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新的一轮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已经呼之欲出，转变职能，尽可能少用行政杠杆去干预市场和社会，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精简机构，增加行政过程的透明度，落实依法行政。一句话，厘清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边界，将市场和社会能办的事，交给市场和社会去办，建设一个小政府。
我相信，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这样的改革启动起来不成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让改革成果持久有效。行政体制改革遭遇的困境是，精简的机构再度膨胀，去掉的审批变相还阳。因而，行政改革不难，难的是如何保住改革的成果。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特别的国情，实际是有国家无社会。市场化的改革，只能由政府来拉动。由行政体系拉动的改革，创造了经济奇迹，也使得行政体系出现公司化的倾向。随着市场的逐步成型，社会也有了雏形，如果政府之手无所不在，无所不管，而且日益膨胀，将会成为可怕的怪兽，对市场和社会无疑是一种灾难，对中国国家发展，也是灾难。中国的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如果不约束好政府的这只看得见的手，恐怕前景堪忧。正因为如此，行政体制的改革，才会启动。
这样的改革，除了推进民告官的行政诉讼之外，还应该充分激活人大的权力，对行政体系实施硬性的预算约束，同时加强舆论监督。古今中外，行政体系自然的属性，就是要自我扩张和扩权的。扩张对这个体系有利，对体系中人也有利，政府这只手伸得越长，带来的利益就越大。作为国家的整体，的确需要行政体系减肥，但行政体系本身，却有着“增肥”的天然冲动。而行政权力扩张的结果，导致审批权和许可权的增加，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合法和非法的干预，机构的膨胀，带来了市场的畸形，也加剧了官民之间的矛盾。但是，即使行政体系中人能意识到这样的扩张带来的弊端和灾难，身在其中，单纯靠自身的觉悟收敛自己的行为，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精简放权的同时，还要加强外部的硬约束，缺此一项，反弹几乎是一定的。即使民告官可以激活，如果司法系统依然受限于行政体系，其效果必然不佳。没有外部的约束，改革的成果就容易被侵蚀，精简的机构，收缩的权力，会一点点扩张膨胀。
防止权力“反弹”的办法有一个，就是利用现成的行政压力体系。眼下的行政压力体系，是以政绩考核为中心的，GDP是核心指标。如果改变政府职能，连带着改变压力体系的指标内涵，从扩张型变成约束型，把改变政府职能，限制自身权力作为考核目的，从理论上，显然是可行的。
但是，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行政系统一级管一级，一级考核一级，如果用来追求GDP，具有内在的动力，因为这样的追求，会给每一级政府带来越来越大的利益。反过来，如果考核目标变成层层约束，势必导致利益越来越小，好处越来越少。机构和机构中的个人，哪里来的热情和动力来做这样的事呢？改革之初，由于自上而下的强大政治压力，人们也许会勉为其难，一旦时间长了，压力松了，下面就一定会反弹。所有的约束性考核，都会变成具文。整个体系，转过来去做考核禁止的事情，似乎具有不可阻挡的可能性。
因而，施加压力的可行方式，是中央层面带头，自上而下地不断施加压力，通过不间断地检查督促，确保各级政府的自我约束，不乱伸手，不越权。
