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下午，北京论坛（2013）大国关系分论坛第三场讨论会“新型大国关系：全球治理”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2会议室举行。讨论会分为上下两个半场，分别由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穗生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关贵海主持。与会中外学者围绕中美合作应对全球治理各抒己见。
在上半场讨论中，巴基斯坦籍前联合国官员伊克巴尔 里萨（S. Iqbal Riza）先生、德国麦卡托大学教授希巴斯汀 赫尔曼（Sebastian Heilmann）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余万里教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达巍研究员、北京大学戴行钺教授等先后发言。在下半场讨论中，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保罗 埃文斯（Paul Evans）、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徐昕、澳门大学教授郝雨凡、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丁斗、美国海军研究生院教授迈克尔 格莱斯倪（Michael Glosny）先后发言。
里萨先生在题为《大国关系的发展趋势》的发言中回顾了历史上大国关系的特点，指出：“大国”这个词是在17世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建立之初出现的，当时，欧洲大国之间关系的特点是均势；到19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德国挑战英国的霸权地位，大国力量对比失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战后的20年间，美国力量迅速崛起，在二战期间同盟国一起打败挑战当时国际秩序的纳粹德国，并在战后建立了联合国；二战后，美苏发生了持续近半个世界的冷战；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基本趋于稳定。
赫尔曼教授在题为《探索欧洲在新型大国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发言中指出，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同时也是中美两国的重要战略、贸易和投资伙伴，欧洲在凝聚中美共识、加强三边合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今世界面临金融危机、贸易壁垒、气候变化、地区不稳定、暴力极端主义活动多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跨国犯罪等诸多挑战，合作应对这些跨国和全球挑战是中美欧三方的共同责任。
余万里教授在《理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及其现实路径》的发言中指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只是一个概念，还不是一个现实，它的价值取决于它能不能很好地指导中美关系的未来。在过去10多年里，中美一直在寻找彼此关系的定位，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积极、全面、合作”、“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到现在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些表述的变化表明，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始终存在着很多困难和障碍，中美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尤其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的不同很容易造成误解、矛盾和摩擦。但是在另一方面，双方都认识到中美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和矛盾，中美合作之利压倒冲突之弊，因而持续努力探索双边关系稳定与发展之道。
达巍研究员在《超越现实主义：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的发言中指出，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包含两个层次，一个是低水平的大国关系，即仅是不冲突、不对抗，没有冷战，也没有热战；一个是高水平的大国关系，即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目前，中美已经做到了不冲突、不对抗，但是像日本、菲律宾这样的第三方因素可能会迫使美国卷入同中国间接或直接冲突，要构建高水平的新型关系，就需要巩固中美经济相互依存，保持军事和核领域的战略稳定，在战略层面安抚彼此，共同参与改革当今国际机制的活动。
戴行钺发表了题为《微言避免中美冲突与对抗》的发言，他认为，避免中美冲突和对抗，不仅需要美国遵守中美之间签署的三个联合公报，也需要美国处理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东亚安全的影响。美国在中国同邻国的领海争端中拉偏架的做法以及在全球开展的范围广泛的监听活动等都不利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需要给予中国足够的尊重，平等地对待中国，当然，中国也需要尊重和照顾美国的合理关切，只有互敬互谅，才能构建稳定的双边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努力争取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议题上的合作共赢。
埃文斯在《“保护的责任”原则的未来》的发言中指出，“保护的责任”（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这个原则本质上来讲就是要求在发生冲突或内战的国家里保护无辜平民的生命安全和基本人权，防止出现大规模针对平民的野蛮暴力行为。他认为，在过去十五年间，中国在对待这个原则方面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历来主张不干涉别国内政，反对军事干预主权国家内政。但是，面对某些国家发生的种族屠杀或者无辜平民被虐杀的悲剧，这种主张往往会导致不作为，从而酿成更大的悲剧。中国在利比亚问题和叙利亚危机中的立场表明，中国在履行大国责任，特别是保护无辜平民免遭战争蹂躏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中国观念的变化有利于加强中美在应对具体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合作，从而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注入了实质内容。
徐昕在《塑造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共治下的和平？》的发言中指出，在中美关系史上，两国领导人未经龃龉就共同认可用同一概念“新型大国关系”来界定两国关系，这尚属首次。尽管这一概念有待双方以行动和政策加以充实，但它的提出反映出双方对过去大国兴衰悲剧的深刻认知、对目前若隐若现的中美战略对抗的高度警醒、对未来避免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共同愿望。强调构建“新型关系”的必要性凸显出中美双方对彼此关系现状的隐忧，更说明寻求建立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的新范式是一项历史性挑战。
郝雨凡教授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发言中指出，中国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的主要动因在于外界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快速崛起的担忧，这一概念体现出中国对自我身份认知的变迁以及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期待。中美之间存在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核武器的出现和全球化改变了大国互动模式，增加了大国间发生冲突的成本。尽管中美互信有待提高，但两国建交以来在双边、地区和国际层次的互动表明，两国有能力促进合作、管控分歧。两国领导人目前都需要花费更多精力应对国内问题。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以前导致中美两国产生分歧的问题仍将产生消极影响，但只要两国尊重对方的利益，认清自己的利益，积极沟通，保持现有发展态势，构建起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可能的。
丁斗教授在《挑战国与霸权国的狭路相逢：大国关系有新的模式吗？》的发言中认为，在当今世界，由于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大国之间的冲突几率很低。他指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政治论断，是中国领导为发展长期友好健康稳定的双边关系、促进两国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积极合作做出的一个战略性的举措，尽管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容有待充实，但是这一远景目标的提出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格莱斯倪教授在《新型大国关系：定义成功的中美关系框架的挑战》的发言中认为，中美在战略上互不信任不利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是很勉强地接受了中方的这一提法，因为两国在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尽管如此，最近两年中美关系中确实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因素，主要包括：两国开始在朝核问题上有更深层次的合作；两军交流也有很大的提升；双方经贸合作出现新的亮点，特别是关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双方建立了一些竞争和冲突管理机制；在全球机制和全球治理层面，双方也展开了积极合作；中美双方开始一起探讨改革当今国际机制的可能性。尽管这些政策仍有待落实，但是双方已经公开宣示，美国欢迎强大、繁荣的中国，中国也欢迎美国在亚太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这些积极的因素有利于实现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
在自由讨论环节，各位学者就如何加强中美在国际治理方面的合作、如何管控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如何促进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等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交流。学者们普遍认为，中美合作加强全球治理，特别是在共同应对全球经济疲软、保障能源安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应对气候变化、保障全球“公地”等重要议题上的合作，不仅有利于充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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