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在关注中国的崛起，当今中国在讨论自己的崛起。习近平把中国崛起精炼概括为三个字――中国梦，并且指明了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对圆中国梦不可或缺。毫无疑问，其间以政治解读为重。我们或许可以换个视角看问题，比如，中国该以何种精神和力量支撑崛起，通过何种途径实现崛起。
记得电影《兵临城下》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面对势如破竹的德国法西斯的进攻，如何才能激发苏联红军的斗志，一位政治工作者给出这样一个答案：“我们需要英雄！”事实正是这样，一个英雄产生出来，并宣扬开去，德国法西斯不可战胜的神话由此破灭，红军斗志得已激发。这就是英雄的引领作用。今日中国要实现历史性飞跃，也需要时代英雄提供精神动力，特别是在众多英雄中更需要思想英雄引领方向。
更准确地说，一个国家和民族要实现突破性发展，必须有强大的国家精神，而彰显国家精神又必须有生动鲜活的载体，这种载体往往有两种：国家层面的重大事件、可以写入历史的标志性人物。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或历史性变革之际，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品质会发生作用，同时时势也会造就英雄。国家处在平稳发展阶段，蕴含在社会中的精神品质不易显现，但英雄仍然也以产生。所以，国家精神的最佳载体是英雄。
英雄所以能够更好地彰显国家精神，同时引领社会，除了英雄品质原本具有引领社会的作用，还在于主流社会的大力推崇。因为，主流社会树立典范或标杆，目的即在于以此诠释主流精神和核心价值，让大众有所效仿。当然，英雄在不同国家和社会存在差异，比如英雄的产生方式有差异，即有的国家主要靠政府推动，有的国家主要靠社会推动。再比如评价标准和尺度有差异，因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存在区别，等等。
我们不妨在这里看一下美国人的英雄观念、品质及其代表人物。由小罗伯特·潘普林博士撰写的《美国英雄：他们的生活、信仰和价值观》一书中以“美国英雄调查”为题进行了一个电话访问，持续一个月访问800人。结果排出了英雄应具备的品质，前10项分别是：诚实（83%），富有同情心（71），具有高尚的道德标准（71%），具有克服任何困难的决心（64%），愿意做该做的事（63%），愿意为他人作出牺牲（59%），愿意坚持自己认定的原则（58%），愿意冒生命危险（54%），有宗教信仰。针对十几岁的年轻人进行的英雄品质排序为：诚实（83%），具有克服任何困难的决心（66%），愿意做该做的事（64%），富有同情心（61），愿意坚持自己认定的原则（59%），愿意为他人作出牺牲（57%），有强烈的信念（53%），愿意冒生命危险（53%），具有高尚的道德标准（49%），具有乐观的态度（44%）。美国一家从事市场研究和咨询的公司与媒体合作，进行过一个“谁是你心目中的英雄”的问卷调查，据此产生“美国英雄谱”，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人的英雄观。其英雄标准存在于调查问卷中：“贡献超越了自己的职责；在压力下能够英明决断；置生命、财富和荣誉于不顾；在一项美好事业中名列前茅；超越了自我。”他们从调查结果中截取了前20名公布出来，其中排名前三者，包括耶稣、马丁·路德·金、鲍威尔，耶稣是以自己的苦难拯救人类，马丁·路德·金推动了美国的平权运动，鲍威尔因越战期间冒死把上司和两名士兵拖出飞机残骸，因而获得紫心勋章。在此次问卷调查中，还设立了“行动中的人物”，产生出的20人的名单中，涉及各行各业，既有政界明星麦凯恩、军界女杰罗恩达·康纳姆，也有献身改善社会底层生活的残疾人阿兰·蒂贝尔。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了社会，产生过超越自我的作用。两个名单充分反映出人种庞杂、族裔繁多及其基础上的多元价值观。
相比较而言，当代中国的英雄比较单一，且富有自己的国家特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能否成为英雄决定于政府，这既与我们的体制制度有关，也就是大政府小社会决定了英雄只能源于政府的培树，才能产生更大社会影响力，当然也与文化基因有关，也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民众的文化心理与价值观念都突出于官方和正统。另一个是拥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也就是直接反映着中国共产党的道德价值观，并且这种观念紧随时代特别是阶段政治需要而处于变化过程中。所以，中国的英雄有鲜明的阶级性、时代性或阶段性。比如，“文革”刚结束，英雄谱上一定不能少了张志新、林昭，但到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全国开展的感动中国的“双百人物”评选，就不再出现容易让人产生联想的这些曾经的英雄。
