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论坛（2013）学术简报】地区合作与冲突：多元文化的视角（二）

11月2日上午，北京论坛（2013）分论坛“地区合作与冲突：多元文化的视角”第二场“欧洲转型与世界格局”和第三场“中东地区的挑战与机遇”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8会议室举行。

　　来自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李强教授担任第二场的主席。第二场的主题延续了前一天对于欧盟一体化的关注，集中探讨了欧盟转型以及世界新秩序中欧盟的未来等议题。在第二场中，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程卫东研究员首先发言，就欧洲新国际干涉实践的逻辑与基础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洲一体化的未来成为学者关心的焦点，但2011年以英法为主导的北约力量对利比亚的军事轰炸也是同样标志性的事件，代表了欧洲在国际干涉上的新动向。历史上国际干涉分三个阶段：16世纪到二战结束之前，二战后到冷战结束，冷战结束到现在。在第一个阶段中，不干涉原则有两个例外，即权力平衡和非文明国家；第二个阶段即二战后，形成了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体系，不干涉内政被确定为基本原则，例外是国家自卫和危及国际秩序，在安理会授权下可以进行干涉；第三个阶段，不干涉内政原则没有被完全否定，但适用性受到限制，即人道主义干涉和人权高于主权。程教授认为，第三个阶段是对第二个阶段的突破和对第一个阶段的回归，第三个阶段不干涉有几个特点：国家、道德、制度再度等级化；对联合国宪章框架的突破；国家或集团的权力再次成为主导力量，认为国家有权力在联合国未授权的情况下进行干涉。但近年来的新动向也有其基础，即冷战结束后，欧洲一体化的成功使欧洲关心外部事务有了可能，第二个基础是欧洲安全观的转变，美国的动向对欧洲新干涉主义有进一步的推动作用，第三个是国际干涉的新理论发展为欧盟新干涉提供了理论基础。程教授最后就自己的看法进行了简单阐述，即联合国宪章框架仍是需要坚持和捍卫的。

　　来自德国纽伦堡-爱尔兰根大学的尤尔根 盖布哈特教授是二十世纪著名政治哲学家沃格林的弟子，秉承沃格林对人类政治秩序的分析思路，他系统分析了历史上人类对于秩序的持久探索以及所遭遇的秩序混乱的困境。盖布哈特教授梳理了从轴心时期到现代性政治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人类尝试地区和跨地区联合的努力与失败，他指出罗马和中华帝国是最早尝试整合不同地区、文化和宗教单元的政治体。在此之后，欧洲则成为其关注的焦点，西欧出现了由不同教权整合而成的基督教共同体，这一现象基本贯穿了整个中世纪。随着中世纪晚期各王国内部和之间的宗教改革和冲突，欧洲区域版图逐渐演变为主权国家体系。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国家的政治文化成为塑造公民认同和效忠的主体，并成为取代基督教传统的神圣性代表。18世纪大西洋两岸的美法革命将国家与个体的关系进一步推进，政治个人主义和宪政框架的出现激活了联邦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联邦共和国这一构建新的政治秩序方案，在这一方案中，区域自治被整合进一个民族国家的框架之下进行。而欧洲联盟的努力目前只是成功地实现了经济上的一体化，但是政治上来看，仍然受到民族国家思路的辖制，一个美国式的欧洲联盟仍未实现。

　　来自爱尔兰国际和欧洲事务所的朱莉探究了世界秩序中的欧盟转化。朱莉指出本世纪上半叶欧盟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债务国与债权国关系，经济上的变动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管理和金融方面的挑战。除了这一点外，朱莉教授还富有新意地讨论了世界舞台上的欧盟角色。她指出，一方面欧盟在经济、贸易等方面的作用将日益重要，范围也会越来越大，但是在防务、政治和军事方面，欧盟的作用却变得越来越模糊，并且不能众口一词。最后，朱莉教授还特别关注了随着中国崛起，世界秩序变革中欧盟应该具有怎样的自我认知和担任怎样的角色等问题。

　　德国布莱梅大学的史蒂芬教授，就欧盟的现状和走向进行了思考。他提出的问题非常尖锐，即认为欧盟处于十字路口，它会将继续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还是会走向解体呢？与上一位演讲者类似，史蒂芬教授认为自2007年经济危机以来，欧洲福利国家遭遇严重打击，那在新形势下，欧盟该怎么办呢？史蒂芬教授首先指出社会安全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二者的关系在经济危机之后遭遇挑战，由此生发出两极分化的局势。为解决这些难题，他提出一种积极的方案，即社会化欧洲，在欧盟范围内努力建立统一的社会政策，并辅之以相应的预算和国家建设条款，这样或许有可能走出欧盟的未来。

　　在讨论环节，学者们特别就欧盟以及历史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第三场的主题为“中东地区的挑战与机遇”，讨论的视野从欧洲向东转移。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主任傅志明教授担任主持。中东地区的政治形势是近些年学界和政界的热点议题，也成为本次北京论坛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

