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此前的研究，中国正处在由“第二波历史大转型”向“第三波历史大转型”转换的历史阶段。依据大历史观，与上述转换相适应，中国改革应该进入“五环式改革”，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制度全方位改革的新阶段。新阶段应该有新的战略思维。这里简要阐述我关于“包容性改革”论的几个主要观点。
首先，需要申明的是，“包容性改革”与“包容性增长”是内涵不同的两个命题。“包容性增长”属于“经济增长”范畴，“包容性改革”属于“制度创新”或“体制改革”范畴。为了避免与“包容性增长”相混淆，我曾经想不用这个词，其间我试换过多个概念，但是选来选去，能表达我的思想的还是“包容性”这个概念。
包容性改革论这个问题的缘起，是我在2008年出版的专著《人本体制论》。我在那本书的第一页写道：“（本书）着眼于中国下一个30年，就更大范围内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五环式’的体制改革提出思路”。五环式改革，就像是“奥运五环”一样。这是我那本书做出的结论。
自从那本书出版以后，五年来，我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往下探讨：倘若按照《人本体制论》，中国未来新阶段的全面改革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战略呢？今天我提出这么一个构想，就是“包容性改革”。之所以提出此论，是想为中国中长期全方位改革提供一个“备选”的战略。
我要表达的思想是：我不希望“文明冲突”和“社会博弈”成为中国新阶段改革的主流形态，我期盼包容性改革能够成为下一步中国改革的战略选择。
下面我谈三个问题：第一，我为什么提出包容性改革论？第二，“包容性改革”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第三，如何进行“包容性改革”？它的运作方略是什么？
“包容性改革”提出缘起
我是沿着两条线来研究的。一条理论线，一条现实线。
从理论来源来说，有三方面的来源，即中哲、马哲、西哲。
第一个来源，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知常容”的治国大智慧。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大思想家老子在《道德经》第十六章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哲理，“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
这里的“常”是什么？“常”是常规、规律。它告诉我们，掌握了客观规律的人，“容量”才能宏大；“容乃公”——胸怀宽广、容量大以后，才能够“公”；只有做到“公”，才能受到老百姓的拥护，才能成为“王”。我觉得，这是中国治国的大智慧，年轻时读《道德经》这一段，给我印象很深。
第二个来源是马克思的“多元包容”思想。我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发现他有一种多元包容的思想，比较典型的是一篇政论文章，写得很精彩，他说：“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马克思反诘为什么，这句话问得很尖锐，应包容“千姿百态”。
第三个来源，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鲁宾逊（James Robinson）2012年出版的《国家衰落之谜》。他们讲了两个凡是，第一，凡是建立包容性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经济都实现了长期的持续发展，人民生活也持续提高。第二，凡是采取汲取性制度（可理解为“排斥性制度”）的地方，要么长期陷入贫困落后状态，要么增长无法持续而出现大起大落。这个思想对我也有影响。
从现实考虑来看，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中国（内地）改革的现实，我认为，在改革的包容性思想方面、包容性制度方面和包容性运作方面，都遇到难题，而且难度不小。
第二个方面，两岸关系的现实。世界上没有一个强国是处在分裂状态的；一个分裂的民族，不可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伟大复兴。
第三个方面，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这是一个新的命题，其中包含着新的思维，可惜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
“包容性改革”的三大要义和制度安排
第一要义：包容性思想——海纳百川、包容互鉴。它针对的是心胸狭窄、唯我独尊。
第二要义：包容性制度——公正市场、社会共生。它针对的是非包容性的或称排斥性的体制。
第三要义：包容性运作——超越极端，双线均衡。针对的是绝对极端，剑走偏锋。
三大要义中核心的东西是建立包容性制度，而且我主张“五环式改革”应“环环瞄准包容性制度”。具体来说：经济改革，寻求建立公正的深度市场化经济体制；社会改革，寻求建立多元阶层社会共生的社会体制；政治改革，寻求建立具有最大政治公约数的政治体制；文化改革，寻求建立多元文明交融的文化体制；生态体制改革，寻求建立以天地人产权为基础的环资制度。这样做，是想把包容性制度贯穿于“五环式改革”中，而且争取贯彻到底。
“包容性改革”的运作方略
根据我的实际调查，下一步，中国改革可能将面临极其复杂的局面，这里说的“极其”二字的复杂程度，国外朋友可能未必了然。为避免掉入悬崖，总的思想是：需采取“大均衡”改革方略，即找准各领域改革的“均衡点”，“在两个鸡蛋上跳舞”。
怎么“跳”法？经济改革，找准市场化和公正化的均衡点；政治改革，找准“深刻革命”与“自我完善”的均衡点；社会改革，找准多元阶层“社会共生”的均衡点；文化改革，找准东西方文明包容互鉴的均衡点；资源环境制度改革，寻求“天地”与“人”的均衡点，敬畏自然，尊重人权。
当然“均衡点”不等于中间点，它是动态均衡的。跟“跷跷板”一样，哪边失衡要适当地往哪边移动一下，找准平衡点。
至于如何具体推进下一步改革？我在今年6月曾完成一份内部研究报告，由中国国家有关部门上报有关高层参阅。香港《经济导报》杂志今年8月底以《给三中全会全面改革方案的四点框架性意见》为题，公开发表。其中强调要实施紧迫的、有重点的、可操作性的改革方案。
经济改革，我建议突出五个重点。首先是垄断行业改革。依据自己对“垄断行业改革”的研究，提出“结构性破垄”方略，即对中国垄断的三大类、六种情况，区别对待，“三不破、三破”。总的构思是放宽市场准入，包容“国有”与“民营”。包容，就要实行“两平”“一同”，像中国唐朝的有为皇帝唐太宗李世民说的那样，“朕独爱之如一”。“结构性破垄”比较理性，也比较具包容性，若真的放宽市场准入，是万万不应该回避的。
还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重点是搞活使用权人的土地用益物权），以及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资源性产品为重点的价格改革等。
对于下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一问题值得思考：抗日战争时期，美国人访问延安后，被延安的清廉所打动，回南京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宋美龄评论一句：“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在“尝到权力的滋味”后，如何加强严格有效的体制约束？今天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恐怕都要研究。
我建议围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以政府自身体制改革为重点。鉴于腐败是当前群众最关注、最痛恨的问题，其中最难的在于解决体制性腐败，应将官员及亲属的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作为重点。自1883年世界诞生第一部财产申报法律以来，已有一百多个国家有此制度。中国在浦东等地也有试点，建议尽快推向全国，至少要有个明确的时间表。此外还有司法体制改革等。
媒体上说，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如果真是那样，就要实事求是地正视它，而不要回避它。究竟力度如何，大家可以观察。
文/常修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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