英雄身上打着时代的烙印，满足当时国家的政治需要并非不正常，任何由国家政府推动或由社会推动而来的英雄，都存在着功利的目。正是存在功利目的而更有必要强调其间的区别，过于短期化和急功近利，也就是价值坐标和评价尺度易变，不可能产生深刻的社会影响力，只有站到更高的起点上，奠基于丰富的人文元素的科学评价标准，才能推动更具征服力的英雄产生出来，因此产生强大和持久的社会影响力。着眼当下中国，圆一个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最大诉求，要获得实现，必须确立更高的起点和精神境界，以保证拥有更强大的引领人类文明的能力。
很显然，实现这样的跃升需要对当下中国社会特点作出深刻把握。波澜壮阔的经济变革已经让中国傲立于世界，我们愈是往前走愈感骄傲，如果讲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本，很大程度上奠基于此。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中国走到今天确实遭遇瓶颈，所谓“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这个瓶颈有经济方面的，比如低端扩张式而非高端内涵式也导致不可持续，有社会方面的，比如因为利益分配失衡而来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重，等等。但笔者认为瓶颈还有更需要认识的方面，也就是创造力不足的问题。很久以来我们就没有创造领先于世界的科学技术成果与思想文化成果，个中原因突出在缺少思想家的引领。中国的封建王朝从来都惧怕思想，所以，除了春秋时期产生过思想的辉煌，此后的2000多年的封建史，几乎没有产生照耀人类文明前进的伟大思想家及其思想。哪怕盛唐时期统治者较其他王朝更宽容，这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思想罪、文字罪者。正是缘于此，经历过若干盛世的中国，包括有了康亁盛世，亦无法产生引领世界的思想，结果只能在天花板下循环往复。
看一下世界历史上崛起之大国，真正改变发展走向或让国家民族觉醒的往往是思想家，这样的人不多，有几个就可以改变国家走向。比如，席卷欧洲的文艺复兴最主要的思想推手，以个位数涵盖亦未不可。至今魔力不减的工业革命，或许离不开牛顿、亚当斯密、卢梭、洛克这样一些思想巨人。至于称霸世界的美国，尽管英才辈出，真正起思想引领作用的同样不多。由此而言，思想崛起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崛起的原动力。
既然思想家极端重要，怎样才能产生伟大思想家呢？两大突破或两个支撑很重要。一是要有包容思想家及其思想的人文环境。目前我们社会存在一个很大弊端就是禁忌太多，美国电影可以调侃总统、政府、警察，可以暴露社会阴暗面，因为我们担心影响主旋律而作较多限制，不同社会有不同特点，不求一律，但禁区多了，也就无法放飞思想。为什么我们的影视出了那么多“手撕鬼子”，姑娘被污辱后产生超能力，诸如此类的“抗战奇葩”，而无法产生好莱坞式的拯救地球的英雄？就是担心触碰到“雷区”。其实我们有一个思维惯性和认识误区需要明辨，为了保证主旋律，不允许其他“杂音”存在，搞清一色和舆论一律，这在国门关闭时或许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进入开放的社会，不允许其他观点的存在，显然做不到，假使真得做到了，也就意味着天敌不见了，没有了天敌还需要发展理论吗？理论不发展还会产生征服力吗？其间显然存在着逻辑关系。理论自信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思想家深入思考的结果，所以让思想家去思考是基础和条件。
另一个是让精神激励力量永远伴随思想家。换言之，让思想家真正成为国家英雄，而不是让他们背负沉重的包袱前行。看一下英国，为什么出了两个改变历史的人物――牛顿和亚当斯密，牛顿创造了人工动力，由此带来工业革命；亚当斯密创造了财富管理和增长模式。历史早已证明，产生大批思想家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产生大批贪官的社会一定有适合腐败生长的土壤。可以想像，牛顿去世时5位王公和1位大法官为其抬棺，年轻的亚当斯密参加晚会，包括首相皮特在内的王公贵族们等其落坐后才坐下，皮特解释说：“您不坐我们怎么能坐下呢，哪有老师不坐学生先坐的道理。”至于法国先贤祠中的72贤人主要是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和较少的政治家，人们就更为熟悉了。有了这样的人文环境，你想阻止大思想家的产生都困难。反观中国，官几乎成了一切，这样的价值观何以造就思想家？所以，我们需要解放思想，要按照习近平所说的，“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同时我们需要更大的政治勇气，以推进改革，保证形成优良的人文环境，并以这样的人文环境支撑思想家的诞生。
或许可以这样说，只有思想英雄产生出来，中国精神的品质才是至高无上的，中国崛起于世界才具有可能性。我们期待着！
（本文选编自新浪博客，原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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