　　来自科威特大学的塞利姆首先就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作用进行了发言，中国如何构建和阿拉伯的关系，以及阿拉伯之春背景下会如何影响中阿关系。他首先梳理了万隆会议以来的中阿关系进程，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中阿关系也经历了新的调整。塞利姆教授认为，阿拉伯之春逐渐变成政治化的运动，伊斯兰势力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日益增强，并在实质层面影响了中阿关系，中国必须面对一个新的阿拉伯世界，处理与新的阿拉伯政治体的关系。评估阿拉伯之春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初期采取的是不干涉政策。在这一政策下，埃及和突尼斯的局势变化并未对中国带来很大影响，但随后这一政策未能很好地促使利比亚停火，影响了中国在利比亚的利益。从这一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中国在之后相关问题的处理中采取了更加积极的策略。他提出，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也将从经济主导型发展到战略型关系，中阿论坛应该进一步发展，并建立阿拉伯国家转型的框架，这也是中国需要重新思考和在未来进一步的努力的领域。

　　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宇洁教授关心的主题是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再思考。王教授梳理了自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互动，特别强调了近些年阿拉伯之春给阿拉伯世界带来的冲击和动荡。非常独特的是，王教授详细分析了伊斯兰宗教的政治模板，特别是早期伊斯兰教对政治的塑造，以及强烈的政教合一特征。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伊斯兰政治也经历了世俗主义、民族主义的过程，这使得伊斯兰国家的理想很难维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斯兰的影响式微，在阿拉伯世界形成了四种政教关系：分别是以伊朗为代表的政教合一型；以沙特为代表的政教依赖型；巴基斯坦、（此次动荡之前的）埃及、伊拉克为代表的政教主从型和以土耳其为代表的政教分离型。王教授认为，近年来新型媒体的兴起和伊斯兰民间组织和政党的兴起在社会动员等方面作用强大，也为阿拉伯世界的政局增加的很大的不确定性。伊斯兰教和政治的关系与教义无关，而是与宗教之外的两点因素有关：第一，是否所有的政治组织都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第二，政治伊斯兰组织是否真正有能力治理国家，从中东国家的具体形势来看，政治伊斯兰在革命中有很强的动员作用，但其正面构建和治理能力相当有限。

　　前两位演讲者关心的焦点是政治方面，而来自伊朗德黑兰大学的阿布 穆罕默德教授则更加关注军事问题，他的演讲主题是“中东无核化的障碍”。他指出虽然国际上一直在努力使中东无核化，但是无核化的努力遭遇到一系列结构性和社会障碍，阿布教授提出了十方面的障碍：国际安全机构，如核不扩散条约等的区别性标准；以色列的武装化；其他霸权的持续核干涉；区域安全组织的缺席；北约的扩张；美国军事基地在中东的设置；文化认同间的冲突多样性和相互间的不信任；战略性矿产资源和稀有资源的稀有和流通；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所扮演的角色；中东国家的政权安全。阿布教授详细解释和分析了这十项因素，指出中东地区的去武装化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与挑战。

　　吴冰冰教授则集中讨论了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和中国对阿政策。吴教授指出，在中国很多学者认为用中性的词如转型等来描述阿拉伯之春更为恰当，因为其未来还不确定。吴教授指出，阿拉伯之春分为三部分，突尼斯到埃及，是真正的阿拉伯之春，革命是有社会要求的；也门是第二个阶段，并没有反映出人民的真正需求，而是反映出海湾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利益，特别是沙特的干预；第三个阶段是叙利亚和利比亚，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政权更迭。对中国来说，很明显要与不同类型的阿拉伯国家建立关系，中国的原则是坚持联合国宪章的授权。吴教授同时指出，中东地区存在三大趋势，第一是政治方面，具体来说面临着四大问题：政治体系的稳定挑战；社会经济挑战，大部分国家并没有明确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方案；第三个挑战是安全问题，如果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如何保障和平；第四个挑战是外交挑战。第二个趋势是地区的安全体制来解决地区间的安全关系。第三个趋势伊斯兰教的危机，如兄弟会等并没有在过去取得成功。这些趋势是所有大国都必须面对的问题，美国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清晰思路。对中国来说需要有不同的办法，中国关注的是和平的发展，这是中东地区最大的主题，也是中东地区发展的基础。中国需要向西部和中亚付出更大的努力。然后中国还要和海湾国家建立深入的关系，大国之间需要协作和制衡，希望欧洲能进一步参与进来。

　　来自埃及阿尔瓦伏德报的阿德尔发言的主题是“动荡世界中阿拉伯人的认同危机”。阿德尔主要讨论了中东的形势。在阿拉伯之春革命之后的两年，埃及人民自己对于身份认同存在着冲突，对于阿拉伯新一代人来说，认同非常重要。新一代人是民主化时代成长起来的，在两极对立之后，阿拉伯世界没有好的方式解决现代化。阿德尔提出，阿拉伯并不是一个国家，还有其他宗教，如何在混杂的宗教和地区解决好认同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中东版块的发言引发了与会学者和听众热烈的讨论，有学者从全球伊斯兰视野对各位发言人进行了评论，并提供了诸如北非、南亚等地伊斯兰的特殊情况，学者们在彼此交流和争论中进一步澄清自己的立场，也彼此加深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