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创中国道路新境界

站在公元2013年的时代山巅，回望历史，当下正是1840年以来国强民富“中国梦”实现与否的决胜时刻;眼观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能否最终凝聚为13亿多国民“制度共识”的“中国道路”正在此一举。

10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在11月9日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请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使之成为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十八大以来，从出台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力改“四风”;从“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重整党纪承诺，到“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从严治党“组合拳”;从“壮士断腕”力推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到连续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权和取消最低注册资本的公司登记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六字已成为新一届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统领各项工作的核心词，也成为凝聚最广大人民群众思想共识的关键词。

然而，既不同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穷则思变”成就的上下同心，也不同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时卸下“计划”包袱向市场经济体制轻装疾进的势如破竹，更不同于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时驾驭全球化风浪的高歌长进，当前改革面对的现实：

一方面，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国际金融危机依然持续，全球化深刻调整，国际竞争格局进入新一轮大变革时期;另一方面，距离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仅有6年多时间，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大业最关键时刻……时间窗口之紧迫、利益调整之复杂、内外环境之多变、改革任务之艰巨、破解难题之众多，堪称空前、世所罕见。

人们在关注：举世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意义何在?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影响何在?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转折点上，中国共产党如何带领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完成两个百年的历史目标?

在此深刻大背景下，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审议的这部“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毫无疑问将不仅是新中国成立64年和改革开放35年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的实践和创新的结果，更将是新时期“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跃升至“制度自信”新境界的现实来源和指导纲领。

具有全局战略意义的深刻革命

从深化改革的角度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大门”、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道路、十六届三中全会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又一次全局意义上的战略性深化和革命。

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提出了自己的论断，“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之所以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就在于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制度层面新的跃迁过程。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个总体设计，也是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一座重要的里程碑。”接受本刊采访中，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王梦奎作为《决定》主要起草人之一回忆说，“我当时参加了党中央和国务院许多这方面的会议，知道改革的紧迫和工作的艰巨，也看到党中央和国务院推进改革的决心和魄力之大。像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这样大的利益关系调整，绝不是几个起草文件的人能够做到的;即使设计了方案，如果没有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力领导，改革也是难以推行的。”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告诉本刊记者，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旨在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等制度和机制，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最重要创新之处就是在改革和发展全局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改革观。”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的改革现实，在制度建设层面带有上述三次改革所具有的变革性质和全局意义上的诉求。对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而言，相比1978年、1993年和2008年，尽管面对着迥异的现实环境，且改革所涉领域扩展至全方位的“五位一体”，任务空前繁重和艰巨，但遭遇的改革情势却是相同的——中流击水，不进则退。这样的改革也必然拒绝棱模两可、含混其词，而直击改革巨坚的肯綮所在。

因此，十八大报告不但继承了十七大报告“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的论断，而且在十八大闭幕一个半月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此轮改革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

开创人类发展新道路

从国家建设角度看，此次以“五位一体”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为重心的新变革，是中国能否规避和摆脱西方发达国家曾走过的资源消耗型发展道路，而走出一条绿色、友好、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的发展道路，以及中国现代化能否跳出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跃迁过程中“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关键之举。

“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产生，外因是经济不自主，表现为产业和金融的不自主，乃至政治上的不自主;内因是分配不公平，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逾越的内生性障碍。

社会主义中国有信心跨越这个陷阱。正在将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送入工业社会，这是现代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伟大故事。下一步，还要建设一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为绿色、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现代经济体系。

我们还要摆脱西方掠夺发展的历史原罪，创建互利共生的世界经济新模式;打破西方对非西方体系的经济垄断，使现代工业文明成果服务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让人类平等、自由地共享文明的进步。

刚刚过去的10月份，我国中东部雾霾呈现高发态势，也使得今年我国平均雾霾日数为52年来最多。“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资源消耗型经济和环境破坏性生产导致的雾霾天气，说明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各项制度建设没有到位。”北京大学国家软实力研究院研究员胡应南向本刊记者警示说，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五位一体’的社会制度建设再滞后了。”

胡鞍钢将新一轮“五位一体”的制度改革称为2.0版本的改革，它以“共同富裕”为主题，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以“维护社会公平”为基本原则，使改革开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他认为，这个全新改革版本同时追求三大目标和进行三大改革：

一是追求经济更有效率，继续推进竞争改革。今后，提高经济效率、提高国际竞争力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建设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全国或区域统一市场体系，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二是追求经济更加公平，需要实行公平改革。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全体劳动者提供机会均等、充分就业的社会服务，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促进农民、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收入较快增长的长效机制。

三是追求经济更可持续发展，需要创新绿色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在他看来，2.0改革版本将产生三大效益和红利：经济效益和红利，社会效益和红利，生态效益和红利。最重要的是，如果此举成功，中国不但将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资源消耗型经济”和“环境污染性发展”的破坏性发展道路，而且将跳出因不能实现更多发展成果共享于最广大劳动群众而导致社会“翻车”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中国的情况是，一旦制定了目标，它就会信守承诺，直至最后完成目标。而在我们的政治文化里，确定目标有时就是表达一种大体上的愿望而已。”两年前的2011年3月底，面对中国制定的雄心勃勃的减排计划，前英国首相布莱尔曾感慨地评价说，“中国制定的目标非常具有挑战性，绝非轻而易举就可完成。但是，中国是个‘言必行’的国家。”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一周的11月2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时语气坚定地说，“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很充分。我们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抱有信心。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