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发表演讲。刘陈平摄
昨日，第二届工商行政管理创新发展高层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此次研讨会也是第六届中国西部国际合作论坛的分论坛之一。国家工商总局、各省（区、市）工商局负责人、经济专家学者共话工商行政管理“改革”与“活力”。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作了《经济转型条件下民营企业的对策》主题演讲。
第四个问题是国企改革和民企转型的结果将是双赢、共赢。
国有企业体制要改革，它分两个层次，高层次是国有资本改革，低层次是国有企业改革。
先谈高层次的，国资委不用管具体的一个个企业，你应该把国有资本的配置问题搞好，因为这是最重要的。20世纪30年代以前人们谈效率主要谈的是生产效率，生产效率是什么意思？投入产出的关系，有多少投入？有多少产出？同等投入条件下产出减少或者产出增多了，就是这个意思。但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第二个效率概念，资本配置效率，这个概念出来以后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关注，从我们日常生活来说，至少可以见到有两个重要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一定要重视资产的重组兼并，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提高配置资源效率最有效的方式，也就是说资本市场要发展，它是资源配置最好的场所。
第二，过去常见把搞行政管理工作的人，搞人事组织工作的人，搞宣传工作的人都看作非生产人员，为什么他们是非生产人员？因为你们不在生产第一线，投入和产出都没有你们的份，但是资源配置效率出来之后这个改变了，因为搞人事组织工作的，致力于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人力资源优化配置以后效率马上提高了。搞宣传工作的，在调动每一个投入者的积极性，积极性发挥了效率也就上去了。搞行政团体工作的，是把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更好地组合在一起，所以如果以后谁再说你是非生产人员，你就可以说你这个观念是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了，因为我们的工作都是在更好地充分配置资源。
所以，国资委之下应该成立综合性的或者行业性的国有资本投资基金公司。它管资本的投入，哪一个部门短缺了，我们就加大投资；哪一个部门产能过剩了我们就撤出投资，把国有资本用到最有用的地方去，这就是高层次的资本体制改革。
低层次的国有企业改革，既然是企业，而且大多数国有企业都是股份公司了，上市公司了，是法人治理结构了，你如果觉得要通过什么事，你就董事会通过、总经理负责通过，法制健全就可以了，一定要让国有企业成为独立自主的经营主体，法人治理结构和股东大会对其进行制约。
只有这样国企民企才能谈到公平竞争，所以对民营企业来说就重在转型，它包括四方面。
第一个转型是发展方式的转型，你要走效率化也要重视产量，要有品牌效率。
第二个转型是营销方式的转型，不仅重生产，而且重产前产后服务，这样的话，效率就上去了。
第三是管理体制的转型，家长制、家族制在初期是有作用的，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就要把家庭持有的股权和企业经营权分开，我可以择优而不是择亲，只要能够推进企业发展可以外聘经理人，自己内部培养选拔出来也可以，这就是管理体制。
第四是现代管理观念的转型。这是很重要的，小业主是肥水不落外人田；肥水就要落外人田——只有企业做大了，最后才能共同发展。假如一个企业说我是家庭辛辛苦苦发展的，现在要改股份制了我不愿意，你要看得更远，只有企业把蛋糕做大了，你得到的才更多，很多方面需要转型。所以说小富靠勤奋，中富靠机遇，大富靠智慧，企业家应该有大智慧。
第五个问题我们刚刚讲了，既然企业讲国企、民营思路下的共赢，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讲社会和谐红利是最大的制度红利，最大的改革红利，社会和谐红利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改革的深入而逐渐涌现出来的，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多必要的改革措施。但是，社会和谐红利是我们体制优越性的表现。
发展方式的转变，其他国家一样可以有，社会和谐的红利才是我们优越的资本。围绕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扫清改革路上的障碍，首先要扫清阻碍社会和谐的障碍，要知道这些障碍在什么地方。
你见过工会管农民工的事吗？不会，农民工还没入工会呢，而且你也不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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