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论坛（2013）学术简报】高等教育的全球参与和知识共享（三）

2013年11月2日下午，北京论坛“高等教育的全球参与和知识共享”分论坛的第三场报告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贵宾室举行。会议分上下两个半场，分别由Carl G. Amrhein教授和Choe Sen-Yon教授，Marcus D. Childress教授和Friedrich W. Hesse教授担任主席。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就全球化背景下，学生的国际流动、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改革以及MOOC对教育的潜在影响等问题继续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会议的上半场，首先报告的是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专家 Joanna Newman教授，题目为“英国学生向外流动的策略分析和政策建议”。她认为国外求学交流经验促进了跨国文化的理解和国际合作，英国大学不论学术还是社会交流层面均欢迎国际学生，因为外国学生的到来丰富了学生的多样性并发展了跨文化的意识。但与此同时，英国学生向外流动比例减少，相关的研究表明，降低流动性的障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意识、经济和语言。对此，不只是英国，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均在国家层面上部署了促进学生向外流动与增加国际合作交流学生数量的战略。英国高等教育国际部将与高等教育领域专家进行合作，组织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实施该战略，促进学生向外流动，增加毕业生的流动性。Newman教授描绘了相关行动策略和政策建议，包括加强流动意识、跟踪流动进程、提供外部资金或岗位支持以及建立网络信息通道等方面。

　　来自老挝亚洲研究中心的Bouadam Sengkhamkhoutlavong教授在题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教育部门的行动研究：为政策和实践提供的经验教训和启示”的报告中，向大家介绍了老挝的教育改革和教育行动研究在教育改革中的引入过程，并结合全球化分析行动研究如何从政策走向实践。在这次老挝教育改革的研究当中，行动研究没有根据老挝的实际情况，而是被当成是全球化走向的一个部分而被理所当然地引入，从而被简化成了一种技术理性和基于先前经验的实践。作者从政策潜在后果和政策反弹的理论视角分析了老挝的教育行动研究形式，这种形式受到跨文化对话、考虑教学地点的教学法和自身行动研究经验的启发。

　　来自韩国成均馆大学的Kim In-Chul教授结合芝加哥大学Becker教授的家庭经济理论为我们介绍了韩国长期基准生育率的家庭经济学方法。基准生育率即社会所期望达到的或普遍认可的生育率水平。根据该理论，已婚夫妇希望得到最适宜的人生消费收益、子女数和子女受教育程度，并通过人生效用最大化来给予其子女最适宜的付出。Becker教授认为，许多家庭结构变化来自于收入和物价的变化，例如，如果一个家庭的花销预算因为工资增长而提高，夫妇双方可能会因此而需要更多的子女，就会导致妇女生育的增加；而如果女性的工资增加，她的时间所承载的价值就会相应增加，因此她可能希望减少孕育子女所需的时间，由此降低了对子女的需求。在此理论基础上，Kim In-Chul教授对韩国的基准生育率进行识别。在回顾了韩国以往生育情况的历史数据后，Kim In-Chul结合韩国妇女时间价值不断升高的实际情况，对未来5-10年基准生育率的标准进行了预测。

　　在讨论部分，Mainzer教授对基准生育率的预测方法提出了疑问，他认为生育数量与个人家庭财富总量等方面有关，不能泛泛概括，对此Kim In-Chul也结合韩国的社会背景做出了一些回应。还有学者对老挝的行动研究过程产生兴趣，想要了解老挝是如何是通过行动研究的反思和行动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基础以帮助教研活动免受到历史干扰，对此，Bouadam Sengkhamkhoutlavong教授介绍了老挝在行动研究过程中深入学校的一些做法。此外，与会代表们对学生的国际流动问题进行了讨论，Newman教授引用相关数据指出有国际化经验的学生更容易找到工作，而企业也更喜欢这样的人才，因为他们有更好的条件准备。

　　在会议的下半场，首先作报告的是来自希腊的Demetrios Sampson教授，他报告的主题是“面向所有人的开放教育数字化系统和服务”。他对于本次教育分论坛主题“全球参与和知识分享”的理解是在全球学习的环境下让所有学习者都参与进来，这涉及到了各类的教育机构以及不同的研究领域。Sampson教授结合自身的计算机科学背景，提出在不同的教研交流之间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像不同的系统需要通过统一的标准来交流数据和信息那样。他认为与领域内容和知识分享相比，更有趣的应当是分享教育实践的过程。

