本这般美化侵略，公然为纳粹军国主义分子张目的行为实属罕见，右翼有如此活动能量的国度估计也就日本一家。
战后国际关系体系是建立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基础之上的，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制均是为了避免纳粹及军国主义的复活。因此，对于日本此类试图颠覆现今国际秩序基础的行为，世界其他国家、主要国际组织均有责任、义务采取行动，以促使日本真正走向一条和平发展之路，成为健康的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右翼或军国主义分子这类少数人不仅扮演了极端路线的开拓者，他们的行动还是日本整个民族走向极端的催化剂。他们看似啼笑皆非的闹剧，在日本特有的政治社会生态之下，却常常可以成真。对此，世界需要高度警惕。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