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国跨文化传播学研究正处于中外学术对话后的本土化过程之中。它秉承了多学科对话的气质和开放性思维，以传播学为基础，融汇包括社会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国际关系学等认识资源，面向不同层面的跨文化问题，进行着实践问题的探索和学科学理的建树。
文化是有边界的，成长于不同文化场域的人相遇，可能由于民族文化、宗教、观念、语言等因素产生交流障碍、冲突。11月16—17日，第七届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在武汉举行。来自中、美、澳、法、韩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就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如何跨越国别、语言鸿沟，跨文化传播存在哪些障碍及如何克服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跨文化具有复杂、多元特征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核心是如何与他者交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人之间如何相互理解等问题。
“如果导入陌生人概念，那么，跨文化传播的形象说法就是个人与陌生人的交往关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单波认为，无论是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中观察，“陌生人”都成了跨文化传播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关世杰认为，在个体间的跨文化交际外，还存在国家之间、组织之间的跨文化传播。文化的冲突呈现出立体化、复杂化、长期化、多元化的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播学研究室主任姜飞表示，文化冲突具体可能体现在如个体、相关组织机构、国家和地区代表、临时性组织代表、虚拟利益代表等之间；个体再细分还会有年龄、性别、职业的不同，若再加上历史的“时间”维度，冲突就更趋复杂和多元。
对边缘人经验研究有助理解文化冲突
人们常常以自己的文化方式、标准、习惯来理解世界。因此，跨文化传播中就可能产生文化冲突。如何化解冲突？单波建议，处于跨文化冲突之中的个体，应提高互惠性理解能力、跨文化倾听能力、移情能力，提高跨文化敏感力来理解他者。
以文化系统中的语言为例，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复杂系统，难以用另一语言系统简单地传达。关世杰表示，语言符号是跨文化传播障碍的原因之一。例如，龙在中国象征祥瑞，而在西方“dragon”则是个贬义词，出于这方面考虑，原本呼声最高的“龙”未能入选北京奥运会吉祥物。
单波认为，跨文化传播的障碍还来自于偏狭的传播机制以及以一种文化理解他者文化、支配他者文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同质化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民族中心主义、刻板印象、偏见、歧视等。
对此，关世杰建议，找出跨文化交流中两种文化的冲突点，并把它们剥离出来，有助找到解决文化冲突的方法和途径。单波表示，通过对边缘人经验的研究和总结，有利于更好地解决文化冲突问题。边缘人可以看做是“文化混血儿”，往往生活在两种甚至以上的文化群体之间，他们对文化的差异更敏感。对他们应对文化差异的经验进行总结和借鉴，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观察跨文化实践的立体模型。
立足中国 与世界对话
我国跨文化传播学研究正处于中外学术对话后的本土化过程之中。它秉承了多学科对话的气质和开放性思维，以传播学为基础，融汇包括社会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国际关系学等认识资源，面向不同层面的跨文化问题，进行着实践问题的探索和学科学理的建树。
近30年来，我国跨文化传播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应看到我们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研究深度方面，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关世杰认为，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成为阻碍学科发展的瓶颈。他建议加强基于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分析的实证性研究。
姜飞提出，中国学者需要在中国人类学资源、西方人类学成果、中国跨文化研究成果和西方跨文化传播学理论四者间找到一个结合点；在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之间设立一个合适的变压器， 结合中国实际探讨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的理论生态。单波认为，只有立足于中国地方性的跨文化经验，形成对自身问题的理解、理论的提升，才可以与世界的不同文化对话。
随着新技术运用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也不断面临新的挑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网络传播系副主任肖珺总结道，新技术使跨文化传播更自由，但也带来了许多跨文化传播的伦理问题。例如，社交网站中突显的隐私释放现象和由此导致的个人信息滥用正在成为跨文化传播面临的难点。
“媒介、科技等传播环境的快速变化，造成次领域数量暴增、相关理论不断发散的现象。”台湾公共广播电视集团董事长、淡江大学传播系教授赵雅丽表示，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国人口快速流动，不仅动摇了“传统、种族、在地”等概念的既有定义，文化商品、跨国企业等微型力量不断渗入一般日常生活，更进一步带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挑战。
此次会议由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