　　MOOC的流行对教学模式和学习模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面对MOOC的火热现状，一方面有人声称MOOC将使部分大学消亡，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MOOC的作用被夸大了。来自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尚俊杰教授在题为“教育流程再造——MOOC与高等教育改革”的报告中，认为MOOC确实为高等教育带来巨大机遇，但也有其局限性。高校可以借此契机，结合相关理论与技术，重新梳理教学和管理流程，从而实现教育流程的根本变革。为此，他提出了教育流程再造的若干切入点：首先是教师角色可以再造，MOOC的规模效益使得主讲教师能够配备强大的支持团队；其次是课程模式再造，高校可以通过MOOC开放以前因为各种原因而没能开成或没有开好的课，或是联合其他高校形成教学共同体，分享教学资源，学生的学习和考试方式也会产生响应的变化；再次是组织机构再造，MOOC可以实现“非核心”教学的社会化，学校通过让学生在其他学校选修一些非核心课程，以使自身专注于核心课程建设；最后是管理方式再造，在大数据和学习分析等前沿技术的帮助下，无论是教学还是管理的评价和决策过程都能够得到更好的支持。

　　来自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大学Salk 研究所和韩国仁川生命科学联合中心的Choe Sen-Yon教授在题为“‘药物发现合作实验室’的全球性合作”的报告中，为大家介绍了在全球层面进行知识分享的一种小众模式，他将其称之为“合作实验室”。这其中涉及到了政府机构和投资者等各个方面。他简要介绍了合作实验室的历史背景和取得的显著成果，总结过去三十年的实践，Choe Sen-Yon教授指出伴随着这种快速的发展，学术界和生物制药学公司的新型全球化合作进入了酝酿阶段，“药物发现合作实验室”（DDC）已经致力于从商业角度俯视全球性的健康和疾病，并设想推动一种高效率的知识共享。DDC会与政府和生物制药机构一同创建生物制药企业的研究基金，为发现这些治疗手段建立公共技术平台。

　　在最后一场报告“经略世界：中国高等教育的全球参与”中，来自上海市教科院和教育部国际教育研究与咨询中心的朱兴德教授对全球参与的定义进行了再次的解读。在他看来，全球参与是高等教育适应全球化社会的新发展，从总体上讲，中国高等教育全球参与的价值追求是经略世界，高校要有系统的规划和发展的自信，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是我们的核心任务，合作与共享是我们最主要的路径选择，开放而公平的生态环境是必要的保障。

　　在接下来的讨论阶段，与会代表与观众们继续围绕MOOC这样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对于高等教育的可能冲击进行了热烈讨论。Newman教授指出，调查中发现学生认为网上授课并不一定是理解课程内容的最好方法，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该如何促进学生的理解？尚俊杰教授对此的回答是, 目前MOOC处于开始发展阶段，要不断继续做出与此相关的实验和摸索；在这样的摸索过程中，我们要对影响因素进行考虑并做出区分，不同的课程和不同的学校都有其不同的需求。Sampson教授认为，在对待教师授课方式的看法上，有些教师将自己变为配角，授课过程只是照搬内容而没有与学生进行很好的互动，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形式，所以不论是在线还是面授，当前教师在教育体系中的角色与责任，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最后，一位观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MOOC的称呼是一种外在形式的描述，并没有描述其本质特征，而且随着它的发展演变，使用形式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变化，比如说混合式的教学方法，如果继续使用这样的名称，会不会将一些变种排除在外，或是一些原本不属于这种形式的教学也被包括在内？而且，不论何种的教学模式，都有其适用的范围，没有最好的教学模式，只有最合适的教学形式，目前了解到的对于MOOC的讨论，比较多的是它可以用来做什么，即便讨论其不足也是在使用MOOC的前提下提出的，可不可以跳出MOOC，从知识和学习者的角度来思考MOOC，比如说什么样的学科知识适合用MOOC来传授，或者是什么风格的学习者适合用MOOC进行学习？

　　带着对该问题的思考，本场报告会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