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的国际比较优势被认为是劳动力便宜、市场规模大等，无关我们的制度。这一点，也似乎为中国的全球竞争力排名徘徊在第三十位左右而佐证。
改革开放，按照西方的一种说法是全世界资本家帮助中国发财致富，中国通过搭便车而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搭谁的便车呢？当然是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近年来，西方有人后悔帮助中国崛起了，后悔将技术转移到中国，制造了竞争对手。于是，美国在敦促中国担负起所谓“国际责任”预期落空后，通过提高新一轮全球化门槛，将中国排除在外，于是有TTP（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EBC（Everyone but China，就是不包括中国）一说。
与此同时，国内问题多多，不一而足，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思潮风起云涌，舆论一时显得十分混乱。缺乏明晰的改革思路，缺乏明确的改革信心，是其关键。
国内外情势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再创辉煌仍然需要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制度红利。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于是赋予了改革全新的使命——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
新时期的改革何以赋予“革命”的涵义？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如今的中国已经是全球化的中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是通过解决中国问题而为解决世界问题提供选择，具有世界意义，为世界所瞩目。
改革既是重塑中国的国际比较优势，且本身也成为中国最大的国际比较优势。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持续发酵已有五年，凸显发达经济体的制度困境，美欧日均呼唤改革，制订了各自的2020战略，可惜雷声大雨点小，要么被华尔街的金融势力绑架，要么沉浸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幻象，要么被巨额的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靠量化宽松度日。
历史经验表明，美欧日制订的目标往往落空或推迟，而中国制订的目标常常超额、提前完成。中国的2020战略，就是《决定》所说的——到二0二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换言之，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将我国际竞争力从器物层面上升到制度、精神层面，重塑我国比较优势。在愿景与现实之间，《决定》描绘了切实的路径设计，将改革路径描述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有机结合。的确，相对于中国特色的“摸着石头过河”，顶层设计似乎是舶来品。实践中，两者也各有利弊。比如，欧盟一体化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虽然有“欧洲合众国”的理想指引，但一直在联邦-邦联，国家-超国家间徘徊，始终是妥协的产物，这导致了欧盟应对债务危机乏力，显得“病去如抽丝”。与此相反，美国是顶层设计的产物，一部宪法管到今天，债务危机虽“病来如山倒”，却较快地走出了危机，步入复苏之路。
中国的智慧，就是超越“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孰优孰劣的选择，实现改革路径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这再次折射出中国人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长处。作为顶层设计的体现，三中全会提出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国家安全委员会，更好冲破利益藩篱，加强中央权威。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的使命，从近的说，是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各方面尖锐挑战，从中的说，是重塑中国的国际比较竞争优势，从远的说，则是奠定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地位。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